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斯麦兹的研究历程和学术轨迹

1907年斯麦兹出生于加拿大雷吉纳（Regina），后随家迁往美国加州，192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来是美国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制度经济学派的中心，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很活跃。在伯克利，斯麦兹深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并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布拉第（Robert Brady）就在此任教，斯麦兹深受其影响。年轻的斯麦兹积极参与了各种左派政治运动，而且“很享受作为左翼的生活”，但是，据他本人回忆，他自始至终都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Smythe, 1993）。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斯麦兹受“罗斯福新政”的吸引，先后为美国农业部、统计署、劳工部工作。在政府工作期间，旧金山长滩的工人罢工和中西部农民在大萧条时期的饥荒生活，使他对阶级斗争有深刻的认识，也使他更加关注社会公正。对西班牙内战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关切使他加入了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他积极组织农场工人进行斗争，还在华盛顿创办了左翼的合作书店。1943年起任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首席经济学家。任职期间，他参与了美国电子传播政策的制定，开始了电视广播频率的分配和规制的研究，并对电报和广播产业的收入、成本、服务质量等进行经济分析。1947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标志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领域和传播分支学科的确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他不得不将这门课称为传播经济学。在传播研究所，他与诸位著名的传播学者共事，如传播心理学家、传播研究所的主任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电视研究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和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彼此相互影响。虽然他任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并担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但他的主要兴趣和精力都在传播研究上，而非他的本行经济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斯麦兹由于持左翼的批判取向，深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很难出版论著和获得资金资助进行研究，同时与施拉姆存在分歧。1962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他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于次年回到了加拿大家乡雷吉纳，任萨省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社会科学部主任，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到了加拿大。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席由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接任。1974年，他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大学，之后一直任教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仍然活跃在学术界，1992年逝世。

斯麦兹的研究开始于FCC工作期间，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广播的市场运作，分析新成立的广播台的收入、成本和服务质量问题。1947年正式开始学术生涯后，致力于结合广播行业的发展和自身工作经历来分析和批判美国电子广播结构与政策。20世纪60年代，他转向务实的咨询研究，从学术和思想领域转向世界事件，专注于和平、核武器和政治决策以及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并致力于全球语境下卫星传播的研究（Smythe, 1960a）。回到加拿大后，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和具有责任感的学者，他系统地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并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看待美国传播工业的全球扩张，尤其关注加拿大传播工业对美国的依附，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斯麦兹研究的课题广泛，包括美国电视的商业主义特征、美国广播的规制政策、竞选过程的商业化、美国媒介系统的宣传原理等。他也围绕公共广播、付费电视、卫星传播和电话垄断在国会上做了报告，进行政策讨论。在国际舞台上，他结识了哈洛伦（James Halloran）、诺登斯腾（Kaarle Nordenstreng）、席勒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活动，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积极建言，为国际传播理论发展和实践做出了积极贡献。

纵观斯麦兹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历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逆时针”的过程（Smythe, 1993）。他从加拿大到加州伯克利到华盛顿到伊利诺伊再到回到加拿大，走过了一段逆时针的路程。在霸权主义国度里，他时刻面对着针对左翼人士的攻击，但他并没有委曲求全、明哲保身，而是直面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病。在学术上，他兴趣广泛、多元，面向不同的受众而写作，涉及广播政策（Smythe, 1957）、电视研究（Smythe, 1993）、宗教与传播（Smythe, 1955）、竞选过程（Smythe, 1960b）、新闻自由理论、反托拉斯，甚至原子武器的挑战、酒精中毒、电影院顾客等。他的“受众商品论”和“盲点”辩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宝贵思想遗产。他的学生古巴克这样评价他：“三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沿着他指出的方向前进，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没有他，传播学的研究就不大一样。”（Smythe, 1993: 10）归结其学术生涯，斯麦兹都在进行与主流商业媒介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观念相对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契合了他对自己“逆时针”一生的总结。虽然他的研究主题和焦点不断转移，但他的思想具有统一性和联系性，政治视野和批判精神也始终如一。以下从传播政策批判、传播技术批判、受众商品论、媒介依附论等方面详述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