3.1 数据与变量

3.1.1 数据

本章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2005年的农村调查数据，通过研究者都能获得的这一公开数据来进行研究，是希望增强研究数据的可信度。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覆盖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125个县级单位，整个样本容量为10372人，其中城市样本量为6098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是58.8%；农村样本量为4274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为41.2%，本章使用的是农村数据。从农村样本的分布情况看，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1个村庄，共4274个农户进入调查样本，只有北京、上海、天津、西藏、宁夏、新疆、青海这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没有样本，可以说样本的代表性是很强的。

3.1.2 变量

一、因变量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问卷调查，本书将政治参与分为三个维度：选举政治参与、政治事务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选举政治参与代表认同政治参与，抗争性政治参与代表非认同政治参与，而政治事务关注介于这两者之间。

（一）选举政治参与

在农村，选举是被选领导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纽带，因此，也是中国农村村民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农村村民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主要是村委会选举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为此，这次的农村问卷将选举政治参与分为村委会选举参与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参与。

（1）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选举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部分公民来说可能是政治参与的唯一方式。投票是选举的关键环节，是选民参与选举的主要活动方式。虽然严格说来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属于社会参与范畴而不属于政治参与范畴，因为村委会只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组织，但由于在现实中村委会往往会接受上级政府部门分派的一些任务，承担基层政府部门的某些职能，而且村委会选举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村民民主实践的重要部分，同时与人大代表选举相比，村委会选举又是与村民生活距离最近、联系最密切的政治参与活动，因此，在我国民主政治研究中，一般都将村委会选举作为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在上一次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这一项问题来测量村民的投票参与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这三种。按照参与投票的主动性状况看，三个选项有一定的顺序，没有投票是投票的参与冷漠，因为要求才去的是投票的被动参与，自发主动去的是投票的积极参与。三种选项的频数分布状况是：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1381人，占32.3%；回答“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1679人，占39.3%；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1214人，占28.4%。

（2）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单选）”来测量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这三种。按照参与投票的主动性状况看，三个选项有一定的顺序，没有投票是投票的参与冷漠，因为要求才去的是投票的被动参与，自发主动去的是投票的积极参与。三种选项的频数分布状况是：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2606人，占61.0%；回答“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986人，占23. 1 %；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682人，占16.0%。

比较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与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可发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参与冷漠占32.3%，而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参与冷漠则高达61.0%；在村委会选举中，被动参与占39.3%，而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被动参与占21.3%；在村委会选举中，积极参与占28.4%，远远高于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积极参与的16.0%。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村民对带有一定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的政治参与热情远高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上面的分析提到，从严格意义上说，村委会选举是一种社会参与而不是政治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才是政治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然而，同村委会选举相比，农民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要推动农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就要将其变为直接、公开、竞争的选举。

（二）政治事务关注

政治事务关注属于一种日常的政治参与。当然日常的政治参与包括很多，如与人大、政协委员接触，与媒体接触发表政治观点等，但问卷仅测量了政治事务关注程度，问卷里的政治事务关注分为对村民委员会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的关注。

（1）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关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政治参与的前提，首先要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才有可能进行政治参与。为此，本书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来测量政治事务关注。本书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为1、2、3、4、5，在回归分析中把这个五分类定序变量当作连续性变量。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352个，占8.2%；选择“不太关注”的有920个，占21.5%；选择“一般”的有1370个，占32. 1%；选择“比较关注”的有1283个，占30.0%；选择“非常关注”的有349个，占8.2%。

（2）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地方人大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村民对地方人大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为1、2、3、4、5，在回归分析中把这个五分类定序变量当作连续性变量。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624个，占14.6%；选择“不太关注”的有1165个，占27.3%；选择“一般”的有1444个，占33.8%；选择“比较关注”的有880个，占20.6%；选择“非常关注”的有161个，占3.8%。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关注高于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而对选举投票的主动性也是对村民委员会投票主动性高于对地方人大。

（三）抗争性政治参与

所谓抗争性政治参与包括了三个要素：（1）一些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的要求；（2）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诉求；（3）政府是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者是第三方。在中国，抗争性政治参与常见于群体性事件。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增加了4倍多；2005年，社会抗争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总共发生了8.7万起参与人数在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30%多，平均每天250起。本章使用2005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的“F8．您有没有参加过以下活动呢（每行单选）”这一问题来测量抗争性政治参与。选择的支项为“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包括抵制日货之类的行动）”“个人上访/请愿”“集体上访/请愿”，答案选项“有”“没有”分别编码为1和0，将这三个分支选项的赋值加权为一个值，称为“抗争性政治参与”。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有4196个“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值为0，占98.2%;58个为1，占1.4%;17个为2，占0.4%;3个为3，占0.1%。与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等国家安排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同的是，抗争性政治参与属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例如，即使是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由于是自发的且事前未经批准，在中国也不属于合法的游行示威；而尽管信访制度（即上访、请愿）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但当前各级政府以降低上访率为维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上访反而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因此这里把上访、请愿也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

二、自变量

（一）社会经济地位

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显示，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如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其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考察社会经济理论是否在中国适用也成为本章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章将数据中的受教育程度重新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水平、高中水平和大专及以上这四个层次，分别编码为1、2、3、4。收入状况以问卷中的个人年收入数据来测量，为了减轻收入分布的严重正向的偏态状况，本书将个人年收入做了自然对数转换。

（二）政治身份

加入政治性组织是影响政治动员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本章用是否是党员来测量村民受到政治动员影响的状况，党员编码为1，其他情况编码为0。

（三）社会资本

目前对于社会资本变量的相当多的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的定义也有很大的不同。本章社会资本的含义采用帕特南的定义，即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

社会资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的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本章研究的是农村数据，由于村民的居住往往建立在血缘和家族的基础上，即使不是建立在血缘和家族的基础上，但由于长期的居住，也会产生“远亲不如近邻”的信任，因此村民间的信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数据中有测量村民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每行单选）”，选择支项包括：E14a.（近）邻居；E14b.（城镇的）远邻/街坊或（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E14c．同村的同姓人士；E14d．同村的非同姓人士；E14e．亲戚；E14f．同事；E14g．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E14h．老同学；E14i．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以同市或同县为界线）; E14j．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E14k．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E14l．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E14m．陌生人”，答案选项是“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5，缺失值为6，有些项目的缺失值较多，被访者选6时做缺失值处理，符合原来数据的结果，反映问卷的真实情况。为分析村民信任的结构，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这13个选择支项进行因子分析，共抽取出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3-1所示。根据变量在不同因子上载荷量大小的不同，本研究将社会信任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朋友信任因子。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69,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三个因子共解释了62.61%的方差。

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参与网络。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包括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其中将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的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在CGSS的数据中有问题“E18．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呢（每行单选）”，其分支项为“E18a．健身/体育活动；E18b．娱乐/文艺活动；E18c．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E18d．宗教信仰活动；E18e．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E18f．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E18g．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将五个答案选项“一周一次”“几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5、4、3、2、1，为了了解这些项目的结构，以特征值大于1为条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社会参与网络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11,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39.8%的方差。

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互惠规范。互惠是规范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互惠规范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是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而相互帮忙与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关，因此本章以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助行为来测量互惠规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采用熟悉程度和互助行为来测量互惠规范的。调查问卷中有“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和“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两个问题，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互惠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5,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69.4%的方差。

（四）媒介使用

1．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

在CGSS的数据中有“您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是怎样的呢”，其分支项为“E16a．看电视；E16b．阅读报刊；E16c．浏览互联网”，将五个答案选项“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6、5、4、3、2、1，频率越高，总的使用时间自然就越长，因此也可称为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

2．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

在CGSS的数据中有“在您看电视、阅读报刊以及上网时，对于时事新闻（包括‘焦点访谈’之类的专题调查报告/报道）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重新赋值为1、2、3、4、5。

三、控制变量

除了以上自变量之外，本章在模型中还引入了性别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性别作为重要的个体特征，对选举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本章将性别用虚拟变量表示，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一般来说年龄与选举政治参与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的拟线性关系，即年轻人的参与率是较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率逐步增长，到四五十岁达到最高，六十岁以后逐步下降。针对我国选民的已有研究也表明年龄与选举政治参与的关系也是倒U形的拟线性关系。因此本章加入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的平方项以年龄的平方除以100表示。所有变量的测量层次及统计变量见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