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22岁的时候，也就是1840年9月，作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正式上班。虽然不情不愿，但自己吹过的牛，跪着也得走完。
这一年因为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的东方远征军在1840年7月攻占定海，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被打的不爽，把气撒到了林则徐身上，怪人家“措置失当”。让自家的琦善取代了林则徐。关键是没有明确的指示到底是打还是和。说到底还是心存侥幸，明明知道打不过，却总觉得万一打赢了呢？
寄希望于一场偶然的胜利，不是老老实实的研究国际国内的形势、实力、潜力、竞争力。没有明确的国家目标、战争目标。也没有长期准备。遇事先喊喊口号表表忠心，互相吹嘘、测试、推诿一番后，寄希望于靠血缘地缘的人治搞定一切。这种心态在整个晚期清朝官场之间经久不衰。
洋人叩边跟以前的的内乱边患不同，清朝还是拿以前的剿抚一套应对，上边没有明确的主意，下面不知道该干嘛。所以举国被动。
1841年。英国人又开始炮轰广州，八月占领厦门，十月定海镇海宁波失守，慈溪奉化余姚一度失守。总兵战死、钦差大臣裕谦战死。
1841年末~1842年初，道光皇帝派他的侄子奕经任扬威将军，组织了3万人想收复宁波镇海，结果还是败了。
1842年五月，英国人继续北上，攻陷乍浦吴淞上海镇江直逼南京。
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琦英为首的议和团跑到了英国战舰皋华丽号，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万年合约》，也就是后世说的《南京条约》。后来又签订了《南京条约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允许洋人通商贸易、居住、派驻领事等事宜。
作为罗文俊幕僚的郭嵩焘，直到1842年的夏天才离开浙江，返回湖南。这是他第一次全面的经历了战争，整个人如遭雷劈。曾经虚无缥缈的宏图大志有了实实在在的施展目标。
他见识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风险，有了一些直接的感受。
五口通商带给了清朝接触外部的新边疆，过去边疆只有西北和东北，现在东面也成是边疆了。
当时鸦片战争不像后世这样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主要原因是信息闭塞。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没有遭遇更高阶文明的冲击，逐渐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封闭，导致对外界不求甚解乃至无知，无知造成偏见，偏见加深了对外界的敌视从而更加封闭、更加傲慢。敌视甚至带来心理的病态和更大的无知，更大的无知反过来给无知的傲慢穿上了理直气壮的冠服，以至固步自封到可笑的程度。
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还沉浸在自己的天朝上国的迷思中。对他们来讲，攻击诋毁嘲笑洋人是爱国，如果有人说洋人有什么优点就会被说成卖国，被朋友圈快速孤立。
当时的人不屑于了解外国人，国家大员琦善认为英国女王自由恋爱如同畜生，琦英认为英国人晚上什么也看不见。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书说英国人上身刀刺不进，腿脚不能弯曲，打一棍就倒了。即使林则徐也认为只要不出口大黄和茶叶可以立即要了外国人的命。只要我们封港不买外国的东西，他们就卖不掉了，英国人那么远不会来打我们的。还有人说世界上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国家，名字都读不通，十有八九是假冒的，吓唬我们而已。
这里不得不提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于1842年12月编就，共50卷，计约50余万字；1843年5月正式在扬州公开发行；1847年5月重新增订为60卷本之后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将之增补为百卷，于次年刊行。这本“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好书在清朝影响不如日本大。
1854年至1856年。《海国图志》被输入日本，出版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还受到了天主教的威胁，1633年至1639年幕府连续发布了五道锁国令，日本正式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这些因素促使了《海国图志》的传播。
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很强的文化普及作用，促使了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全面西化。
可惜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讲没什么作用。包括曾国藩、刘蓉都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的中心，别的文化只能是枝叶，勉强作个装饰品。
郭嵩焘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是禁烟的事情。逐渐认识到“西夷”可能不是一个可以一战了结的对手，他们的目标似乎也不只是土地和人口，动机也不只是虚荣心、胜负欲，更不是华而不实的朝贡关系。
他开始强调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来判断事物的发展，更要平等对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利共赢。这些想法在那个时代的清朝必然孤立无援、孤独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