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诸多传统中，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其对政治经济权力和现有传播实践与理论的批判，使其成为传播研究中的异类，在经验研究占统治地位的北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导致了该学术流派的相对集中和紧凑，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传承也大多限于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之间，或者一个系所内，并互相合作，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和解释传播的路径。这种集中和紧凑使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传承脉络和相对统一的理论意旨，彰显了一个传播研究分支学科的身份。研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再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和理论逻辑，更加深刻地认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贡献；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传播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知识镜鉴。本书以知识谱系的写法，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范畴、谱系进行梳理，勾勒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和流派的发展、演变、拓展和繁衍的知识谱系图，理解其主要视野和解释传播的路径，提炼该学派的理论精髓，思考其对中国传播业和传播研究的启示和可借鉴之处。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诞生受到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各种思潮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最初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怀疑与批判态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自始至终的理论姿态；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直接启发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技术批判和社会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地继承了社会学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传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传播学经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斯麦兹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和理论权威，其研究从批判美国电子传播政策和电视内容开始，致力于研究全球语境下卫星传播规制，批判了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斯麦兹坚决反对由市场力量决定传播资源的分配，坚称广播频谱是公共财产，应该置于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呼吁维护公共利益。斯麦兹系统地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并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姿态看待美国传播工业在全球的扩张，尤其关注加拿大传播工业对美国的依附，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他还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积极建言，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他的研究从宏观上审视美国传播工业向世界的拓展，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后来转向关注美国统治阶级和传播者，批判思想管理和观念操纵，关注信息和传播工业中的劳动力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他批判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媒介政策，揭露信息时代的谎言和悖论，晚年重新回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信息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危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在斯麦兹和席勒之后，根据不同的主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繁衍出来几个亚研究领域。

电影政治经济学注重探讨电影文本和行业背后政治经济权力的互相建构，体现了清晰的知识谱系、鲜明的学术传承脉络和独特的理论逻辑。电影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维度探讨电影的本质和功能，揭露电影业背后的经济制约和权力关系，阐明电影业和资本之间的密切关联，揭示美国电影向海外拓展的政治经济驱动力，以及世界电影市场的依附关系及其深远影响，为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电影和电影业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洞见。

新闻政治经济学以反潮流的学术姿态揭露了资本主义媒体的本质和危机，揭示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新闻管理和媒介框架，解构了以客观性为代表的新闻职业主义理念，批判了媒体作为权力代理的角色和作为宣传模式的职能，批评了媒介垄断趋势和媒介解除管制政策，并提出了各项媒介改革方案，为传播研究和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本质、价值以及影响提出替代性的理论视野，形成信息政治经济学流派。信息政治经济学认为信息和信息科技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批判了信息的商品化、私有化和移动化，提出“信息补贴”的概念来反映信息源对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控制。信息政治经济学关注信息行业中劳动和劳动力的角色，用“全景分类”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信息政治经济学阐明了信息和信息科技的矛盾特质。

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关注互联网诞生背后的推动力量，分析互联网的性质及其价值意义，尤其是其作为传播工具对推进民主的意义。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政治选择过程，受资本控制，互联网的商业化和解除管制导致了垄断；互联网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工具，加大了信息鸿沟，掩盖了社会的不公，体现了反民主的趋势；互联网对教育行业的入侵导致了教育的商业化，影响了教育的方式和质量；互联网本身是不自由的，不会带领我们走向自由的乌托邦。

广告政治经济学关注广告在资本主义传媒体制中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从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出发，将广告传播与更广泛的经济运作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对广告的控制机制和拜物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解释了当代社会关系中广告的角色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为理解广告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视野。

跨学科的取向一直植根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因之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交叉学科，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诞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也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各种跨学科取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种族研究的结合注重分析种族和传播的互相建构；女性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看到了传媒背后的男权政治和金钱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结合注重解释不同族群的传播现象和行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也在争论和对话中走向融合，在不断反省和自我批评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与时俱进。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可以总结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反复强调传播行业是“我们的”，传播资源应该为普通公众所有，但我们的传播是不自由的。传播政策的制定缺乏公开和自由的讨论，新闻管理、媒介架构、宣传模式、媒介依附等概念证明媒介是不自由的，文化帝国主义证明传播过程是不自由的，受众商品论证明受众是不自由的，思想管理和“全景分类”证明公众也是不自由的，媒介市场存在垄断和寡占现象，缺乏自由竞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呼吁公众通过抗争和结构的改革，打破政治经济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实现自由平等的传播。

从元理论层面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即控制是其传播本体论，唯物主义是其世界观和认识论，传播价值观是公平优先于效率，人性观是消极受众观，实践观是学术改造世界，方法论是质量并行，体现了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刻的价值关切和细腻的理论情怀。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在传播研究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解现实传播世界的话语体系。作为批判学派的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利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践，彰显自身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立场和取向，并试图在传播研究场域以及更广的社会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争夺话语权。以“盲点”辩论为代表的学术话语在推动传播研究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传播工业和传播研究有诸多启示。对中国传播工业来说，应该引入公开透明的决策讨论，由民众决定媒介的结构和政策以及发展路线；传播资源应该交由公众来控制，以保障公共性。反对过度商业化，坚持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传播研究来说，应该建构中国传播研究的主体性，传播学者应承担道德责任，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寻求和告知真相，坚持独立的姿态和左翼的批判取向，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与建言并行；以清晰浅显的表达方式进行写作，进行超越学术的参与。传播研究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切关怀，尝试去改变人类社会，在社会制度设计上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