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达拉斯·斯麦兹：传播政策与结构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业的商品是受众和阅读。大众媒介的精彩内容，只是吸引顾客登门造访的“免费午餐”，受众被媒介当作商品出售给广告商。

——Dallas Smythe, 1977

达拉斯·斯麦兹是公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斯麦兹就没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或者这个学术路径就会以别的名称出现。1947年斯麦兹应施拉姆（Wilbur Schramm）之邀，在其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任教，并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标志着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传播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的正式诞生。如果说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斯麦兹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他在逻辑推演上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该学派在美国以及世界传播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斯麦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他学者无出其右。2001年郭镇之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是国内较早引介斯麦兹的文献，该文介绍了斯麦兹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及其主要理论和实践贡献，遗憾的是未能对斯麦兹的思想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十多年来，国内对斯麦兹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极少，这与斯麦兹在传播学史中的地位明显不相匹配。随着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各种“后学”喧嚣一时，批判研究日益衰落、破碎，传播政治经济学日益受到冷落，斯麦兹也逐渐被人遗忘。重新研读斯麦兹，让其思想重新焕发生命力显得尤为重要。当代新媒体语境下传播媒介的丰富和变革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传播结构，斯麦兹对传播结构与政策的批判现在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新研读斯麦兹可以让我们重温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继承其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当下传播业和传播研究提供参考。斯麦兹一直是站在美国传播业和主流传播研究对立面进行立论，否认所谓的自由主义新闻制度和理论是最理想和最优的，并一直寻求替代性的传播体制。中国的媒介制度作为西方商业媒介制度之外的一个“异类”，一直受到斯麦兹关注，他也曾将中国传播业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传播业进行对比分析。斯麦兹的政策思考和理论探讨能为我们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传播体制提供借鉴，斯麦兹反潮流的学术姿态和冷静的理论推演都值得后辈学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