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 李冬君
- 1601字
- 2023-04-04 15:07:22
富贵从写生来
时至今日,八卦殿四壁上的四季花木鸟虫图,留下的只是传说。
还有《六鹤图》和那只惹来猎鹰扑击的小雉鸡,我们也无法目睹。
幸而画家还有作品流传,还不至于让我们的想象面对虚无。
黄筌的画作光昌流丽,留在画面上的,是满满的喜剧色彩,他的情怀甚至思想都是欢喜的,将所画的对象和环境融合得非常好。他们一家人的喜庆,就如同他笔下的花木鸟虫,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如虫伏沃草,如花木栽植于阳光下的水岸。
《写生珍禽图》是黄筌留下的唯一画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说,他过了眼,也过了手。对左下角题款“付子居宝习”,他鉴别道:“墨色颇旧,但仍见浮垢,显系后添。”也就是说,这一行小字,是后人添上去的。
“居宝”,是黄筌次子,据说,这幅《写生珍禽图》,是黄筌为儿子做绘画练习准备的。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清人顾复的《平生壮观》。黄筌画作流传至今,最有名,且最无争议的,竟然是一件写生“练习本”,仅一幅做教材用的鸟虫画作,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的宗师地位。
因为是画稿,不讲究整体布局结构,没有时空关系的牵扯,反倒使画面自由、轻松,每一个生命体,都在画面上得到了理想状态的呈现,孤立,但自信,虫和鸟也是万物之灵。
画家在山雀、鹡鸰、斑鸠之间,穿插了各种小虫,有蚱蜢、蜜蜂、天牛等,营造了一个有虫鸟呼吸的空间。鸟以静立,赢得了空间的华贵姿态;虫以行吟,透析出时间里应有的闲适。
尤其是右下角的老乌龟,后面跟着一只小乌龟,欣赏的角度非常舒服,从俯视大约45度斜角看,老乌龟的透视关系给出了视觉的准确,两只乌龟,一大一小,前后随行,画语憨稚,正是作者才华宣泄的笔墨分寸。虽是样本,却不呆板枯燥,显示了画家非凡的形式能力。
《山鹧棘雀图》立轴,绢本设色,纵97厘米,横53.6厘米,北宋黄居寀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八字。
鸟、虫、乌龟,毕竟是一堆素材,它们能否通过作者的创作,成为影响人的精神作品,实现作者自身精神的愉悦体验,最终取决于创作者的技艺和境界,两者缺一不可,黄筌皆备。
当他把素材搬到纸上时,他想把心法传给儿子的冲动,无不深藏于每一笔的勾勒和赋彩之中,他以浓彩轻勾写实,富丽之色达到了理想的极致。
草虫,羽翅透明,屏息之间,牵一丝而全动,纤毫处下笔自若,无迟疑,其妙处尤在以设色表达理想的生命形态。谢赫六法,首称气韵,指向生命的内在属性。孔子说“文质彬彬”,如果“气韵”为“质”,“形似”为“文”,那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质”是生命本质,“文”乃生命样式,黄筌的鸟虫,文质彬彬,可谓兼之,即“形似”与“气韵”兼而有之。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黄筌花鸟画,谓之“写生”,“写生”的提法妙,在那个时代,应该是给画家当胸一拳的新冲击。“写生”而非“写意”,“写生”就是把生命气息画出来,写出“气韵生动”来,写出生命的内在气质。
作为一名宫廷画师,黄筌“写生”,写出了花鸟恬淡、自足、自然的“富贵”气象:从此,“黄家花园”的花鸟画,评价无论褒贬,都被定格为一种富贵格调。这一格调,以花鸟画呈现,便是恬淡自足或自然。其实,作为艺术的“富贵”追求,不正是人性的祈向吗?
眼前物事,无论何等平凡,都要求得尽善;当下真实,不管怎样难堪,也得趋于完美。后来,“富贵”入俗,可黄筌不俗,因为表达“富贵”,是宫廷画师的大本分和命运的好彩头。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山鹧棘雀图》,是黄筌三子黄居寀的作品。曾经斑斓无比的“黄家花园”,如今仅存的这两件早已淡去昔日的富丽,唯有时间一遍遍涂抹积攒下来的古色古香。
《玉堂富贵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南唐徐熙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徐熙,五代南唐画家,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出身“江南名族”。一生未官,时称“江南花鸟,始于徐家”。五代时,与黄筌并称“徐黄”,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