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省思:中西医药与当代中国
- 李剑
- 1315字
- 2024-06-14 18:06:18
一、“中西医并用”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和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中西医并用”,这主要缘于当时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匮乏。
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红军初创时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药品、医疗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做手术。[1]因此,毛泽东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视为巩固根据地的三件大事之一。[2]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后方医院在茅坪成立,三位医生中有两位是中医。“当时没有西药,用中药和土方土法治疗伤病”。[3]1928年建成的小井医院也是如此,“内科多用中草药,医务人员经常自行采集中药。”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4]这就是当时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真实写照。
军队医疗条件如此,根据地原有的医疗资源也不乐观。毛泽东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中,涉及医疗卫生者寥寥数字:当地仅有“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5]为了充实医疗力量,1933年中央领导亲自出面,动员傅连暲将其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列编为中央红色医院。该院有一位中医,即邓颖超同志的母亲。该院治疗疟疾多用小柴胡汤,治疗痢疾多用马兰根制剂等。[6]
为克服药品供应紧张的困难,1931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提倡运用中草药替代西药。如用小柴胡汤替代奎宁、阿司匹林,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替代药物治疗。该校迁至兴国县后,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并制备中成药;甚至在随军长征过草地时,该校学生和医务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去采集麻黄、贝母、知母、车前子、大黄、柴胡等,用以治疗部队常见的下肢溃疡、痢疾、疟疾、伤风感冒等疾病,获得了较好疗效,顺利完成了红军的医疗救护任务。
在川陕根据地,由于当地动员参军的从医者多是中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于1933年设立了中医医院。该院共有中医百余名,大量运用中医中药、针灸等治疗伤病员。该院还动员医务人员“研究中药代替西药”。有中医业者专事采集草药、煎药及丹膏丸散的制备,以便分装携带,适应部队的机动需要。[7]
目前所见的红军时期回忆录及各革命根据地史料中,保存有大量遵循“中西医并用”原则开展红军战伤救护及根据地民众防疫、治疗的事例。尤为可贵的是,在战争环境中,除了动员被俘的白军医务人员加入红军外[8],红军及根据地政府也特别注意动员中医参军,开办中医医院,举办中医训练班及用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人才。[9]
1932年8月28日,《红报》发表题为《怎样防止与救治流行的瘟疫》的社论,号召延聘草药医生,组织采药队,到各地采办各种草药以防治瘟疫。同日,永新县苏维埃执委会发布《动员群众帮助红军》通令:“现在医院里的伤兵多用草药医治,亦觉有效……各区、乡应该组织采药队。”[10]湘赣军区卫生部与各级分医院卫生队制定了采药计划:“目前应广泛地组织草药队,以草药代替中西药品。”[11]
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由最初的应急措施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觉选择的卫生工作方针。广泛地使用中医中药,有效地改善了红军极度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了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也证明了中医中药的确切效果,为党的中医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