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诸子学的兴盛

明末清初以来，由于学术风气的转移和世情时局的急变，诸子研究逐渐兴起，“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列》、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吾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53]，在这种会通三教、经世务实风气的刺激下，周秦诸子思想一度复活。湘籍学者也是在这种氛围下开始活跃起来，对先秦诸子开展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夫之。他撰有《老子衍》一卷、《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对《老》、《庄》二书及前人注解作了校正、辨析，对老、庄思想作了阐释、发挥，既对前人以佛、禅解老、庄的做法作了批评，也对老、庄离物言道、逃之空虚的主张加以纠驳。乾嘉时期，一批学术大师出于以子证经的需要，对《荀子》、《墨子》、《管子》、《韩非子》等进行校勘、考订，朴学风气弥漫大江南北，但湘中学者并未闻风而动，从光绪《湖南通志》上，只见到数种研究道家、兵家的著述。

晚清以来，由于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经世求变、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诸子学蔚然成风，出现考证与义理两种研究取径。前者偏重于对先秦诸子著述作辑佚、校订、笺注，旨在恢复诸子的本来面目，使其文本可读，后者则偏重于对诸子思想学说作疏理、阐释，意在发抒新说，使诸子思想适于当世之用。湖湘学人这一次乘风而起，从此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诸子，既取资于先秦诸子以挽救时弊、引进西学，又自觉承袭乾嘉以来的考证学风与研究成果，考证、义理兼而有之，在先秦诸子校释方面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特别是郭庆藩《庄子集释》十卷、王先谦《庄子集解》八卷和《荀子集解》二十卷、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二十卷等综集大成，郭嵩焘《诸子札记》、王闿运《墨子注》与《庄子注》、曹耀湘《墨子笺》、易佩绅《老子解》、易顺鼎《读老子札记》、苏舆《晏子春秋校本》，以及胡元仪的《荀子》研究、黄巩的《孙子集注》等，无不闻名一时。晚清湖南这批研究诸子的后劲，或专究一子，或兼治诸家，成就很高，影响很大，从整体上已经超出乾嘉时期江、浙、吴、皖等地的诸子研究。

进入民国以后，尤其“五四”以来，湘籍学人诸子研究之风有增无减，较之晚清，可以说是跨入新境。这一时期湘人研究诸子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扩充诸子研究的范围，既用力于儒、道、墨、法，也兼治名家、兵家、杂家，甚至一人而博涉多家。兹举今人不太熟悉的两位学者为例。

一是长沙王时润，字启湘，约生于光绪四年（1878），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法学部，“素攻训诂学，而又游学外国，通新世政法学理”[54]，长期研究《商君书》和周秦名家，曾在江苏、安徽、湖南各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后一度供职于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法院。1915年由长沙宏文图书社铅印刊行《闻鸡轩丛书》，包括《商君书斠诠》五卷首一卷附二卷和《周秦名家三子校录》三卷（《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各一卷）附《慎子》一卷。不久任教于南华法政学校，有石印讲义《商君书集解》五卷。1934年在济南重印《周秦名家三子校录》，改名《周秦名学三种》（1937年仍以《周秦名家三子校录》之名再版，1957年又改名《周秦名家三子校诠》，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抗战期间，王时润应聘赴辰溪任湖南大学教授，将原有《商君书》研究成果加以整理，著成《商君书发微》，石印作为讲义，李肖聃在序中称颂说：“愚观君补《垦令》之讹脱，释《去强》之六虱，乙《开塞》之义利，张先秦之五权，依训达词，冰解的破，犁然有当乎人心。”[55]

二是常宁尹桐阳，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少习《说》、《雅》，长释丙部”[56]，精究诸子和小学，1919年选授湖北大冶县知事，后来执教于北平民国大学、香山慈幼院、河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和湖南大学等，讲授诸子学、小学。他先后出版的诸子学研究著述，有《墨子新释》三卷附佚文一卷（1914年衡南学社初刊，1919年再版，1923年湖北工业传习所第三版）、《商君书新释》五卷附杂录一卷（1918年铅印，1923年再版）、《韩子新释》二十卷（1919年湖北工业传习所铅印）、《管子新释》二十四卷（1923年湖北工业传习所铅印本）、《诸子论略》三卷（1927年北平民国大学铅印本）、《於陵子注》一卷（上海文明书局1928年）、《鬼谷子新释》三卷附佚文一卷（上海文明印刷所1932年）、《老子玄诂附韵学》二卷（1937年长沙大成丰印刷局铅印本），另有《庄子特觉》三十三卷、《战国策新释》三十三卷、《起圣斋文集》三卷等成稿未刊，总汇为《起圣斋丛书》。

其次，承继乾嘉大师和晚清乡贤的成果，举凡考版本、定篇什、理章句、正文字、明训诂、辨真伪、别异同、辑遗佚，多管齐下，对诸子著述作更为精心的整理，同时还吸收西方科学实证之法和新学新理，温故知新，对诸子学说作今诠新释，促进先秦诸子思想向近代转化。因此，这一时期湘籍学人的诸子研究，不仅成果数量加增，学术质量也大为提升，可谓后出转精，不仅形成一批续补、新创之作，而且撰出几种新的集成之作，前者如罗焌《韩子校注》、宁调元《庄子补释》、黄巩《管子编注》与《孙子集注》、王时润《周秦名家三子校录》与《商君学发微》、刘鼒和《新解老》、尹桐阳《鬼谷子新释》与《老子玄诂附韵学》、邓高镜《墨经新释》、谭戒甫《墨经易解》与《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杨树达《老子古义》、姚大慈《老子类编》等，后者如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石广权《管子今诠》、颜昌峣《管子校释》、杨伯峻《列子集释》等。此外，还有人对先秦诸子作概述或总论，涌现出罗焌《诸子学述》、尹桐阳《诸子论略》、方授楚《墨学源流》等优秀之作。

民国以来湘人研究诸子，既有学理层面的探究，也带有鲜明的实用目的，思想旨趣多种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其一，发掘诸子思想的精华，企图振衰起弊，挽救时艰。面对民国以来国家衰弱、政治腐朽、道德堕落、风俗凋敝的各种乱象，有识之士纷纷寄望于先秦诸子，从中寻找思想资源，视之为振衰起弊、挽救人心风俗的妙药良方。如易白沙对墨学情有独钟，在《述墨》一文开宗明义就提出：“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57]颜昌峣对管子的政治才能极为倾佩，声称“予尝爱管子之书多精言，可施之于治道，其文辞粲焉可观，信乎伊尹、周公而后，卓然为吾国政治大家，当时鲁施伯称为天下之大圣，不诬也”，甚至认为管子治国之术，早已达到欧洲近代的水平：“‘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之数言者，管子蕲向之治象，而今西欧各国竭力以赴之，而未睹成功者也。嗟乎，管子天下才也，岂不然欤，岂不然欤！”[58]颜昌峣将管子推为“天下才”，因此用心研究，“于管氏有所发明”，开掘《管子》蕴含的政治智慧，“期于章劲齐之盛业，发敬仲之深谋，间益新知，冀施有政”[59]，希望有助于富国强民。尹桐阳更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之际，疾呼阐明老子思想：“新邦肇造，廿有四稔，内忧方殷，外患日棘，兵械苦窳，士怯不前，奢淫异物，鞠满市廛，大利外输，难以计数，国弱矣，民贫矣！而老子云‘以奇用兵’，又曰‘不贵难得之货’，则用兵当舍正取奇，而行军所需如飞车、飞鸢诸器，亦宜力图其奇而日进无已。若黔黎常用之物，必不可好奇而至难得，俾养成尚俭之风，以收康阜之效。救时良药，舍老其谁？《道》、《德》两经之新诠，有心者又曷可缓？”[60]

其二，整理国故，会通中西新旧，承继民族优秀传统。在晚清“西学中源”说的基础上，民国学者多将先秦诸子视作引进西学的嫁接物，更自觉地利用其中的思想遗产来融贯中西，如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名学史时，呼吁恢复先秦的“非儒学派”，“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61]。五四之后的湖南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也有这种明确的意识，注意通过融采境外学术来研究诸子，汇通中西之学，彰显优秀民族传统。如颜昌峣认为，《管子》一书不仅兼有先秦百家的学说，而且纵可贯中国二千多年之治道，横可兼欧美最新之学说：“其言之似儒、道、名、法、兵、农、墨、纵横之术者勿论已，若其经国远谟、微言大义，伊、周之所未言，后儒之所沾溉，其精神气烈，直贯二千数百年，与今欧西学者数十百辈之所研讨探索而仅得之者，后先相视，若冥契然。夫其参国伍鄙、均地分民之制，则地方自治之规也；内政军令，则寓兵于乡之制也；‘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篇所记，则民事统计之纲也；‘啧室之议’，议院之始也；‘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则服从民意之旨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先王善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保国、以民保民也’，此国民主义之精意也。‘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此孟氏政论之所本也。‘仁从中出，义自外作’，是告子之说所由来也。‘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则董子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所自出也。官山海，发伏利，则顾亭林氏所谓‘一税之后，不问所之，国与民两利’之道也。市櫎国轨，平准通移，则调齐贫富，杜绝蓄贾，近世国家社会主义之措施也。”[62]他论证管子一家之学汇集中西古今的政治智慧，珍惜之情溢于言表，现实用意不言而喻。谭戒甫研究墨学，功绩甚大，他的《墨经易解》“旁采乎物理，广证于因明”[63]，借助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印度因明学，对墨家逻辑作了深入剖析，尽显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彩。

从晚清到民国，湘籍学者的诸子研究虽然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但其实也是一个前后相继、彼此相融的整体。例如，颜昌峣在《管子校释例言》中说：“吾湘治管书者，近亦多有。如同邑曾文正公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校《管》数十条，率精善，皆录入。又湘阴畏友郭氏大痴素观本著，批注颇多，并录其先德养知先生（嵩焘）《读管笔记》于书眉，几全采用，称郭云、小郭云以别之。长沙黄氏巩有《管子编注》六卷，多所删节移改。友人罗氏焌，间有善言，均择尤入注。及门谭甥戒甫方在武汉授诸子学，亦纂有《管子斠注》一书，云未脱稿，俟后增入。”[64]他征引所及，有曾国藩、郭嵩焘、郭耘桂、黄巩、罗焌、谭戒甫，几乎汇集了近代湖南管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又如李肖聃在评价王先谦诸子研究的成就与影响说：“九流之学，楚士号精。两王有衍《庄》之书，魏、易（佩绅）传解《老》之业。曹镜初造《墨子笺解》，易石甫有《淮南新疏》。绸发经生，最精兰陵之书（湘潭胡元仪子威）；孟纯文人，亦有释《庄》之集（湘阴郭庆藩子静）。而其先则曾太傅能言其大（太傅尝言：诸子皆可师），李布政（元度）能知其深（次青尝言：曾公自苦等于禹、墨，持法则用申、韩，善处功名之际则用黄、老）。先生集解《荀子》，多采大胡之言；继释《庄》书，又承小郭之后。用心各有疏密，义例不无略详（刘申叔之《荀子校释》、马其昶之《庄子故》，多能拾先生之遗）。然其后陈诒仲为《墨子正义》，苏阜康校《晏子春秋》，罗庶丹为《吕览诠言》，杨遇夫撰《老子古义》，溯其原始，启自先生。前哲之醍鬯既宏，后进之慕效自广。近时资滨戴子，倡名学于麓山（益阳戴润珂有《诸子概论》，其县人罗润泉有《墨子解义》），涟浦谭君，振玄风于江汉（湘乡谭戒甫著《形名》、《墨辩》诸书，其师颜昌峣著《管子校义》，颜则葵园门人也）。大湖南北，厥道益光。”[65]他以王先谦为中心，溯源竟流，勾勒出清代湖南诸子学的小史。从颜昌峣的自述和李肖聃的评说，正可见从晚清到“五四”以来，湘人的诸子研究构成了完整的学术脉络与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