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传播政策批判

斯麦兹的研究开始于FCC工作期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合并听证中对电报产业进行经济分析。1946年他开始了广播市场的研究，分析大量新成立的广播台的收入、成本和服务质量问题。但是一般认为斯麦兹的学术生涯始于1947年，正如他的学生古巴克在编辑他的文集时所说的：“为什么没有斯麦兹1948年以前尤其是在FCC期间的著作呢？我的答案是政府工作往往不是单个作者的产物，也不完全是作者的观念。”（Guback, 1993, in Smythe, 1993: 8）斯麦兹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和批判美国电子广播结构与政策。在FCC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有着深刻的认识。1948年，FCC宣布暂时停止发放新电视台的营业执照。20世纪50年代非商业化电视台很难获得许可证，很多人都去争取商业电视台的许可证。美国全国教育广播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Broadcasters, NAEB）需要证据证明利益驱动的电视台不能提供优良的节目服务。于是在NAEB的资助下，斯麦兹进行了商业电视内容和付费电视的研究。他关注电视对人的影响，对美国电视所呈现的现状进行质疑和批判，指出呈现给美国电视观众的现实世界几乎没有教育机构的参与（Smythe, 1993: 69）。商业电视台的所有节目都或多或少在一个明显的商业环境下呈现，广告占据了5分钟中的1分钟，打断了表面上连贯的节目内容，商业信息与节目内容紧密结合，甚至广告信息就是节目内容。在节目内容的维度上，娱乐类型的节目占据了总时间的3/4。3/4的电视节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好玩，信息类型的节目总计不到总节目时间的1/5，而导向类型的节目大概只占总时间的1/10。艺术（绘画、雕刻、建筑）和文学只占总时间的1%不到，多样性遭到破坏。斯麦兹还对电视内容进行了微观的分析，批判了电视内容的偏颇。他分别分析了记者、教师、科学家、家庭主妇在电视中的角色，指出所有英雄人物性格和个性总体来说都与我们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紧密对应，而反面人物一般都持与我们文化对立的其他价值观，政府官员的言行被描绘成更接近社会需要的价值标准（Smythe, 1993: 72）。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商业电视内容置公众需求和公共利益于不顾而追求广告和商业信息呢？斯麦兹将其归结到美国的电子传播政策，美国社会的媒介政策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倾向于保护这些利益，防止限制和侵害这种利益。在社会结构设计上，越来越难以区分商业政策和结构与政府的政策和结构（Smythe, 1960a），公众被排除在外，在其他国家广播的使用都是基于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而美国则是一个私有商业组织和政府组织混合的复杂共同体（Smythe, 1957: 60），这个共同体制定的传播政策只会增加特权者的优势而将边缘贫穷者永远排除在外。

作为FCC的首席经济学家，斯麦兹熟知美国电子传播政策的制定过程。但他没有站在官方立场上为FCC所制定的各种政策辩护，而是从公众立场和公共利益出发，批判美国传播政策的种种不合理和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付费电视的呼声开始出现，当时大家关心的就是作为新媒体的付费电视如何运营。斯麦兹认为观众在付费电视中注定是输家（Smythe, 1993: 81），付费电视设备的专利所有者期待巨大的利益，所以付费电视必将导致垄断。而垄断导致所有者有权力决定美国人看什么，并享有设定价格的权力而不受限制。专利所有者授权付费电视经营者使用，这些经营者受专利拥有者的控制，将出售或出租解码、编码的设备给观众，同时支付政府许可证费用，对节目和利益进行控制，导致了节目的垄断。付费电视节目的垄断导致所有者有权力决定美国人看什么，并有不受限制地设定价格的权力。而当时的FCC则对商业广播电视执行了放任自流的政策，公众的呼声被淹没，广告和商业信息占用了宝贵的媒体资源。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广告是问题的根本，如果消除了广告，广播内容自动就会改进。斯麦兹批判了那种认为消除广告就能消除电视弊端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观念，忽视了所有权的制度因素，付费电视与商业电视一样是放置于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中，是私人所有和受利益驱动的，消除广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Smythe, 1993: 75）。在他看来，受利益驱动的电视台不能提供完善的节目服务（Smythe, 1993: 43）。

斯麦兹熟悉美国商业媒介体制的运作模式，斯麦兹坚决反对由市场力量决定传播资源的分配，站在了美国媒介商业化浪潮的对立面。当时有人呼吁市场力量作为1934年《传播法案》（Communication Act）的公共利益标准的替代者，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开端，他也因此被打上了“攻击经济民主”的烙印（Smythe, 1993: 85）。斯麦兹不断就媒介私有权的问题进行斗争，并不断思考所有权、制度、经费的可替代方式。在FCC的工作经历使他熟知FCC的工作程序与原则，他认识到美国电子传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一个不自主的过程。他质疑FCC有效规制私有公司的能力，批判FCC维护私有公司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他坚称广播频谱是公共财产，应该置于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Smythe, 1960a: 19），呼吁维护公共利益，保护非商业。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责任论进行批判，认为社会责任论是大企业公共关系项目的一部分。他尖锐地指出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冷战学术的产物，歪曲和浪漫化了传播史（Smythe, 1993: 91）。他从社会阶级结构、政治经济学和权力分配等角度对新闻自由教条和社会责任论进行了批判，认为新闻自由来自社会的阶级和权力结构，而所谓自由主义理论，从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则，仅仅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口号，是掩饰政治家和商人行为的工具（Smythe, 1960c）。在战后欢呼美国新闻自由的大潮中，斯麦兹冷静客观地分析了美国新闻自由的表面性和虚伪性，体现了一位学者独立的精神和坚定的立场。

斯麦兹还做了许多演讲和报告，为各种组织做了很多咨询工作。1961年，他在国会上主张反托拉斯和垄断，指责贝尔公司、通用电气、西屋电气等巨头主宰了当时通信市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经常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滥用权力。他认为只有彻底的权力结构解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主张制定全国性的保护竞争的政策，在电话、电报和传播行业的规制上实现重大的结构和政策变革。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如立刻结束和禁止各种关税，打破电话运营商之间的壁垒，解散“贝尔帝国”，阻止贝尔公司对有线电话、电视和广播传送服务的垄断，将电信巨头分成几个小的、互相竞争的实体运行公司。这种分离到1984年才实现。

斯麦兹对国际传播研究的贡献不能忽略。二战刺激了广播技术的发展，战后，卫星传播技术给媒介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战争创伤，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被使用到电子传播的研究和运用上，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卫星传播的领军者和垄断者。斯麦兹并没有为美国电子传播的发展摇旗呐喊，而是从国际视野考察电子传播的运用和未来。他考察了国家和国际电子传播系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结构，对电子传播领域的垄断忧心忡忡。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美国的广播从来不会超出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所以他努力寻找各种替代性的方式（Smythe, 1993: 83）。他反对美国卫星的私有制，指责国际技术联盟（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Union, ITU）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将广播频谱用作军事目的。斯麦兹进而提出建立国际广播频率使用新秩序，成立国际卫星传播的规范组织，协调卫星传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在互惠互利的政策前提之下，只要符合国际广播委员会制定的使用政策，任何国家都能使用通信卫星进行广播（Smythe, 1960a:24）。斯麦兹作为加拿大的代表，催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第三世界信息自由流通，为其确定了信息国际传播规则。他呼吁发展中国家建立、控制和操作它们自己的传播系统，维护本国主权和传播工业的独立与自治，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了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