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条主要路径,在过去的60年里给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它最初在传播研究领域内产生,却走上了与传统经验传播研究悖反的批判路径,其对现存政治经济权力和传播体制的批判使其成为传播研究中的异类。尤其是在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传播学经验研究,又称行政研究,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大多专注于行为主义角度,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通过实验和调查考察传播活动的过程和效果,故自称为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西欧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是站在行政当局的立场上,研究如何在维持现有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传播效率,因而称其为行政学派。占统治地位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其因为曲高和寡的批判取向,不受商业媒体机构、大学管理者和基金组织的青睐。不像经验传播研究在北美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有广泛而分散的落脚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限于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之间,并互相合作,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这种集中和紧凑使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传承脉络和较为统一的理论意旨,彰显了一个传播研究分支学科的身份。本书尝试以知识谱系的写法,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范畴、谱系进行梳理,希望勾勒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和流派的发展、演变、拓展和繁衍的知识谱系图,理解其主要视野和解释传播的路径,提炼该学派的理论精髓,思考其对中国传播业和传播研究的启示和可借鉴之处。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以及同具有批判传统的文化研究,甚至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派都有很大分歧(冯建三,2003)。1977年,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发表了《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响,引发了传播研究领域一场持续20年的“盲点”辩论,参与者有经验传播研究学者、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英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等。各方学者不断思考自身的立论基础和逻辑,并以此为契机,探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关系,分析批判学派的前途和媒介运作方式的转型等。尤其是在行政范式(administrative paradigm)行政范式即经验传播研究所采取的研究范式,参见Pieter Fourie,“Paradigms in Media Research: A Preliminary Overview”, Communicatio, Volume 15, Issue 1, 1989, pp.32-38。占统治地位的北美,批判传播学者和主流传播学者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对于批判学者来说,经验研究对现状的非批判假设是对思想责任的彻底逃避(McChesney, 2007: 40)。而政治经济学路径则被认为是主观的、非实际的、拒绝其他研究路径的只破不立的破坏者。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于自身论证上的缺陷,常常被经验传播学者攻击为经济决定论、反市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批判学派总是如履薄冰,在高校、学术领域和更广阔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公众政治运动的式微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批判学术的统一性最终破碎。同时,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忙于高理论(high theory)高理论是麦克切斯尼的说法,他指的是各种后现代和后结构理论,脱离现实,进行纯粹玄虚的哲学思辨,这也是他一直所反对的传播研究取向。,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社会变迁的兴趣逐渐消失(McChesney, 2007:59)。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逐渐落寞,但是并没有衰微。随着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新的主题不断出现,传播生产、传输与接受体验不断变化,阶级、性别、种族的关系日益复杂,传播业内在和跨行业的结构变迁日益显现,劳动和劳动过程的私有化不断加剧,劳动力的斗争和联合日趋活跃,国家和公共传播的关系更加复杂,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来分析传播现象显得更加重要,这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