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1842年的夏天从浙江返回湖南，休整两年后在1844年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成为了翰林。在北京诗词唱和内外兼修，苦心经营自己在士大夫群体中的人望，渐渐拥有了相当的贤名和号召力。郭嵩焘写信给刘蓉说，曾国藩很牛，此人气量当世少见。远见卓识非常人能及，水平很高，希望刘蓉好好学习，将来一起追随曾国藩。
通过这封信，我们能看出来，他已经意识到和曾国藩的差距了，也希望有机会能辅佐曾国藩。但这种想法一旦他说出来给自己的朋友讲，就难免是希望朋友去传话的感觉。这就跟我们现在讲我很欣赏王老三，但是说这个话我是跟张小二说的。因为张小二跟王老三关系也很好，朋友们当面夸，而且夸的这么直接，这么赤裸裸总是有点儿难为情的，但是找张小二把这个话传过去就不一样，在别人背后说好话，获得的感激总归更多，即使没有感激至少不会有拍马屁的顾虑。
古人不管有多么了不起，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含蓄，羞涩，或者有些人理解为曲里拐弯儿的弯弯绕，都是骨子里的东西。直接讲唐突，万一对方不接受又没面子。就像过去的皇帝上位，总有一套流程，三公九卿一定会三次请其上位，而准备上位者一定要推绝两次，这套戏要做够，不然这帮文人就会胡写乱说，把你写成一个不孝的人算客气，写成乱臣贼子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一旦时间把握不好，势力不够，很可能被别人捷足先登。华夏历史上，不管多么杰出的人物，很少有人能不为面子而活。
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四大美事，何况好友大哥曾国藩在北京做官啊。他到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前门曾国藩家里。1844年3月28日，天刚亮，曾国藩送他去考试。午门考试叫大挑，是乾隆17年的定制。会试后拣选屡试不中的举人。然后再由礼部分省造册送到吏部再挑一挑，看有没有能用的人。这些人分两等：一等可以当个知县试用下，二等的话就给个教谕诠补，说白了就是候补老师。郭嵩焘没被选中，非常抑郁，曾国藩只好陪他借酒浇愁。
来年是1845年，郭嵩焘又参加了会试，这一年共同考试的还有52岁的魏源，23岁的李鸿章，他比郭嵩焘小四岁，还有弟弟郭崑焘。结果他、弟弟和李鸿章都落榜了。放榜后一个月，他和弟弟离开北京回老家，曾国藩不免各种鼓励，就像你考研不成功，你大哥天天各种劝一样。
古今中外，考试对东方文明中的年青人都是折磨，区别只是有些人折磨的时间少，有些人多，还有些人一辈子。有的是折磨一个人，有的是折磨一家人、一代人、还有的折磨几代人。
在清朝，不科举确实也没其他出路。中了秀才能见官不跪，免除差徭和丁税，只需要缴纳土地税。中了举人则可以免除全家丁役，包括土地税。所以，古代有功名在身，就是整个宗族的荣耀，因为这有切切实实的好处。
反过来，为什么过去那么重视宗族，各个大姓都有祠堂。一方面儒家文化认为以亲疏远近厚此薄彼是天理；一方面血缘叠加地缘形成的互助互惠宗族乡里关系可以增加人们面对天灾人祸的防范能力，让宗族得以保全和延续；一方面在经济上宗族资助选拔优秀子弟科考就像买彩票，10年不中没关系，有一个中了，全族可以沾光。免税免徭役免土地税不论何时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何况考上童生之后宗族资助你是要签协议的，你考中了必须资助乡里，提携同族。这已经把道德规范化成了协约。若不遵守，不是道德谴责宗族除名这么简单了，很可能会成了官司丑闻。在封建社会这几乎相当于自杀的行为，没人敢的。
科举在经济上就是投资行为，在政治上是突破阶层的独木桥，在文化上是薪火相传的学圣之路。所以我们总能看到文人互相吹捧时都是以圣人学生自许和欺许。
1846年，郭嵩焘带着老婆，弟弟，还有曾国荃一起到吉安，充当知府陈源兖的幕僚。陈源兖不是一般人，这人和曾国藩是童年好友，后来还结了亲家。郭嵩焘准确地说是沾了曾国荃的光，郭嵩焘与曾国藩虽然兄弟相待，但人家是亲弟弟。不过，曾国藩把郭嵩焘和陈源兖都不当外人，经常写信给两人，而且是一封信写给两个人一起看，可见他们几个人关系有多好。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写信的时候常劝郭嵩焘没事儿的时候多学学八股文，尤其是考试要用到的那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多刷题目，多做卷子。明显是担心郭嵩焘来年会试考不上。
1847年郭嵩焘又去考试，终于中选会试二甲第39名，经过一次朝考以后成为翰林苑庶吉士。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后。同科的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沈桂芬等。前面我说过同年对于古人来说，是重要的人际资源，这相当于在郭嵩焘的同学会之外又加持了一圈高光朋友圈。
要想做名人、做大人物，你先得有个好的同学会当基础，接着要有一个成大事的朋友圈双重保险。今天也不例外。为什么那么多人非要到一线城市，上学区房，考名校，学知识固然重要，有个好的同学圈、博士圈更重要。
想想看，没好的文凭活出人样来，要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有好学历的人，这是事实。连董宇辉还有很多人嘲笑人家二本学校。所以啊，但凡家里投资得起，你也学得进，能考则考。否则虽然不至于输了起跑线，但人生之路难免要付出比考试更难更高的代价。
东亚各国一致公认，考试是人生最公平的一次游戏，走上社会，公平更少。
人逢喜事精神爽，郭嵩焘和曾国藩在卢沟桥惜别以后，就跑到江南去游玩儿了。过去的文人都有一个习惯，不管去哪里，都要沿途游玩一番。过去本来交通条件不好，走走停停也是难免。古代文人似乎把这当成一种必修课，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指的就这个意思，没事儿就到处逛一逛，王阳明也是，闲来无事就把沿边长城的防守考察了一番。区别就是用自家的银子还是用朝廷的银子。这个很难说清楚。
郭嵩焘在苏州、南京、武汉和当地的朋友长辈吃喝玩乐，少不了又是不忘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扩大朋友圈。翰林苑庶吉士的身份已经是国家公务员了，同年同乡同科是里子，他自己的翰林苑庶吉士也是别人想要结交的面子，谁知道以后谁会有大造化呢，所以大家都乐得结识28岁的博士后。
喝酒吃肉吹牛聊天的过程中肯定是要谈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会的国事主要就是海防、洋人，还有朝廷的国策。他认为洋人虽然现在不吭声了，通商的口岸商业这么繁荣，表面上不吭声，实际上是人家还在找机会，一旦有什么机会还来搞一下清朝的。当时这种想法跟他的朋友没什么区别，用的词语都是贬义词，比如说，“岛夷虽弭伏，舶市尚喧嚣”，“游鲸遁逃”而“黠鼠窥伺”，“狐豕奔突〞而“波防靡荡”“异物腥臊”都是那个时候他的言语。这些明显是以上对下，以我对外，以好对坏，看轻看贱洋人的姿态跃然纸上。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在浙江全程经历，亲身感受失败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肯定是愤愤不平。这种和大伙一样的民族情感完全能理解。好比你被外地来的王老三打了一顿，不管什么原因，你被打了，怎么可能客观平静的看待这事呢？
1848年，过完年不久，郭嵩焘从武昌回到了湖南。和八年没有见过的老友刘蓉在长沙相聚，一起住了一个多月，经常喝茶品酒畅论古今人物。9月的时候从湘潭出发，一起去南岳衡山游玩。这一趟玩儿了40多天。
回到湘阴以后，郭嵩焘经历一场洪水。洪水把金陵、汉口都淹了，湖南，湖北都是重灾区。湖南巡抚骆秉章委派候补知府夏廷樾监督救灾，夏廷樾就找郭嵩焘来帮忙。郭同学放下协助叔叔救灾的事情，到长沙协助夏廷樾。
这时候长沙城里面的水已经深的有近1米了。只有北门的丰源和衙正两条街没有见过水。逃难的老百姓遍布街上，沟壑里面儿死人堆成了小山。卖儿鬻女的很多。
在古代，所有的盛世或者说古人对盛世的要求不过是生下孩子能吃口饱饭，社会能维持人口的再生产而已，也就是现在的基本温饱水平。
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唐贞观盛世，你要看当时魏征的奏疏，内陆还是饥民常见、荒地连片，想封禅都不敢让外国使节看到内地的真实景象；康乾盛世，山西巡抚上的奏章说地方的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普通人能糊口，就是盛世、治世了。
记得80年代的一次大会，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媒提出类似的尖锐问题，当时的领导回答很有水平，我记得大概意思是：现在老百姓很浮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很正常，我们搞改革开放，就是让老百姓能享有吃肉骂娘的权利。
我们现在看到了康熙和以前所有的盛世，真的了解了当时老百生的生存状况后，站在现在的角度就特别恶心。比如康熙和乾隆，他们只是让封建专制更加牢固了。用不断发现的历史记录来看，康熙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是非常清楚的，对西方文明很清楚。他就是不敢引入国内，就是害怕民智开化以后他的统治不能稳固。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兴衰强大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我和我们家的人要长期统治，我能不能做老大一直做下去。如果我们家老大做下去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让治下的老百姓不知道外面的事情，那我就做，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控制思想文化都是必选动作。这套东西跟孔孟之道千年以降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从统治上来讲，表面是儒家，实际是法家，个人修心是道家。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公认是宋朝，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代。中国历史学家邓广铭和漆侠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出自宋朝，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着尊师重道之风；商业经济发达，科技发展非常进步，四大发明在宋代也得到了改良普及；在政治上相对包容，对忤旨或党争失势的官员鲜有刑罚；宋太祖立下祖训要求其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及上书谏议之人，文人的地位得以提升，有说法认为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可惜的文治造极，武功稀松，被落后的北方野蛮打败。作为现代文明来讲。给人民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使人民能够接触任何先进的文明，发展出自己的文明。最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有财产权，他不用为吃喝去发愁，他才有精神和余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当下经常现在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说先辈们如何努力？我们今天怎么还能追明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让我们今天不用像他们那样辛苦生活，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丰衣足食，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吗。我们的先辈无非就是这样，父母的努力也是想让儿女少受苦。如果说他们努力之后，我们仍然要刻意的去经历苦难，刻意有钱不花，那么奋斗本身还有什么意义？
现实中很多父辈，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来钱干嘛？有一部分人给孩子结婚买房，给孩子资助。还有很多人买保健品，做各种投资，然后血本无归。他们一辈子生活节俭自己却没有享用，全部“资助“了那些骗子。当我们倡导节俭的时候，要注意量力而行，因人而异，为节俭而节俭毫无意义，如同歌颂苦难一样令人生疑。我们的文明要生长要发展，就不应该强调这种牺牲者文化、牺牲者心态。因为这种牺牲不仅没有意义还畸形。
郭嵩焘看到灾民各种惨象，心情格外难受，为此写了一首诗：“三日不得粥一瓯，沟壑死骨横如丘。典男鬻妻作朝哺，一家小弱尽不留。〞
当时灾民太多，要发赈牌都很难，赈牌就是灾民领取衣食的一个凭证。在长沙五里墩、二里驿路两边盖了十几个赈灾济粥的棚场，仍然装不下1000个人。郭嵩焘日夜操劳，在考察中有人跟他说每天晚上灾民都住在北门外被水淹没的菜园里面的小舟上，绵延好几里。他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就派人去查点有多少条船、多少个人在船上，再以此去发放赈牌领取物资。这个时候救灾就变得准确有序了，在城里面饿死的尸体越来越少了。洪水过了两个月才退。
古代遇到灾荒就是这样，因为家里没有存粮，有存粮也被水淹了。其实现代遇到灾荒也是一样，只是效率更高、手段更多，所以不至于发生过去那种惨事。但在一些落后的国家，比如非洲还是会出现饿死人的事情。
科技和组织都能提高效率，科技是基础，组织是保障，两者缺一不可。一个社会福祉的提高有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全部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制度、技术创新等，这里的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专业化的生产创新、组织创新、降低制度成本的创新等组合之后形成的生产率。在晚清，除了土地和人口，几乎什么都没有，遇到灾荒难免如此。事实上在同期的欧美，遇到灾荒也是一样艰难。
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