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版本目录学的延续

版本目录学实是治书之学，以书籍为中心探讨历代学术文化的流变兴替，所以编刻、收藏、品鉴图书是从事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尤以藏书最关紧要。与各地相比，清代以前湖南文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藏书之业未兴，版本目录学无从谈起，王啸苏就曾说：“自藜阁传书，兰台撰志，中秘述其宏业，仍世奉为达模。宋世私家，晁、陈特显。明清之际，著者尤多。尧卿天一之阁，牧斋绛云之楼，复翁百宋之廛，简庄紫薇之舍，缥囊缃帙，焜耀东南。而湖外旧藏，则惟卧雪一庐，碧琳孤馆，仅回旋于贫国，难比附乎大邦。”[66]据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湖南最早的目录学著述，是明代善化人吴楙所编《古今书目》。入清以后，湘中目录之作渐多，版本之学也随之兴起。

湘人编撰、刊刻的私家藏书目录，清前期有宁乡刘康《红豆山房藏书目》、攸县贺德宗《续古之人斋藏书目录》十卷、常宁李文昊《听嘤堂书目》二十卷、武陵杨丕复《之五堂储书目录》、溆浦舒焘《绿猗轩书目》[67]，从中略可窥见一姓一家藏书之规模、读书之方法。堪称铁中铮铮的是彭维新（1679—1769），字肇周，号石原、余山，茶陵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他以前人奋力著述，志在传之后世，“乃阅世未几，其书或全或缺，或存或佚，学者几不知某氏撰次者何书，且不知某代著作者何人。昔者敝精刓神以图不朽，俄泯泯与草木同腐，讵非千古憾事哉”，因此以传承历代文献自任，网罗散佚，编撰《历代著述人名书目》，“遍稽历代著述，胪其氏名，纪其书名、卷数，详其时代、地著，注其阙佚，又仿昭德《读书志》，揭其作书本旨，间以愚臆论其失得之故。大要详于经史，其诗文集专行者另编，风角壬遁各术艺与稗乘之荒诞不经、俚俗不文者均不录。自余关典故、涉物理者，虽丛残，弗敢遗也。”[68]全书收录先秦至明末二千三百多家，堪称洋洋大观，可惜全书没有流传下来。

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南藏书之家甚多，私家书目越来越多，比较著名的有何绍基《东洲草堂藏书目》（稿本，藏湖南省图书馆）、湘乡曾氏富厚堂《曾氏公记书目》（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湘阴李桓《海粟楼书目》、善化周达甫《守训堂藏书目》（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化皮锡瑞《皮氏古今书目类钞》（稿本，藏湖南省图书馆）、益阳萧士恒《如园架上书钞目》（光绪二十四年萧氏如园刻本）、湘乡陈毅《阙慎室藏书目录》（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湘潭周逸《恒心堂书目》（稿本，藏湖南省图书馆）、长沙郭宗熙《绠古楼行箧书目》（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沙李肖聃《星庐藏书目录》（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1915年叶氏观古堂铅印本）等[69]。近代湘人又积极为乡贤著述、地方文献编撰目录，比较突出的有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一卷、邹汉勋《衡阳二王著述目录》二卷，详记王夫之、王介之的著述；刘人熙《楚宝目录》一卷，则专记京城湖广会馆所藏两湖乡贤著作，附有提要。湘籍学人编撰的艺文志，或为公共馆藏编辑的目录，见于著录者如湘潭王荣兰《宋艺文志补遗》四卷、新化邓显鹤《安徽通志·艺文志》二十四卷、湘乡谢崧岱《南学书目札记》八卷（光绪十一年湘乡谢氏研经榭刻本）、善化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四卷（1926年善化悟庐铅印本）、醴陵傅熊湘《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十卷（长沙湘鄂印刷公司1929年）和平江方克刚《南轩图书馆图书目录》（1937年长沙洞庭印务馆铅印本）等。此外，湖南有心之人、有力之家还校刊前代目录名著，例如王先谦1884年校刻《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后编》二十卷、《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赵氏附志》二卷，叶德辉编校《观古堂书目丛刻》四十七卷、十五种，始刻于1902年，告竣于1918年，1935年全部收入《郋园先生全书》。

清代中叶以来，随着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学术人才的蔚兴，目录版本之学也渐次发展起来，比较著名的学者可以举出以下数人：

武陵赵慎畛（1761—1825）字遵路、蓼生，号笛楼，嘉庆元年（1796）进士，官至云贵总督。他有“榆巢”、“省諐室”等藏书处，收藏甚富，颇多精善之本，又与阮元、翁方纲等相往还，稔熟古籍版本、目录，精于鉴别，著《读书日记》，载其藏书、读书之事，专述目录、版本，《榆巢杂识》也论及版本鉴赏。

宁乡黄本骥（1778—1853）字仲良，号虎痴，道光元年（1821）举人，官黔阳县教谕。他博览群书，在经史、舆地、职官、金石和目录等领域均有成就，著述众多，其中有关目录的有《皇朝经籍志》六卷、《金石萃编补目》三卷附《元碑存目》一卷、《隋唐石刻拾遗》二卷附《关中金石记隋唐石刻原目》一卷等，其中《皇朝经籍志》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清人著述进行编辑，卷一详列清廷内府书目，卷二以下分四部编排，著录书名、卷数及作者，末附《著书人物考》，略述姓名、字号、籍贯、出身、官职等。

湘潭袁芳瑛（1814—1859）字漱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松江知府。一生最喜收聚图书，多得善本，叶德辉称“咸丰时，东南士大夫藏书有名者三人，一朱学勤，一丁日昌，一袁芳瑛”，叶昌炽说“袁漱六藏书之富，恬裕、皕宋楼、海源三家皆不能及”，堪称晚清第一大藏书家，有《蠹圃书目》二十卷存世[70]。袁芳瑛精熟版本校勘，“尤好多藏椠本，考其同异，收明以前《史记》至三十余种，他经史类此”[71]。他又好校书，曾手校通志堂本《经典释文》，搜罗宋明旧本，参用清代名家校语，“以朱墨黄三色笔别之，于宋本一点一画小有歧异，均用朱笔细勘”，叶德辉称赞说：“湘中精版本之学者，必首推先生，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钞，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72]

巴陵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荫生，官至潮州知府。他一生酷好收书、读书、刻书，在广州所建“碧琳琅馆”藏书为粤城之冠，“迄于晚年，最其所藏，为卷几盈五十万”[73]，所藏珍秘之本极多，仅《雁影斋题跋》所记，就有宋刻二十四种、元刻三十三种，袁宝璜感叹：“近时藏书家，浙中有陆氏、丁氏，吴中有瞿氏，广州有伍氏、孔氏，揭阳有丁氏，搜罗珍秘，皆有可观。方氏所藏书，足与诸家抗衡。”[74]方功惠还精心校刊一批古代要籍与海内孤本，如《古经解汇函》附《古小学汇函》、《全唐文纪事》、《草堂诗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又就所藏秘本择刊《碧琳琅馆丛书》四十四种，嘉惠学界。方功惠所编藏书目录，有《碧琳琅馆书目》四卷、《碧琳琅馆珍藏书目》二册、《碧琳琅馆集部书目》、《碧琳琅馆金石碑版目录》三册，以及自撰《碧琳琅馆藏书记》一册，收录其读书题跋七十五篇。

湘乡李希圣（1863—1905），字亦元，号雁影斋主，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李希圣精通版本、目录学，方功惠去世后，其孙方湘宾将碧琳琅馆藏书运至北京出售，请李希圣编定书目，因得尽见方氏藏书，“遇旧椠精钞，随意记录，间加考证，以备遗忘”，“每书皆记其行数、字数，藉以存古书面目”[75]，其实也对方氏藏书多有考证，或辨析源流，或评骘得失，撰成《雁影斋题跋》四卷，既为后人窥测方氏藏书留下珍贵资料，也是近代湘人颇有代表性的目录学著作。傅增湘评价说：“君为此编，多随手纪录而成，初非经意之作，然时或考订其源流，评量其得失，亦复翔实淹赅，与郘亭、邻苏、艺风诸人差可齐鏕并辔，亦近代治目录学者所宜知也。”[76]李希圣另有《雁影斋读书记》一卷，1936年蟫隐庐石印刊行。

湘乡王礼培（1864—1943），字佩初，号南公，别署潜虚老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留学日本，习政法，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任职湖南省铜元局，不久辞职隐退，1931年应聘为河南大学教授，主讲目录版本学，1933年起先后任船山学社副董事长、董事长。王礼培藏书十万余卷，精善者除宋元本外，尤以明清抄校本及稿本为罕秘，撰有《复壁书目》一卷（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

湘乡徐崇立（1872—1951），字健石，号兼民，别署瓻园、瓻叟、瓻庐老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徐崇立以书法、篆刻闻名于世，又精研金石、目录、版本之学，对碑版考证题跋甚为精赅，有《瓻翁题跋》稿本九册传世（藏湖南省图书馆）。

湘潭叶启勋（1900—1972），字定侯，后字更生，叶德辉从子。他自称“幼承家学，性喜蓄书，十数年间，聚书十万卷有奇，凡先世父观古堂中所无者，辄以重值得之”[77]。叶德辉死难后，叶启勋竭力收贮其散佚秘籍，因此拾经楼藏书名重一时，1934年傅增湘到长沙，“造庐观其藏书，旧椠名钞，连楹充栋，中多罕传秘籍”[78]。叶启勋从小受叶德辉教导，精究版本目录学，“能衍其世父之绪业，且骎骎光显而昌大之”[79]，1937年刊印《拾经楼紬书录》三卷，收录题跋一百多篇，著录之书以宋元明刻本、稿本、钞本居多，每跋详述校雠、收藏源流，抄录名人题识、印记，与《郋园读书志》颇多相似。

叶启发（1905—1952）字东明，叶启勋之弟，同样幼受叶德辉训示，“时以各书板刻之原委、校勘之异同相指示”，由此嗜好目录版本之学，嗜书成癖，以购藏典籍为务，“以读书、藏书为乐”[80]。叶启发撰《华鄂堂读书小识》四卷，有题跋百余篇，就华鄂堂所藏宋元明刻本、抄本、名人批本、校本书籍详加检核，考证其得失源流，“其辨别真赝、记载行款，以及叙述收藏授受之渊源，无一不精审不欺，以尽继述之能事”[81]，可与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互观[82]。

沅江张舜徽（1911—1992），出身书香门第，“幼时读书家中，先君子亲授经传及文字、训诂诸书”[83]，十七岁负笈出游，转益多师，最终成为一代通人，能治四部之学，相继执教于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民国大学、国立兰州大学，最后终老于华中师范学院。张舜徽对目录版本学有精深研究，自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84]，著有《广校雠略》（1945年壮仪轩铅印本）、《汉书艺文志释例》（1946年壮仪轩铅印本）、《四库总目提要叙讲疏》（民国年间稿本，收入1988年齐鲁书社《旧学辑存》）等。

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南研究版本目录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公推湘潭叶德辉和常德余嘉锡。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一字直山，号郋园，室名双楳景闇、观古堂，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分发吏部主事，到任后即请假归里，定居长沙，以读书、藏书、刻书为业，“为学博大汪洋，靡测涯际，而考订精审，从不轻下己意，一时言古学者翕然宗之，海内外无异辞焉”[85]。叶德辉收藏极富，自称：“余平生酷好聚书，又龂龂于板本之鉴别，所藏几二十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86]刘肇隅说他“承先世之楹书，更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厨，而别本、重本之多，往往为前此藏书家所未有”[87]，收藏之富，藏品之精，堪称近代湘中第一家。他治学遍及四部，尤其精擅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弟子称誉他“著作等身，于群经、小学、乙部、百家之书，无不淹贯宏通，发前人未发之蕴，而于目录版本之学，寝馈数十寒暑，储藏既富，闻见尤多，故于各书一目憭然，偶然随笔所书，动中窾窍”[88]。杨树达更以“旷代之鸿儒”相推誉，特别评说他“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89]。叶德辉自编《观古堂藏书目》四卷，就与寻常私家藏书目录相异，其中有两点别具一格：一是仿东汉班固《汉志》之例，于四部卷前设序例，简述各部类流变，不仅区划图籍，还可为后学指点门径，如叙史部簿录类说：“簿录类者，史家艺文、经籍之流也。《四库》以书籍、金石为一类，谓之目录，义难赅贯，例亦杂糅，况国朝金石之学撰述无虑数百家，自宜析出，别为一类。至书籍板本题跋滋多阙佚，校勘成书者众，概名目录，循览多歧。今故叙次为目录之属，为题跋之属，为考订之属。近人书目有以题跋、考证入之儒家考订者，不如此之门户分明矣。”[90]二是仿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详记各书不同版本，为后人考校版本异同提供方便，如著录魏征《群书治要》，即记有三种版本：“一、日本天明七年原刻本，一、咸丰丁巳《粤雅堂丛书》本，一、道光二十七年杨墨林刻《连筠簃丛书》本。”[91]叶德辉针对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述历代藏书事迹而不详书籍版本的缺憾，“于是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笔而录之，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遗缺”，撰成《书林清话》十卷（叶氏观古堂1911年初刻本、1920年修订本），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考证，细述我国古代雕版印书刊刻、装帧、体例、流传等方面的知识和掌故，细大不拘，“凡关于刻书一类之事，无不类聚条分，足以广异闻而资谈助”[92]，是版本学上的不朽名著，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书史。其他如《藏书十约》一卷（1911年叶氏观古堂刻本）自述其藏书观，不经意间阐发了藏书理论，《书林余话》二卷（1928年上海澹园铅印本）接续《书林清话》之缺略，《书目答问斠补》（1932年《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第三号）纠补《书目答问》之讹失，都是誉满学林的力作。在叶德辉逝后，刘肇隅等人整理他在各种藏本上的题跋，汇编为《郋园读书志》十六卷，“辨版刻之时代，订钞校之精粗，考卷数之多寡，别新旧之异同，以及藏书印记、先辈佚闻，莫不精审确凿”[93]，因此刊印后风行一时。张舜徽对叶德辉的经学、小学颇不以为然，唯独称赏他“版本之学最能名世”[94]。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狷翁，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充吏部文选司主事，不久丁忧回籍，充任常德师范学堂教员，1928年起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主讲目录学，并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嘉锡年少时读张之洞《书目答问》，惊叹学海无涯，茫然不知所措，继阅《輶轩语》，读到“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恍然大悟治学门径，不久设法购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部，日夜研读，遇有疑惑，即翻家中藏书一一检核，从此将一生精力投入其中，撰成《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指陈得失，补阙匡谬，引证广博，考辨缜密，成为目录学研究的巨著，如张舜徽评述说：“先生学问极博，于史、子两部用力尤勤。尝自谓宋以前书，未见者少。数十年间，手不释卷，熟于历代官制、地理，故考史之业为最精。每有论述，必穷源竟委，取证确当，论者咸服其通核。观《四库提要辨证》，即可见其功力之深，自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也。”[95]余嘉锡在北京各大学印发的讲义《目录学发微》四卷，细述目录学的功用、体制、流变，总结西汉以来目录学的历史，解析传统目录学的理论，引证详密，条理井然，承继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统，将中国传统目录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他另有《古书通例》四卷、《书册制度补考》、《汉书艺文志索隐》等目录学著述，颇多真知灼见，至今仍让研究者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