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重建记

受族人委托，牵头筹建老家祠堂，任祠堂建设理事会理事长。筹建期间的辛酸与委屈，族人之间的钩心与斗角，是我始料未及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规族约逐步土崩瓦解，村风民俗几乎荡然无存，不免感叹，特以文字记之。

1

建华的脸色红润。还不只是红润。从视频里看过去，他的五官有些扭曲变形，面部血红。这肯定是他喝了酒后，酒力发作，正面红脖子粗着。

而小窗里的我，脸色乌青、发白。已经晚上六点多了，我还没弄上一口吃的，但一点饿意都没有，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此时，我正口干舌燥，浑身发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往外涌。

建华张着嘴，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黄色龅牙，他不断地解释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对着手机屏幕，大声冲他呵斥，我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淋漓与痛快，我觉得这就像是直接将口水与唾沫喷在建华的脸上一样。

如果不是隔着手机，如果我们面对面的话，今晚肯定少不了要干一仗。我估算过，身高上，我胜建华一筹；年龄上，我也小他好几岁。这些都是我的优势。当然，或许体力上我可能要略处下风，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建华是做泥水匠的，在外搞建筑搞装修。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二叔和三叔一起给人家盖房子。我家的房子就是他们一起盖的。现在我还记得，他在高高的墙上走来走去的样子，他一点也不晕，一点也不紧张；我还记得，他稳稳地蹲在墙头，用两只手接地面上的人抛上去的砖，就像接一本丢来的书那般，一点也不费劲。

我和建华刚才在“苏屋”微信群里大吵了一场。微信群里有一百几十号人，都是苏屋的男女老少。苏屋，是我老家村庄的名字，这实在是一个一点诗意都没有的名字，土得掉渣。难怪海子曾说要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现在想想，我是能够理解的。他的家乡叫查湾，离我老家不远。在我们这一带，村庄的名字，大多是什么“屋”、什么“湾”、什么“口”、什么“岭”之类，别说有那么多的山没有名字，有那么多的河流没有名字，就连一个村庄多半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像模像样的名字。你看，我们村叫苏屋，这是一个多么不伦不类的地名啊。

我常想，我们有着这样一个还算不错的姓氏，这个姓氏还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人，比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为何我们村会这样，连一个村庄的名字都取不好呢？据族谱记载：神龙元年（705年），苏味道被贬眉山任刺史，不久又复迁益州，未行而卒。其次子苏份留于眉山娶妻生子，“自是眉山始有苏氏”，说的就是这个。从此，川中便有了后来的苏氏，这些子孙中，就包括闻名遐迩的“三苏”。老家祠堂正面墙上贴着的那副对联，其中就有“眉山”二字。这样算来，我与“三苏”同属苏味道的后裔了。在许多年前，我们这一支的祖先，从四川迁移了出来，在安徽一带生根发芽。

2003年后，我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后来在县城买了房子，几乎很少回老家。尤其是生病后，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回去过。那些年，算命先生以及神婆认为，我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我老家的房子下面葬了两座坟。而两座坟上的那间房子，恰恰是我少年时住过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间房子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做作业，胡思乱想，做过不少的美梦。

直到爷爷去世，我才回了一趟老家。八年多的时间里，老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村里修了水泥路，很多人家盖了新房子，有不少的人故去，有很多的小孩子满地飞奔而我一个也不能认出来。最大的变化还是我家的那几间房子，它们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了。我曾经住的那一间被夷为平地。房子的主人换成了以前的邻居毛公公。毛公公的妻子前些年走了，女儿也已出嫁，家中就他和他儿子两个人。那天我进去时，屋里面堆得到处都是东西，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而门口的稻场上，杂草长得几乎齐腰深了。

爷爷的丧事是在祠堂里举行的。祠堂还是以前的祠堂，只是已经破旧了许多。按乡下的习俗，每个逝去的人的最后一站，都被安排在祠堂里。乡下人的一生，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孩子，到死，可能唯独最后的一站，有一个稍微正式和隆重的仪式。人死后，族人前来帮忙，一起在祠堂里挂起白色的挽幛，点燃大红的爆竹，奏响破旧的锣鼓，吹起幽怨的唢呐。葬礼上，道士手舞足蹈念经，亲人披麻戴孝磕头，亲戚邻里焚烧纸钱，哭哭啼啼里，闹闹哄哄中，故去的人离开村庄，离开人世，从此魂魄远去。

祠堂，又称宗庙、祖祠、宗祠，是供设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也是举办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比如《白鹿原》里，一些重要的节日，族长白嘉轩会将族人召集至祠堂，讲道理说规矩谈乡约；黑娃、孝文在各有归宿后回到白鹿原，请求白嘉轩让自己重新回归族人祠堂，祭拜祖先；田小娥一心想要进祠堂而白嘉轩坚决不同意；等等。

不过，记忆中，我们的祠堂除了在大年三十晚上祭祖时，偶尔会有人提议发言，说点村里的事情外，其余的时间里，从未举行过其他仪式。即使是在这样的祭祖仪式上，长者的提议也没几个人能认真听进去，大家烧了香点响爆竹磕完头后，便各回各家吃年夜饭。饭后都在玩扑克、搓麻将。有一些族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多年也未曾回来过，有的干脆在外地定居。

这么说来，为逝者举行葬礼，算是我们村祠堂最重要的功能了。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族人也会在祠堂办红喜事，比如，谁家接媳妇、生孩子都要在祠堂里摆上几桌酒席，热闹一下。但现在，这样的喜事，差不多都在镇上或者县城的酒店里举行了。

老祠堂是爷爷在很多年前牵头建起来的。爷爷生前当过教师，后来转为正式工，有了编制，算是吃国家粮的人。那时，他在族里多少有些说话的分量。爷爷召集乡亲们开会，说明重建祠堂的必要，然后挨家挨户按人头收钱，再找来砖瓦匠把祠堂盖了起来。想必那会儿的人没如今这么复杂，没费多大的力气，爷爷便将这件事情给操办成了。那会儿的祠堂建得也简单，土砖青瓦泥巴地，木头檩条石灰墙，一重三间，分主厅、中厅和门厅，厅与厅之间建有天井。

在亲自张罗建起来的祠堂里，爷爷安静地睡在一副漆黑的寿材中。我不知道当初爷爷带头建这祠堂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自己的这一天。爷爷走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连路上都结满了冰碴子，人走在上面，稍不小心便会滑倒。那时，祠堂已有不少年头了，因长期疏于管理维护，墙壁与瓦均已斑驳破败，墙上的石灰壳轻轻一碰就会掉落。那扇木门被风雨侵蚀，陈旧不堪，手指稍微用力便能在上面抠个窟窿出来。刺骨的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呼啦呼啦作响。点在爷爷灵位前的长明灯灯火孱弱，飘忽摇摆，几次险些被吹灭。那天，轮到二叔守夜，他竟恐惧起来，不敢独自一人前去祠堂。二叔硬拉着我们几个，在爷爷的寿材旁边玩扑克。爷爷在世时，其实挺喜欢二叔的。那时，还可以“接替”，也就是顶岗的意思。后来，爷爷将自己的饭碗让给了二叔。或许父子前世是仇人，年轻时的二叔和爷爷争吵过不少回，甚至动手动家伙干过仗，差点你死我活。我不知道二叔那天的恐惧，是不是因为内心的愧疚与不安。

三年后，奶奶又逐爷爷而去。奶奶的离去，让我好一阵子都不能缓过来。如果说爷爷生前严肃吝啬，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不舍，奶奶却不一样。奶奶慈祥、和蔼，从未打骂过我一次，哪怕语气重一点的责怪都没有过。小时候，只要有好吃的，奶奶总会给我留着。尤其是在我生病后，为了能让我尽快好起来，奶奶开始信奉佛教，每逢初一十五上庙，烧香、磕头、拜菩萨、念《大悲咒》，祈求我早些好起来。想起这些，我至今仍感动不已，泪水也常会泛眶而出。

等到奶奶走的时候，祠堂已经破败不堪了，中厅完全倒塌，门厅只剩下门套和一扇剥蚀的木门，主厅也是摇摇欲坠。那天，我带着弟弟妹妹们，坐在敞篷一样的门厅里，给奶奶写“财包”（用黄裱纸包起来的，类似于冥钱），我们在“财包”上写着：苏母张氏观梅老夫人冥间受用。奶奶在世的时候，我从未写过或者喊过奶奶的名字，那一天，我写了好多好多奶奶的名字。只不过，那时，我已经不再喊奶奶了，而是“老夫人”。

在一个破烂不堪的祠堂里，奶奶走完了她辛苦、清贫、勤劳而善良的一生。奶奶生了八个儿女，一个夭折，其余七个都活了下来。我的父亲是老大，我是奶奶的长孙。奶奶生前没有住过好房子，走的时候祠堂又如此破败，作为奶奶生前最爱的孙子，这样送奶奶最后一程，我的内心有着无限的悲凉与愧疚。在奶奶简单的葬礼上，我用小号吹奏了几曲骊歌。我希望用幽怨呜咽的号声陪伴奶奶走完这最后的一程。我不知道奶奶在去往天堂的路上是否能够听到我动情的演奏。那天，我几乎用尽了我全部的力气，也耗尽了我全部的不能倾诉也无法倾诉的悲伤。我将号嘴紧贴嘴唇，用力按下那些闪闪发亮的键子，从丹田间生发出来的气息喷薄而出，穿绕过弯弯曲曲的号管，让骊歌在村庄上空回荡，凝滞，升腾，四散。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吹奏过小号。

我小时性格顽劣，与不少乡亲闹过别扭，但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加之多年不曾回一趟老家的缘故，自打决定带头张罗重建祠堂这件事后，我就暗自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不要和乡亲们发生冲突。但现在想想，我的修行还远远不够，所做的思想准备也远远不够。我早就破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建华在微信群里的吵架，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与族人吵架了。

其实，建华也是挺支持重建祠堂这件事的。他甚至还对我说过，这祠堂，没有你们年轻人，根本做不起来。与村里很多人一样，建华更知道，这祠堂早就该重建了。这些年，村里的经济条件有了好转，利用打工的收入，差不多每家每户都盖起了两三层的小洋楼。就连几个五保户，也都住进了由政府统一盖起来的水泥楼房里。四年前奶奶走时，祠堂就破败不堪，到现在已摇摇欲坠了。仅剩的一间主厅和一副石门框，靠几根木头撑着，仿佛风一吹就要倒塌。一眼望去，这祠堂在比比皆是的水泥洋楼中，就像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在穿着整齐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地刺眼。

每当村里有老人去世，或者每年春节，族人聚在一起时，总有人说，这祠堂真不像样子，该重新翻建一下了。这样的话不知说过多少回，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了。邻村的陈门口、童家河、何岭，比我们村都要小，人口也少些，但都重新修建了祠堂，唯独我们的祠堂一直未能重新修建起来。

这几年里，以文榜叔、道福爷爷、建华为首的长辈们，也曾几次张罗过，但最终都没有结果。每当谈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大伙儿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想法。还有人翻出陈年旧账，比如谁家多占了一处地基，谁家吃了什么亏，等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扯不清，有时说着说着，还要动起手来。于是，重建祠堂这事儿便一直搁着。直到这次成立祠堂重建理事会后，才真正有了一些眉目。

2

公历2018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九，是祠堂正式动工的日子。虽已入秋，但这一天的阳光依旧毒辣、耀眼。在离故乡七百多公里的温州，我坐在一间距离大海不到一百米的办公室里，心情颇为复杂，就像那百米之外起伏的潮水，浑浊不堪，泛着泡沫，夹杂着垃圾，一浪接一浪，哗哗哗地冲刷着堤坝。

我丢下手头的工作，打开手机和苏尊敬（我堂叔）联系，了解祠堂动工的事情。堂叔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施工的短视频，并用语音说：“动工了啊，动工了！”在祠堂原地基的四个角上，施工队浇筑了混凝土。

在屋角浇筑混凝土的做法，是按照族里几个长辈的要求做的。8月19日，我专门回老家给族人开祠堂重建会议，与大家沟通祠堂重建事宜。会上，以道福爷、训良公公为首的几个长辈，坚决不同意重新开挖地基，他们要求在原地基上直接施工。道福爷一本正经地说，老祠堂的地基经风水先生看过，不能轻易动它。这祠堂保佑着每一个苏屋的子孙，假如今天去动它破坏了风水，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村里并不平安，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出事故的，疯了的，残了的，傻了的，生重病的，几乎每个大家族里都有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如果说，老宗祠的风水好，祖宗福荫后人，那怎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事故和非命呢？假如祖宗没有福荫后人，我们族里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不幸？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减少如道福爷这几个族人的阻力，想必很多年轻的人，或者开明一些的人，估计都想要将这老祠堂扒了重新修建。可是，谁愿意因此而去和一帮上了年纪的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按照道福爷他们的意思，我对施工队说，原祠堂的地基就不要动它，尤其是四个角。我将堂叔尊敬发的这段视频转发到苏屋微信群里——我想借用视频告诉大家，历经艰难险阻，祠堂终于动工了。微信群里，除了我的弟弟发了一条表示祝贺的短信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说一句类似祝贺的话语。

上午十点多，道福爷的儿子尊详在苏屋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按辈分，尊详长我一辈，我该喊他叔。但我们年龄相仿，小时候一起上过学，也就一直称呼他详佬。详佬在微信群里发的视频是，施工的挖机压断了老祠堂的门槛石。

我没细看视频，或许石头已断成两截，或者干脆碎了。这块埋在地里多年的石头，被无数人踩踏过、跨越过，它不声不响，却也曾见证过众多逝去的祖辈（包括我的爷爷和奶奶）黑压压的棺材，见过众人的哭哭啼啼或嬉笑怒骂。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块石头有一定的价值，它是一个历经时间沉淀，见证族史的物件。据堂叔讲，这块石头和屋顶的梁，大约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一两百年的时光飞逝，它们完全可以算作一件文物了。我们村里，上年份的东西，现在几乎看不到了。这几年来，儿时记忆里的建筑，几乎连一块砖、一片瓦也找不到了。单从这点上讲，故乡已经不是过去的故乡了。唯有村头那座废弃的石桥，在新建的混凝土浇筑的桥梁底下，瑟瑟地静卧着，一副老态龙钟、不问世事的样子，上面长满了青苔和杂草。

从石材的质地上讲，这只是一块极其普通、极其平常的石头，连河面上那些用来筑桥的青石也比不上。它质地疏松，颜色泛黄，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和敲打。我们管这样的石头叫“马虎石”。做一块石头，也马虎了事，不能算是一块真正的好石头。当初，我的祖辈们，为何选用这样一块“马虎”的石头，来做如此重要的门槛石呢？

建华之所以与我在群里吵架，便是因为这段视频。

这一段时间里，因为设计方案的事，因为集资的事，因为开工日期的事，我已经费尽了口舌，觉得精疲力尽，几乎有撒手的念头。费力不讨好，还被误解、被责骂，一次两次还可以忍受，多了，我就窝了一肚子火，有些受不了。

我也曾私下问过堂叔，他是祠堂建设理事会成员之一，根据分工安排，他负责监督现场施工。他给我的解释是：老人们不让施工队挪动门槛。他说的老人，主要是指道福爷。

祠堂重建前，道福爷找了风水先生，择了个日子，将快要倒塌的大门石柱用几根废弃的木棍撑了起来。那天，我回老家开祠堂重建沟通会，站在村里的洋楼中间，望见瑟瑟的秋阳里，那根被五花大绑起来的石门柱，我突然想起一幅悲凉的电影画面：在秋风萧瑟、满目枯黄的崇山峻岭间，一条弯弯曲曲、崎岖坎坷的乡间小路上，一个须发花白、风烛残年的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艰难地跋涉着，一步、两步，他险些就要跌倒，或是被一阵风吹倒。

祠堂重建会议上，以道福爷为首的几名长者，坚决不同意拆除大门。道福爷本就是个酒糟鼻，一激动起来，鼻子红得就像是戏台上的小丑。他怒气冲冲地说，谁拆大门，我就和谁玩命。

为了减少阻力，我以理事会的名义向族人保证过，新的祠堂保持原来的大小、朝向与方位不变，但这门不拆除，后面的主厅、中厅根本无法施工。好说歹说，算是好不容易说通了几位长者。但这埋在地底下的石门槛，还是没有同意被事先挖出来。于是，当挖机经过的时候，便给压坏了。

晚上下班，我正往宿舍赶，建华在微信群里大骂：“不会做事就给我停下来，老子明天就回去找施工队玩命！找他们赔钱！”建华气势汹汹，脏话一句接一句。

我劝他：“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建华不听，继续在群里骂。

劝告不管用，我只好发火了。我说：“26号拆屋，他们将那根一百多年的梁烧掉，是不是也要找他们赔钱？”

拆屋时，族人发现主厅的大梁有些地方腐烂，见已派不上用场，便堆起一堆柴火，付之一炬。他们烧掉大梁是担心有人占为己有，或者担心有人因骑在这梁上而倒霉。看着那根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木梁在熊熊大火里一点点地化为灰烬，我感到全身无力。而几个烧梁的族人，围着火堆抽烟，吐痰，有说有笑。

见劝告无效，我只能用“霹雳法”了，绝不能允许他继续这样胡闹下去。自从担任这个理事长以来，为了处理各种意见和纠纷，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吵架了。我曾指望和族人讲道理、讲情分，并动用各种关系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是后来发现，任凭我的嘴巴磨起泡、嗓子讲哑，皆不管用。

这些年来，族里遇上邻里纠纷，也基本上靠的是嗓门，是拳头，是家里的人多势众。这几年，大概又多了一点，就是钱，谁的钱多，谁的嗓门也会高一些，大一些。

嗓门我倒是不小，但我肯定不是拳头最厉害的人，更不是族里最有钱的人。从老家搬出来后，我教过书，开过店，打过工，经历过不少事，算是见过一些世面，这或许是大伙儿推选我做理事长的原因。小时候我玩世不恭，平时认理不认人，也多少能写几个字，这或许也是大家认为除了我再无别人适合张罗这事的理由。

我在群里说：“今天这么一个大喜的日子，吵来吵去，有意思吗？我现在就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吵，我请假回去专门跟你吵！你们谁要打架，我请假回去专门跟你打架！你们谁要打官司，我请假回去专门跟你打官司！”

——没人说话了。

摁着讲话键，我继续说：“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你们谁有本事冲我来！我一定奉陪到底！”我的声音近乎嘶哑了。

直到这时，才开始有人出来劝架。其实，在祠堂正式动工之前，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既担心族里的几个老人撒泼耍横，又怕因临时增加诸多的施工要求，施工队撂挑子不干。

8月29号这天早上，祠堂准备开工。送钢筋的农用车跑错了地方，将车子开到了湖北省蕲春县。我们老家与蕲春县交界，两省交界处水泥路窄而弯，坡道陡峭，时有交通事故发生。农用车“突突突”冒着浓烟，迎面遇上一辆载人的三轮车，差点就撞个满怀。运送钢筋的师傅紧急刹车，可由于车身的重量与惯性，加之是下陡坡，怎么也刹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好急中生智，将车子一头撞向公路内侧的岩石。

当天晚上，我从超市回来，路过一个小区时，突然从天而降一件神秘暗器，只听“嗖”的一声，暗器从我耳旁飞过，紧接着，“哐当”一声落在地上，响声清脆，闪着寒光。我不禁冒出一身冷汗，借着路灯昏黄的光线看去，是一个不锈钢制成的撑衣杆的金属头——这家伙，要再偏那么一点点，就刚好砸在我的头上了。

3

大约在三年前，也就是奶奶走后的第二年，文榜叔便找过我商谈祠堂重建的事情。文榜叔能说会道，与族人的关系都不错。他深知重建祠堂这件事情，涉及邻里关系，错综复杂，并不那么容易。那天，我们在二叔那里喝酒，他端起一杯酒，说：“这事儿你要想方设法动员族里年轻人一起参与。”

族里的老一辈们，几乎都没怎么出过门，大多没什么文化，他们整天窝在巴掌大的地方，免不了为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大动干戈。谁家田里的水被人放了些，谁家的牛吃了地里的一棵白菜，或田里一株秧苗，谁家山上少了一棵树一根柴火，谁家的狗咬了别人家的一只鸡崽，这些在村里都是大事情。

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讲过，道福爷欺负我们家的事情。那年，大队里安排修路，每家按人头分配任务，负责修建多少米的公路。那时没有挖机，没有铲土机，全靠锄头铁锹，靠肩扛手拎，硬生生地，要在荒山野岭上挖掘出一条可以通汽车的马路来。在食物尚不能果腹的日子里，谁家田地里的活都忙，可对于这额外的任务，大家敢怒不敢言。大队书记和村主任，夹着一支香烟，整天在工地上晃来晃去，见谁家不出工，便大声嚷嚷，说要牵你家的牛，赶你家的猪。

父亲在学校里做民办教师，一天到晚要上课，改作业，几乎没时间去工地修路。而我们兄弟三人还小，尚不能出劳力。修路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道福爷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修路的任务由他来分配。等其他家的任务分配好后，剩下他自家和我家的。他将剩下来的任务分成两段，左边一段土方少，石头少，挖出来的泥土也好处理，工程量要小一些；右边的一段相对而言，工程量大，施工难度也要大些。他跟我母亲说抽签。道福爷转身背着母亲，从路边折了两根小树枝，做好了签，握在手里说，抽到短的便修建左边的，抽到长的便修建右边的。我母亲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看出了道福爷的小心思，伸手就抽中了那支短的。按照事先的约定，抽到短的，那段较好施工的路段就是我家的了。可签刚抽完，道福爷便死活不认账，硬逼着我母亲重新抽。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和他一路吵架回来。

这些年，道福爷在村里开了个小店，我每次回家都要在他那里买点什么，比如香纸、爆竹之类。他家差不多算是村里的娱乐中心了，每到农闲或下雨时，留在家里的乡亲们，都集中在他家打牌。他的二儿子叫尊豪，也是这届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尊豪当年和我同一个学校毕业，现在在镇上的学校里当会计。大概是因为这些原因，道福爷一直认为，他在村里有绝对的发言权，至于重建祠堂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必须由他牵头。

那一年，文榜叔、道福爷、建华等人曾一起组建了祠堂建设理事会，筹备祠堂重建事宜。但很多族人不满道福爷带头张罗这件事情。担任理事长后，有人跟我说，他私挖学校的操场，增加了自家的屋基面积；有人跟我说，他已经和某个林场联系好了一批木材，准备用来做祠堂建设的木料，想要从中赚一笔。建华也曾和我说过，这事一定不能让道福爷插手。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建华张罗，说他做砖匠，想要承包这祠堂工程做。还有人不同意文榜叔，说他懂风水，到时候，肯定只会为了自己家选个好日子。

因为众人的反对，加之他们几个人内部本就意见不统一，他们这一届理事会先后几次筹划，也一直没能将重建祠堂这事真正张罗起来。有不少的老一辈希望有年轻的人能够站出来，将这担子挑起来。今年春节过后，苏威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群名叫“苏屋微信群”。我是被他第一个拉进群的。看这群名，我大致知道他建这个群的目的。他在群里诚恳地讲道，希望年轻人能站出来，完成祠堂重建这件事情。苏威也是年轻人，老实，身体瘦弱，戴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典型的书生相，读高中时他曾写过小说，这些年在安庆开了一家印刷公司，生意做得不错，盘下了一个国营印刷厂，算是真正的老板。

族里的年轻人大概有四五十个。微信群里，我一开始没怎么说话，直到大家一致推选我做理事长后，我的话才多了起来。我知道，这将是一份纯义务付出，而且还要贴钱受气的差事，但同时也觉得，这也将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既然年轻人信任我，还有不少的长辈支持我，再三推辞之后，我还是选择当了这个理事长。

上任后，我用电话和微信与族里的年轻人交流，希望他们能承担一定的责任，共同来挑起这个担子。族里这些年轻人大多混得比我要好，也大多比我有钱，他们有的人在省城，或者外省的城市里买有房子，买有私家车。但几轮沟通下来，很多年轻的族人都不想去蹚这趟浑水。

为平衡各大家族的关系，我要求原则上每个大家族都选派一个人到理事会里，方便后期筹款和沟通。经过最终讨论，由我任理事长，苏威、苏尊豪负责筹资和财务；苏训枝、苏平松负责规划监督和验收；苏尊敬、苏流利负责材料施工；苏晓、苏宝生负责组织联络。但是在后来，理事会里真正发挥作用的没几个人，除我和苏威外，他们几个人长期处于“潜水”状态，宝生更是至今连泡都没冒一个。理事会另建了一个筹建群，主要用于讨论有关祠堂筹建的事情，议题一般由我发起，有时候苏威也会提交一些事项供大家讨论。

理事会成立后，我们按照计划开展各项筹建工作，首先就是确定施工方案和集资、捐资方案。经大家讨论决定，祠堂建设要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学思想，在保持原有一重三进的格局与大小的基础上，融入徽派建筑特色，建马头墙，铺琉璃瓦，造飞檐翘角，在主厅与中厅之间，中厅与门厅之间，保留原有天井，作采光与排水用，取四水归堂之意，寓意水聚天心，象征家族团结、和谐、共荣和美好。

苏训枝是学美术出身，现常年定居上海。画图设计的事情，自然就交给了他。设计图很快就出来了。稿纸上的祠堂，大气、漂亮，既古朴优雅，又时尚大方。

方案公示通过后，开始组织工程招标。连建华、东生在内，我们寻找了多家施工队投标报价。最终，理事会评定，由朱秀红承包祠堂重建工程。朱秀红算是我们苏姓的女婿，家住我们村附近不远，平时四处承包道路桥梁与房屋建设工程，拥有一定的施工经验。持续一个多月的招标后，其他施工队报价均在二十万以上，最高报价是二十四万。朱秀红的报价最低。那天我与苏威一起，将他约到我家谈合同与施工细节。最终敲定时，我们砍掉了零头，约定了一个整数价格，十八万。

为了避嫌，我们注册了一个公共账号，开始着手集资，按族里男丁与媳丁人均一千元的标准收取祠堂建设集资款。

4

苏晓是第一个交集资款的。其实，族里很多人都不同意苏晓这一大家族参与这次祠堂重建。很多年前，苏晓的爷爷那一辈，另起炉灶，自己单独建了一个祠堂。据说，当年分开时，祖辈们给了他们一笔钱。

苏晓的大爷爷叫苏训来，当年当生产队长，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族里很多人都畏惧他。

小时候，我跟苏训来吵过架。我跟他吵架的原因，主要就是看不惯他那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父亲在村里的学校教书。学校一共就两间教室，被苏训来霸占了一间去。在占去的这一间教室里，他的儿子装上了柴油机和轧米机。有时候，我们在上课，他儿子在隔壁开动柴油机轧米，那轰隆隆的响声，如炸雷，几乎要把我们的耳朵震聋。

我父亲懦弱，不敢说他。我不管这些，跟苏训来吵了起来，一句也不让他。他气得呼哧呼哧的，想要打我。我扭头就跑，他追不上，拿我没办法。

我除了跟他对骂，还偷偷地从窗户钻进机房里搞破坏。我就是想要让他儿子的柴油机不能再发出响声来，那样，我的父亲可以不用扯着嗓子讲课了，我们也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了。后来有一天，柴油机真的发不出响声了，我和一帮小伙伴躲在教室里偷着乐。

苏晓的爷爷那一代从祠堂分出去，离现在大概至少有四十年了。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不在同一个祠堂里祭祖。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些原委，以为他们一家是另一个祖先，直到这次祠堂重建才了解有这么回事情。他们一大家自己设了一个祠堂。后来，苏训来去世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自己家的祠堂里举行的葬礼。

族里的老一辈认为，苏晓的爷爷们曾经拿了好处，现在如果苏晓这一家族要回来，就必须得多交些集资款。可苏晓的父亲，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精明得很。那天，我跟他沟通这件事，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直打到手机没电。

年轻人中，除了东生为此事找我说过几次，其他人都没说过什么。这一来是年轻人想得开一些，不太计较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苏晓这些年在武汉开金融公司赚了些钱。苏晓对族里的年轻人也算是出手大方，据说族里有年轻人去武汉，他都会请他们胡吃海喝一顿。

成立祠堂建设理事会时，我就强调要团结，不搞分裂，要求年轻一代有新思想、新观念、新胸怀。但族里有几个长者，一直咬着苏晓的爷爷们拿了钱占了好处这事儿不放。比如以道福爷为首的那几个人，直到开祠堂建设会议那天，还在愤愤然说着这件事情。

集资款收得并不顺利。从7月24日起，到9月2日，共一个月零九天的时间里，账户上共收到集资款十九万三千元。建华的集资款是8月底交的。建华和很多人一样，他们都以为，这次祠堂重建可能还会和之前一样，终究是不欢而散，做不成功的。不说别人，就连我在武汉的堂弟也都这样说，一开始也都不愿意交钱。直到现在，还有几户人家没有交这笔集资款。这些不交钱的族人，几乎都有他们不交钱的理由，比如手头紧张（或许真有人手头紧张），比如还没发工资，比如孩子要上学，比如还有一批货款没收到，诸如此类。总之，他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想办法推诿、拖延。

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这年头，村里几乎再无真正的贫困户了，谁家拿不出这几千块钱来呢？我后来总结了一下，这些族人之所以不愿意交钱，大致的原因是，有人继续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有人想要承包祠堂重建工程，有人想要卖点材料准备趁机小赚一笔，有人想要借此占一块边角地，有人认为我们是要从中捞一笔，甚至也有人希望这祠堂建不起来。

真可谓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方案终于确定了，集资款也收了个八九不离十，祠堂就等择日开工。经理事会讨论，决定于公历2018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十八动工建设。重建祠堂毕竟是件大喜事，这一天算是黄道吉日，借此图个吉利。

以道福爷为首的几个族人，坚持要等到国庆节开工。那天的会议，是在祠堂前的空地上召开的。从一早开始，会议持续了快三个小时，太阳越升越高，晒在身上有些发烫，我的额头与后背上汗水直冒。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能心平气和，慢慢地，大伙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大，相互之间骂骂咧咧，到后来有人摔瓶子，砸凳子，就差动手动脚了。道福爷一开始不说话，歪着头坐在他家的店门口。大概是日头晒的原因，也可能是生气的原因，他的鼻子已经红得发紫了。他拉长着腔调，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不支持你们年轻人，但是有三件事情，一是大门不能拆，二是必须用木头做檩条，三就是这开工日期必须是国庆节。他一只手叉腰，一只手不断指点着，以“不能”“必须”这样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话。

等到国庆节开工，这祠堂年前还能不能完工？老家在山里，一入冬，就天寒地冻，那样严寒的天气，会不会对祠堂建设的工程质量造成影响？现场便有不少人竭力反对道福爷。这个消息传到群里后，建华说，如果到国庆节开工，那就退钱！听到建华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他在手机那头张着满嘴黄牙、喷着口水的样子。建华说了后，好几个人又跟着说，退钱，退钱！

大家互不让步，双方各执己见，开工日期的事情就一直这样僵持着，无论哪一方的工作都无法做通。无奈之下，我说，大家投票吧，由大家投票来决定开工日期。就这样，大家开始在群里投票。我每天公布投票的结果。刚开始，选择8月28日开工的占绝大多数，选国庆节开工的寥寥无几。眼看这日子就要定下来了。在投票期间，不断有人告诉我说，道福爷和训良公公在家里天天骂这个骂那个，当然包括骂我。还有人将他骂人的声音录了下来，从微信里发给我。

离投票结束不到一周，剧情突然出现反转，很多之前选8月28日开工的人，一夜之间都要改成国庆节。我感觉这事有些蹊跷，但为了尊重族人的意见，还是给他们改了过来。到后来，我才知道，详佬在私下里给很多人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将票改过来，并且跟他们说，这日子是我文榜叔选的，文榜选这个日子，一定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族好。

为了能在年底前顺利完工，并保证工程质量不受天气影响，无奈之下，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日子，也就是公历2018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九，比原定的日子延迟了一天。

不得不说，为了说服大家，建华也做了很多工作，他甚至给我出点子，说绝不能到国庆节开工。为此，他也私下给很多人打电话，动员他们将票再改回去。建华是做砖匠的，他一定知道，抢出来的工程质量必然会有问题，他也知道天寒地冻对现浇水泥的影响。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建华今天会在群里突然翻脸，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说实话，一直到祠堂动工后，我紧绷着的神经才好不容易松弛了一些。为了这件事情，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得罪了不少族人。其实，我内心一次次告诫自己不要这样，但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服他们。

我的母亲为了阻止我任这个理事长，跟父亲大吵了一架，并且在电话里跟我说，你不是不知道族人的德行，你张罗这个破事，多少年尊辈长的都不管，你何苦呢？吃饱了撑着吧？将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母亲还说，你不答应辞了这理事长，那我就去寻死算了。

母亲以死要挟。算起来，她对族人的了解，远超过我。但想想，我如果这样轻易放弃，谁还敢来接手这块烫手的山芋呢？

5

时间来到冬月，山里一连下了几场小雨。山中的冬雨，淅淅沥沥，冷冰冰的，连绵不断。随着雨水的到来，山中的气温也随之下降了不少。此时，祠堂的主体建筑部分已基本完成，中厅和主厅的屋顶上，都已铺上了琉璃瓦。门厅也差不多将要完工，仅剩马头墙还没建好。从视频里看去，竹林掩映，雨水蒙蒙，雾气氤氲，祠堂已俨然有了一派庄严与肃穆的气势。

建华那天从外地回到老家。他大概每个月都要回去一次。建华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便是去祠堂工地上看看。上一次回去时，他便拍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他在视频里说，这根柱子不正，那块地坪不平，这里有一截儿钢筋露在外面，那里的拐角儿做得太大，等等。听他口气，这工程做得一无是处。

看到视频后，我让负责现场的堂叔尊敬去看看，建华讲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我对现场的施工情况并不了解。我跟堂叔再三强调说，如果涉及质量问题，要毫不犹豫地让施工队返修整改。

这一次，建华拍的视频是尚未建好的门厅。他将镜头对着门厅的天花板，一遍一遍地来回移动。那块还未刷白的灰色的天花板在视频里打着转儿。建华大声地说，你们看啊，你们看啊，外面大落，里面小落。“大落”和“小落”是我们老家的方言。这句话的意思是，屋外面下大雨，屋里面下小雨，也就是豆腐渣工程的意思。从这声音和这转得让人头晕的视频里，我仿佛能看见建华血红的脸庞、愤怒的眼神，以及横飞四溅的唾沫。

视频发布后，群里便有人出来说话了。我逐个地点开语音，有人说，祖宗有灵，呼天下雨来检验房子质量，免列祖列宗受雨淋之苦；有人说，花了这么多的钱，做成这个样子。

我看到这段视频时，已是几个小时后的事情了。听到一段段幸灾乐祸的语音后，我有些坐不住。假如质量真是这样，那更是说不过去。我再一次点开视频，想要看个究竟。天花板上，湿了一大块，渗透进来的雨水，没有规则，像是石壁上渗透着泉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看起来，的确像是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假如真是这样，我怎么交差——我可是信誓旦旦保证过会高度关注质量的，而且，出了质量问题由我负责我都是拍着胸脯保证过的。

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与堂叔尊敬联系。可他当时并不在家，无法了解现场的情况。于是，我将视频转发给朱秀红，打电话过去问他，说：“老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们怎么向族人交代？”

大概是我的语气不太好，朱秀红似乎也被我激怒了。他回答的语气也丝毫不客气：“你看看其他地方漏不？马头墙还没做，防水也没做，琉璃瓦还没盖上，能不漏吗？其他的地方怎么不漏？”朱秀红反复强调已经做好的其他地方不漏水，他的意思是想要让我放心，质量绝不会有问题。

此刻的群里，热闹非凡，想必是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吧。这些声音中，训良公公发的语音最多。说来奇怪，那一段段长短不一的长方体的方块啊，大抵是现代人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了。在不同的群里，可能会有不同的语音，这些语音，或是调侃，或是命令，或是问候，或是叮嘱，或是提醒，或是祝福。可这一次，我想，我点开的大抵是一个炸药包。

论辈分，我称呼训良叫“公公”。关于族中辈分的口诀，我记不太清楚，其中有这么两句：训点尊前哲，忠良启厚玄，这是父亲小时候教我的。这口诀里的每个字，都代表一个辈分。训良公公与我曾祖父同一“训”字辈，我是“前”字辈，族谱里，我的名字叫“前红”。在女儿出生之前，我是族里最小的一辈了。我是这一辈里年龄最大的那个，算是“老大”。因为辈分低的原因，在族里，见着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年纪比我小的，男的我都得喊他们叔叔、爷爷、公公、太公公；女的都得喊她们姑姑、姑奶、姑婆、太姑婆之类的称呼。族里的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三百来号人，谁是哪一辈，我是一笔糊涂账，这么多人，哪里记得过来呢。假如有事，也就冲他们笑笑，点点头。那些年纪相仿和比我小的长辈，我干脆就直呼其名了。

训良公公和我的父亲差不多的年龄，今年六十四五了。但看起来，他的身体比我的父亲要好，至今他还种着几亩田，一年能收获十几担谷子，十几担红薯、马铃薯。训良公公的儿子叫水松，水松多年前死于一场矿难。水松遇难那会儿，我身体正不好着，天天吃药挂水。我比水松要大一些，小时候几乎没和他一起玩过，但我现在依旧记得水松的样子。水松他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脸蛋，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笑起来时，胖乎乎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眼睛也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训良公公还有个女儿，相貌看起来与水松差不多，也是圆圆的脸，也是笑起来脸上有酒窝，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但水松妹智力上有些缺陷，早些年，她外出打工，被人骗了去，给卖到一个叫泰顺的地方，做了别人的媳妇，在那里生了一双儿女。水松死后，训良公公又托人将水松妹找了回来。现在，她和邻村一个叫陈祥源的小伙子住在一起。我常常在想，在水松妹漫长的人生岁月里，那两个从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会不会在梦中将她一遍遍折磨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内心是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我曾在一次清明回乡上坟时，听到过仲莲婆婆在水松坟头的哭泣声。那如泣如诉的哭声，忽高忽低，时长时短，又若急若缓，似忏悔，如幽怨，像倾诉，和着山间凄凄的风声、茅草的呜咽声，令人心境无比悲凉。我曾对水松的女儿说过，你有困难可以跟我说。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能帮助她什么，或许，我只是说出来，内心好受一些。

对于一个父母失去儿子，女儿失去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我又能帮上什么呢？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或许在于我自己经历过生死，经历过这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相比起来，我更能理解那种无助、悲凉与绝望。

在祠堂刚开始筹建的时候，训良公公曾找过我，问能不能把水松妹和祥源归进族里。从法律的角度讲，水松妹和祥源算不上正式的夫妻，到今天为止，他们那本红色的本本儿是没有的。从族里所谓的规矩来说，他们之间也未办理任何一种乡下人结婚的手续，比如找两个媒人，拜个天地，办几桌酒席之类。他们只是你情我愿地住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而已。两家父母之间，也未曾正式说过提亲的事情。

我能明白训良公公的意思，毕竟他已经六十多了。人老了，总得有个人送终，总得有人来替他守住这个家业。不过也许是他一厢情愿，不知道祥源到底怎么想的，祥源的父亲母亲是怎么想的。祥源又是否同意自己的名字被我们写成“苏陈祥源”？祥源的父母是否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做上门女婿呢？训良公公跟我说的时候，显得有些无奈和不满。我跟他说，你放心，这事好办，我来跟理事会商量，并帮你去做祥源的工作。

我担心大伙儿不同意，与理事会商量时，先说明训良公公家的实际情况，再强调说，我们要摒弃过去那些腐朽的思想和陈旧的做法。理事会里都是年轻人，对于我的提议，大家基本都没什么意见。与祥源做思想工作的事情，交给了苏威。他和祥源刚好是老表的关系。

训良公公交代的事情，可以说进展得很顺利，祥源很快就交了集资款。尽管在私下里有人说些闲话，但并没有人公开出来反对。不过，我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确定后不久，训良公公便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处处和理事会作对。

第一次是在暑假。那时，我妻子刚好到我这边来探亲。那天晚上，我正准备陪她去看场电影。去电影院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刹那间暴雨瓢泼一样，铺天盖地，我和妻子差点就淋成了落汤鸡。而就在此时，训良公公正在群里大骂。

坐在一辆小三轮里，顾不上淋雨，我先是好生劝他，让他有话好好说，不要发火。可是，这似乎并不管用，他的话越来越多，讲得也越来越难听。想着为他家的事情，我们也算是顶着族人的压力，为他费了些口舌，而他今日如此不通人情，我便毫不客气地将他顶了回去，并且还和他吵了几句。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在群里说，请大家原谅，我不应该发火。

另一次是回家开祠堂建设沟通会议时。会议一开始，我再一次对他表达了歉意，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和理解。他坐在板凳上并不说话。等会议快进行到一半时，他突然就叽里呱啦起来，大意是，不可以用水泥砖，必须要用青石的沙子，动工不允许挑日子，大门不允许拆，开工不允许动墙角，所有的材料必须由他购买，等等。

这一次在群里，他话说得就有些酸不溜秋了。他一条接一条地发着语音，“理事会的人呢？”他拖着长长的腔调——“去困醒（睡觉）了吧？”带着并不是疑问而是调侃的意味——“这么长的时间，也不去来讲一句话？”——有些开始取笑的意思了——“做着亏心事吧？”他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我向朱秀红了解到情况后，在群里用文字和语音分别回复道：据朱秀红讲，门厅尚未完工，马头墙还未做，琉璃瓦也没铺上，这是漏水的原因。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工程质量。

但训良公公依旧不依不饶，一句比一句讲得难听：“我说过吧，不听我讲的，出事了吧？”明显地幸灾乐祸了——“大家看啊，漏成这样，祖宗住着都不安心啊！”这句开始上纲上线了，将祖宗都搬了出来。

在这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两次在群里发火了，甚至还曾以死要挟过。为了说服他，我连他家的孙女都搬了出来，让她一起出面劝劝她的爷爷，这孩子聪颖懂事，我一说便能明白我的意思。还有一回，也是因为他说那些风凉话，我毫不客气地说了他，让他不要管那么多的闲事。谁料到，水松妹竟在群里一句接一句，将我批得狗血淋头。说实话，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我还是忍住了，用文字回复她，说：水松妹，你是个女孩子，我不会和你吵。

或许是天气的原因，也或许是生气的原因，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身体一直在发抖。想想这些事情，我更是忍不住，在微信里用语音厉声回应道：“你可以闭嘴了！一边儿去，不要在这里乱说话！”

“我凭什么闭嘴？我凭什么不要说话？做成这个鬼样子，还不允许讲不是？把钱退给我！我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不是今天和这个吵，明天和那个吵吗？你不是要单挑吗？你回来，我和你单挑！你还是读书人，读到狗屁眼里去了吧？这么不讲理，还是个读书人！读什么鬼属弄？”或许是我激怒了他，训良公公连珠炮似的，一句接一句，一句比一句难听。

训良公公反复地说我是个读书人。他的大意是作为读书人的我，必须讲道理，不能发火，更不能说打架的事情。在族里，我大概算是个读书人吧，二十多年前，我考上了师范，算是族里第一个正式捧国家饭碗“吃皇粮”的人。难道读书人就该忍气吞声吗？我立即回答道：“这和读不读书有什么关系。你是长辈，你讲话要注意身份。你听听你自己说了些什么？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我现在告诉你，对讲道理的人，我们讲道理；对不讲道理的人，我们不讲道理。”我半点都不让着他，一一给怼了回去。

与他在群里有一句没一句吵的间隙，我给二叔打了个电话，让他马上给训良公公打个电话，尽快平息这场群内的争吵。我知道，他多少是听一些我二叔的。可是，我想，在微信群里，我绝不能被他这样负面甚至反面的声音给压下去——我如果稍微点，各种质疑、各种反对就会随之铺天盖地而来。

我依旧觉得不解气，在群里继续说：多少年了，祠堂好不容易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在背地里做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气，私下付出了多少，这些我们都不想说。但是，对于心怀鬼胎、破坏团结、寻衅滋事的，我们绝不会让步。

我还意犹未尽，接着说：没有谁天生就该有义务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指望你们说好话，说感谢之类的话，但是绝不允许你们随意污蔑、诋毁，这是我们的底线。我特别强调“底线”二字。

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有几个人冒了出来。建华就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他发完视频后，大概是躲一边看热闹了。建华发了一条语音，说，你们不用吵，让施工队来整改就是。

为了确认工程是不是存在质量问题，苏威也给朱秀红打了电话，他还找了族里其他人去现场看过，确认了朱秀红说的没错。苏威在我们争吵结束时，发了一条信息。苏威说，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屋顶还没竣工，有些防水、连接缝、排水还没做完整，渗水情况会有解决措施，大家都放心，少激动，更不要幸灾乐祸。

6

再回到开工那天。当我看到堂叔尊敬发的开工视频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苏威也是百感交集，回复我说：太不容易。

我想，或许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早就不复存在。重建这样一个祠堂，也许多少能留住一些乡村的痕迹，维系一下这早就分崩离析的族人，给现如今散布在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一点点族姓的怀想吧。多少年后，以族姓居住在一起的方式，或许将会不复存在。当然，也许重建这样一个祠堂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过是我自作多情而已——哎，那些善良的乡亲啊，那些淳朴的乡情啊，是不是只存在于乌托邦式的文字作品里呢？

当然，值得可喜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中，很多还是走出了大山，他们也不再像族里的前辈那般坐井观天。我想，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这或许是乡村那一点点的进步和那一点点的希望吧？

这些年，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各家的条件比起之前都有了好转，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记在心上，这些东西或许早已融进他们的血液里。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我不知道，除了那深厚的泥土，还有什么能将这些埋葬？

视频里，建华终于冷静了下来。他说，我今天突然肚子痛，看到详佬发的视频，然后就火了起来。我不知道建华说的是真还是假。但从他多少有些悔意的表情和声音里，我大概能猜想到，他可能理解我了。

——是这样的吗？我不管他。反正，祠堂重建这事儿，现在总算是真正地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