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章的因变量选举政治参与是一个三分类有序变量，抗争性政治参与是一个四分类有序变量，而且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连续性变量、有序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ordered Logistic）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而由于因变量不是二分类变量，因而并不需要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来分析，也不需要分析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机会比。

本章的因变量政治事务关注程度是一个等距变量，因此采用多元（复）回归分析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3.2.1 选举政治参与组分析

首先对因变量中的选举政治参与组（三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分析，得出表3-3：

表3-3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是男性（B=0.239, p＜0.05）和年龄（B=0.085, p＜0.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086, p＜0.001）。而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呈正向显著影响的分别是男性（B=0.292, p＜0.05）、年龄（B=0.059, p＜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051, p＜0.001）。也就是说，性别对两个因变量都具有正面显著影响，在相同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参与投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村民文化素质较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异依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很大，通常女性很少参与村中的公共事务，因此女性在投票方面比男性的发生比率要低一些。跨国比较表明，在发达国家，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异不大，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较大；一个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发达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小于落后地区。相对于城市来说，中国农村作为落后地区，其性别的投票差异就很大。

年龄对投票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拟线性的。年龄的标准回归系数为正值，而年龄的系数平方是负值，这表明年龄对农村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呈倒U型，即年轻人自主投票率较低，然后逐渐增长，到中年时到顶点，到老年之后逐步下降。这一研究结论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如国外学者Milbrath所指出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40岁到50岁达到顶峰并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在60岁以后逐渐下降”。国外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关系的存在。这是因为中年村民是农村中最主要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都与村庄治理情况密切相关，这部分人通常更加关注村庄的主要事务，也就更倾向于参与选举。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是教育水平中的初中（B=0.321,p＜0.05）。也就是说，在村委会投票参与中，与小学及以下学历层次的村民相比较而言，初中教育水平的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但教育水平在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中国农村，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并不一定村委会投票参与的概率也越高。这是因为在农村，教育水平在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多数都不愿待在农村，而是想到城市打工，因此对村委会投票参与就不关心。王丽萍、方然则发现，在投票方面，教育程度越高，村/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率越低。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北京市市民的投票参与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但受教育程度达到18年以上的受访者的参与程度却是最低的。胡荣在2001年对福建农村的调查也发现，上学年限在13年以上的小组的参与程度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却大大低于10～12年的小组。这说明教育对农村选举政治参与也呈倒U型。

在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年收入自然对数对其起显著的负面作用（B=-0.224,p＜0.001），这表示收入高的村民对地方人大投票参与并不感兴趣。关于个人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徐炜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郭正林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与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本章分析全国性数据发现年收入自然对数对地方人大投票参与起负面影响。对这一情况的解释应该与对教育水平的解释一样，就是收入高的村民想尽办法离开农村，因而对投票尤其是地方人大投票这些与其关系不大的选举投票率很低。这也反映了村民政治参与的功利性。

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497,p＜0.05）。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有正向显著影响的也是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491,p＜0.05）。党员村民的投票发生比率无论是在村委会还是在地方人大都明显高于非党员的普通村民。这一结果与胡荣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党员身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一个村民如果是党员，则在选举过程中既会受到党组织有力的政治动员，也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而且一般说来，党员村民的政治觉悟也较高，村委会选举是农村的政治大事，因而党员村民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自然也会高一些。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作用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B=0.223,p＜0.001）和互惠因子（B=0.205,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B=0.134,p＜0.05）和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13,p＜0.05）。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子中，乡亲信任因子是一个主要因素，解释了所有变量（社会信任）的37.98%的方差，远远高于一般人信任因子和朋友信任因子。也就是说，在农村，越信任邻居、街坊及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和同村的同姓人士以及同村的非同姓人士的人，就越容易参与村委会和地方人大投票。这也显示在组织化投票的政治参与中，乡情和亲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体上来说，社会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因子对村委会投票参与及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是基本起到正面作用的，而且一些主要因子，如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在农村，社会资本越多的人，就越愿意进行组织化的投票政治参与。这一结论与胡荣等人的研究并不一致，胡荣认为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本章却发现乡亲信任因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采用的是全国的、公开的、权威的数据，因此本章有理由推翻胡荣等人的结论。至少对于农村来说，影响投票政治参与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起正向显著作用的还有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337, 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的时候，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看电视时间（B=0.107, p＜0.1）、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阅读报刊时间（B=0.224, p＜0.001）都起正向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农村村民来说，无论是传统媒介（包括电视和报刊）的使用时间还是对时事新闻的关注，都能显著影响（村委会或地方人大）的投票政治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村委会投票参与作为因变量还是地方人大投票参与作为因变量，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对二者都起负面显著作用。其中村委会投票参与的系数值为B=-0.576, p＜0.001，地方人大投票参与的系数值为B=-0.311, p＜0.05。

3.2.2 政治事务关注程度组分析

对因变量中的政治事务关注组（等距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表3-4：

表3-4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工作关注起正面显著作用的仍然是男性（B=0.076, p＜0.01）和年龄（B=0.540, p＜0.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527, p＜0.001）。其解释与选举政治参与组相似，即男性尤其是中年男性更关注村委会事务；但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工作关注时，仅男性（B=0.056, p＜0.05）起正面显著作用。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中，年收入自然对数（B=-0.093, p＜0.01）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有负面显著影响，年收入自然对数（B=-0.073, p＜0.05）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也有负面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农村，收入水平高的村民对村委会、地方人大工作并不关注，其体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状况与选举政治参与一样。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高的村民更多地依赖城市里的就业和商业机会，因而就对村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都不太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以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特征。

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085, p＜0.01）。农村里的党员并不多，而且有党员身份的村民很可能就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因此才对这类事务极其关注。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乡亲信任因子（B=0.136, p＜0.001）、一般人信任因子（B=0.080, p＜0.01）、互惠因子（B=0.052, p＜0.05）。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乡亲信任因子（B=0.096, p＜0.01）和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063, p＜0.05）。可以说，社会资本中的大部分变量会正面影响村民对村委会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看电视时间（B=0.065, p＜0.05）、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287, p＜0.001）。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的时候，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阅读报刊时间（B=0.130, p＜0.001）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293, p＜0.001）都起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农村村民来说，无论是传统媒介（包括电视和报刊）的使用时间还是对时事新闻的关注，都能显著影响政治事务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当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作为因变量时，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其起负面显著作用（B=-0.058, p＜0.05）。

当因变量为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时，调整后的R平方为19.9%；而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时，调整后的R平方为17.6%。这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还是有相当高的解释力度的。两个方程的显著性通过了F检验。

3.2.3 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分析

对因变量中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得出表3-5。

表3-5显示，当因变量为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时，起显著作用的是社会资本组中的朋友信任因子（B=0.544, p＜0.05）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B=0.428, p＜0.05）。也就是说，信任朋友和频繁接触互联网的村民更容易进行抗争性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