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医合作

长征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4年间，党领导的卫生工作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此期党领导的医务工作者继续发扬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为根据地军民防治疾病。第二阶段是1940年1月到1944年10月边区文教会议举行：这一阶段，毛泽东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但中医、西医的真诚合作尚未实现。第三阶段是1944年到1950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方针，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开展“中西医合作”的探索，这一方针亦在其他抗日根据地推广开来，成为党的重要的卫生方针之一，并贯穿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一）“中西医并用”传统的继续发扬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时，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医疗卫生亦受到严重影响。1937年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时，延安没有一间正规的医疗机构，仅有六七家药铺，中医也很少。[12]作为“落脚点”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所辖150万人口中，机关、部队西医共200余人（不含野战部队），中药铺及保健药社共376个，中医共1074人，兽医54人，而巫神竟有2096个。[13]乡民有病，常常求助于巫婆神汉。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的传统得到继续发扬。1940年初八路军制药厂在延安成立，采集中草药，提炼、制备各种中药制剂。同时，边区政府还动员各医疗单位、药房积极自制一些药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老乡和全体工作人员协力下，采集山间土药制成丸散代替西药”；军区后方医院也成立了制药所，上山采集中草药制成中药制剂。[14]

边区政府于1939年7月组织中医成立保健药社总社，为边区民众提供中医药服务，以补西医西药不足。边区各县纷纷成立分社，许多中医参加工作，一定程度缓解了卫生资源紧张的状况。延安的军政机关医院也响应中央号召，向民众开放，免费收治边区病患。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非常重视动员当地中医参加医疗卫生工作。野战卫生部的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轻视中医的思想必须克服，中医在部队中与西医应有同等地位”。部队的团卫生队、旅卫生处大都有一名至数名中医。[15]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与中、西医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最早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和中国革命走向是在1939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6]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修订后发表于当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及2月20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是此后十数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文化纲领。学术界对此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17]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定义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及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文中，毛泽东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来界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并强调“团结”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40年6月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集边区各县中医代表数十人，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边区政府卫生处欧阳竞处长到会讲话，指出：“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是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杀，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方向前进。”[18]会议闭幕时宣布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计划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书刊，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药商店及国医，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等。

1940年11月12日，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时，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20]

这一时期，我党领导层已开始反思及调整“五四”以后的中、外文化观，毛泽东在1940年至1944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进一步提出“精华糟粕”说，并发展出后来广为流传的“批判继承”论，从而衍生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对边区以外有关“中医科学化”的争论情况是清楚的。他六次要求有关单位代为收集边区之外的报刊[21]，并与李鼎铭等就卫生工作多次交谈。这一点，可证之以《解放日报》对李鼎铭的专访。

但当时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中、西医之间并未能真正实现团结合作。西医主要为“公家人”服务，中医服务对象仍是乡村农民。双方的工作很少有交集，军政机关的西医对中医普遍存在成见，“团结中西医”仍停留在口头。[22]

（三）“中西医合作”方针的提出

1944年4月，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的号召。[23]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提出中西医“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中西医合作。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24]由此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的口号。

同年7月，李鼎铭接受《解放日报》专访，着重谈了中西医合作问题。他说：“这是在外边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彼此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持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合作是有前途的。”还提出：“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证，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出来。”[25]既是中医业者，又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素为毛泽东所推重的李鼎铭，此番议论的影响自然有别于一般业者。9月底，边区另一位著名中医裴慈云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西医合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年7月，延安还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卫生展览会，对“中西医合作”内容作了重点展示。在展览会上，国医研究会派出12位中医名家免费给群众诊治疾病。每遇疑难病，中西医互相研究，还互相给对方推荐患者。[26]

实际上，上述言论和举措是与当时正在筹备的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遥相呼应的。该会议是1944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议上提议召开的，意在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宣部为此专门组织了六个调查组，分赴边区六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教情况，以筹备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27]

1944年10月30日，筹备了半年多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隆重召开。毛泽东到会作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团结”的概念又有新扩展，涵盖了边区的传统的、民间的部分。他提出，在教育、文艺和医药卫生工作中，也要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使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变成革命运动的一分子，而不再是新文化建设的障碍。他说：……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28]

Croizier将这次演讲内容视为对中医角色的“最高层裁决”[29]，并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所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都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变化。Taylor则注意到，这些话对党内医务人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

同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文教会议组织了中、西、兽医座谈会，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会议分别由李富春和李鼎铭主持。时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长的刘景范发言指出：“要消灭疾病和死亡，要反对巫神，必须中西医亲密合作。”来自奥地利的傅莱认为：“中西医合作应是长期的，不仅仅是暂时的办法。”会上，李富春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31]座谈会结束时，李富春指示：成立延安中西医药研究会，吸收中西医和中西兽医参加。

至此，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中西医合作”成为党领导的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而规定了该方针的性质和地位。这实际上是整风运动后，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文化路线得到进一步确立与巩固的一种表征。诚如鲁之俊所回忆的那样：“参加边区文教会议，听了毛泽东、李富春的讲话，大家认识到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把中西医合作提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那就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在执行中加深理解。”[32]中西医之间原有的成见，被政治任务挤压到最低限度。

（四）“中西医合作”方针的贯彻实施

文教大会后不久，边区政府召集了一次边区中西医的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的口号。会上，任作田等著名中医表态愿竭诚团结，并承诺向西医传授针灸，以便西医能够深入研究针灸的治疗功效。[33]会后，朱琏和鲁之俊也加入学习研究针灸的行列，他们实际上是最早的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当时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投身于这一运动，朱琏则坚持到了1949年后。她是少数几位公开发表了研究成果的人之一，从1951年首版的《新针灸学》可以窥见其研究动机和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

1945年3月13日，边区中医药研究总会成立，聘请边区医药界有声望的35名中医、西医、兽医组成执委会。林伯渠指出：“这个研究会的成立，是毛主席文教统一战线政策及去年边区文教会关于中西医合作方针之具体实现。”[34]该会以“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药（包括兽医）人员、助产人员、卫生人员，实行中西医药长期合作，协助政府推广边区卫生医药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拟开展的工作包括医药卫生调查，组织中西医学术研讨，组织医疗队下乡，征集和推广有效药方，组织中药采集、种植及研究代用品，出版医药刊物，开办中西兽医及助产训练班，提倡带徒弟以培养医务人才。该会成立后，旋即组织中西医联合医疗队赴富县、子长、延安等县扑灭疫病。5月20日，该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办了首次学术报告会。此后，该会经常举办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学术，并多次组织中西医联合医疗队下乡。

这些做法后来传至其他根据地。1945年，边区各县中西医药研究会支会陆续建立。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也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这些团体都开展了学术交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防治疾病、支援前线等活动。[35]

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解放区继续执行“中西医合作”方针。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适应部队轻装的要求，鲁之俊运用在延安学到的针灸疗法，首先训练纵队医生掌握针灸治疗常见病的知识，然后层层负责，培训旅、团、连的医务主任、卫生队长和卫生员，使针灸治疗常见病的技术很快在部队得到普及，为部队排忧解难，作出过令人惊喜的贡献。[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