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批判引进（1957—1976年）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教育也步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教育理论。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发生使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批判。1957年至1966年，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状况与上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全方位“一边倒”的方针在这一阶段变成结合中国实际，使教育学“中国化”。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它承接了上一阶段对苏联教育学的大规模引进，同时也是后一阶段“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内没有一本苏联教育学著作被引进的前兆。[29]1967年到1976年，教育学遭到破坏，外国教育学被全盘否定。

一、以教育学中国化为目标的引进（1957—1966年）

1956年至1966年，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6年至1960年，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二是1960年后开始的总结和调整。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逐渐弱化，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相对增加。

（一）逐渐弱化苏联教育学的引进

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依然敌视，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矛盾逐渐加深，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取消了一切对中国的援助，并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在中国引进、传播最重要的背景是教育学“中国化”的提出。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都指出，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进行学习；应该通过学习国外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自己的东西。1956年5月，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学习苏联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教条主义机械搬运的方法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30]《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阐述了孟宪承、萧孝嵘、胡守棻、高觉敷、左任侠、杜佐周、廖世承、欧元怀、张耀翔、张文郁、陈科美、沈白英、李伯棠等学者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学的“中国化”，只是简单地从苏联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达到先进水平。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中也有进步的成分，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苏联教育学，也应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还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家们的教育遗产。[31]

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由此展开，1957年，瞿葆奎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6月号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58年，孙陶林在《学术月刊》第8期发表《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等。批判苏联教育学的教条主义，我国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的教育学。

1957年至1966年，仍有51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如表1-5所示。

表1-5 1957—1966年引进的苏联教育学代表性著作和教材

续表

1957—1966年中国引进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总体情况见表1-6。

表1-6 1957—1966年中国引进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数量及占这一阶段引进外国教育学著作和教材总数的比例统计

这一阶段共引进了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51本，纵向看，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数量呈现出了递减直至零引进的趋势；1960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引进的数量急剧减少；1964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开始进入零引进期。这一现象与中苏关系的破裂进程是直接相关的。在教育学界最显著的反映是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作为苏联教育学标准教科书的基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第一本被引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著作。在这一阶段教育学“中国化”的背景下，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质疑，直至1964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学”，事实上这也是对苏联教育学的彻底否定。从横向看，引进的学科门类与上一阶段基本相同，依然是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为主，启动了学前教育和教育研究方法两门学科的引进。单从学科引进的数量来看，教学法的引进数量依然是最大的。

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体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主体的转换。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依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政府在引进过程中的干预程度有所降低，教育学研究者的能动性得到了发挥。

第二，引进的层次得到提高。与引进主体转换相联系的是，引进的层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教育学“中国化”的影响下，教育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在增强，自觉地将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正如1958年3月30日，柳湜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的教育科学研究者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教育科学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32]然而，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这种努力刚一开始就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夭折了。

第三，引进的目的有所变化。上一阶段，引进苏联教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服务，随着中国教育学自身的发展，引进苏联教育学不再只是为教学服务，同时也为教育学研究服务，这一阶段，囫囵吞枣式的引进模式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从引进的途径来看，这一阶段依然是以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著作、邀请专家开设讲座、派遣留学生等为主。但与上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不论是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来华的人数，还是做报告的次数都在大大减少。1960年，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也大大减少。

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而言，这一阶段国内教育学者对其展开了笔伐。批判它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以书本、课堂和教师为中心。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4年，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讨论会，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二）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传播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教育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基本目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在文学艺术和艺术研究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前一阶段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和教训，开始较为系统地思考教育学在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对西方教育学重新认识。同时，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我国逐渐弱化了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增加了对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

在“教育大革命”中，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等错误。有的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最迫切问题是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这是解决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只从几本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是永远赶不上先进水平的，我们不仅仅要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科学，也应了解其他各国的教育学情况（包括一些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学也有较进步的，即使是反动的，也可以作为批判教材，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33]

这一阶段从其他国家引进的教育学从无到有，据相关研究者的统计，主要有著作7本、论文2篇。[34]

[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德]威廉·施乃勒：《德国民主学校》，柯菁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郑晓沧译：《柏拉图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瑞士]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一卷）》，北京编译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德]克拉拉·蔡特金：《论青年教育》，柯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英]赫伯特·斯宾塞：《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胡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英]沛西·能：《教育原理》，王承绪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此外，我国教育学研究者还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编译出版西方教育论著选读。如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于196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选译西方历史上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学说，“供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生使用”，“使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教育家的主要论著，理解他们的教育基本观点和主张，以扩大眼界和知识领域，培养识别能力；并供教育工作者参考之用”。[35]

这一阶段，赫尔巴特教育学和杜威教育学作为“传统”和“现代”西方教育学的代表被重新评价。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系开始全面采用苏联的教育学教材，中国教育学界开始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赫尔巴特被戴上了反动的帽子。1957年6月，曹孚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从方法论高度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教育学的继承与共性问题。在有关如何认识教育学的政治立场和教育的观关系上，曹孚指出：“一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之间并不永远是‘正面相关’的，一般地说，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作为教育学家，一定是进步的。但一个具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家可以对教育思想做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也是屡见不鲜的。”[36]曹孚以教育史上赫尔巴特等人的情况说明，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在政治立场上趋于反动或保守的人，在教育理论方面仍然可以是有贡献的人。

1958年，常道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三期发表《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的再评价》一文，谨慎地提出“不妨大胆尝试一下把赫尔巴特的哲学思想和教育观点予以分别处理”的观点，从宏观角度肯定了赫尔巴特教学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明确指出：“19世纪后半叶，赫尔巴特学说确曾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达成反动目的；但在更多场合，他的教学理论对于帮助当时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提高学校教学效率，也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37]他充分肯定了赫尔巴特观念心理学思想的进步意义及积极影响，并且对赫尔巴特强调教师的重要作用表达了赞赏。对于赫尔巴特的教学形式阶段理论，以及对中国学校班级授课的影响，常道直也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1962年，罗炳之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册）》出版，其中第十四章以“德国赫尔巴特的反动教育理论”为题，批判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分为“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论儿童管理和道德教育—论教学—赫尔巴特的反动教育理论批判”几个部分，认为“赫尔巴特是德国反动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一套完整教育体系，为当时德国反动势力服务，欧美各国教育界都受了他的影响”[38]。在这部分的结尾中，罗炳之转引常道直《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的再评价》一文中德国教育学中央研究所发表的《德国教育学基本问题》对赫尔巴特的褒贬，批判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机械主义和反辩证法的倾向，肯定赫尔巴特在教学论方面的贡献。

1964年，张焕庭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选译了赫尔巴特的《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普通教育学》和《教育学讲义纲要》。在译文前介绍了赫尔巴特的生平，简介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并进行评价。《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1804年）是用严格的演绎方式，从教育目的开始，讨论到它的假设，由假设达到完成目的的手段，侧重于伦理学方面的发挥；《普通教育学》（1806年）分管理、教学、训练三部分，反映他的主要教育思想，侧重于心理学方面的阐述；《教育学讲义纲要》是对《普通教育学》的补充，对于前书中的心理学基本思想有进一步的发挥。此外，还提到赫尔巴特的其他教育相关著作，如《裴斯泰洛齐的直观初步的观念》《公众协作之下的教育》《学校与生活的关系》《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理想主义对于教育的关系》等。在曹孚影响下，对赫尔巴特的评价较之前一个时期有所缓和。

1955年5月，曹孚在南京市做了一次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报告。1956年，曹孚又出版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一书，对杜威的教育作用论、教育目的论、教学理论和道德教育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杜威所说的“教育应有个别的、特殊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年青一代的资本家，只关注当前的目的，而忽视未来的目的；只承认个人的目的，而否认社会的目的，是一种错误的教育目的观。[39]总体来说，在此期间，杜威的教育思想基本是以“反动”面貌出现的。

曹孚在《杜威批判引论》中指出，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批判杜威的教育理论最好的话。以杜威的教学方法论为指导原则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会犯“思而不学”的毛病。[40]这段时间对杜威的批判“全方位”展开，出现了很多质疑性的文章，如车文博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反科学反革命的本质——对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的批判》（1956年），傅统先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1957年），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1957年）等。

这一时期，杜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的，阻碍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杜威认为的“教育即生长”被曲解为教育无目的论，被认为是要欺骗工人阶级。[41]此外，中国教育批评家们还批评杜威过分强调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兴趣和体验。[42]到20世纪50年代，杜威在中国被完全否定，他被不加客观分析地认为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二、“革命大批判”中的外国教育学（1967—1976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的成就被全部否定，教育学的发展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是封、资、修的一套破烂，全面否定了这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前一阶段教育的否定达到了顶点。这次会议炮制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些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教育学学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一定意义上说，从1958年的教育学‘中国化’到‘文革’时期教育学的‘语录化’，中国教育学完成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失却了它的原创力，学科的自立成了一句空话。”[43]

这一阶段虽然没有一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到我国，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却在客观上使得它继续产生影响。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全面围攻，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代表作；其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与无产阶级教育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其三，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根本对立的；其四，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所说的“全面发展”就是为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其五，所谓的“全面修养”，是为培养修正主义所设计的途径，是“越修越养”；其六，“全民教育”是凯洛夫为了欺骗人民、麻醉人民打出的一个幌子，让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掩盖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本性；其七，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教育学“权威”凯洛夫炮制的《教育学》，其基本内容是黑“三论”，即“智育第一论”“教学阶段论”和“教师中心论”。[44][45]

1969年9月，辽宁省开展了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这次批判的重点是“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9月12日，《辽宁教育》发表社论《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提出彻底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这一阶段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具体集中在全民教育论、人的全面发展与教学理论方面。对教学理论的批判是从“智育第一论”“全民道德论”“天才教育论”“专家治校论”“学生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教学过程是一种认识论”六个方面展开的。不论是哪个方面，最终都会将其归结为资产阶级教育学的翻版，是资产阶级的“黑货”。这一阶段虽然以著作和教材为载体的苏联教育学表现为零引进，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革命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苏联教育学，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作为苏联教育学的代表，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只是一种政治任务，和学术完全无关。然而也是这种批判，使得苏联教育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继续影响着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1966—1976年在“四人帮”大批特批“封资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指令下，教育学学科作为“封资修”的大杂烩被完全否定，教育史上的一切教育遗产都被视为毒草，无论西方教育还是苏联教育皆遭到批判。这一时期，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不知道什么是教育学，更不知道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何许人，仅有的自编的教育学教材、讲义也是语录、文件和政策的汇编，西方教育学思想被全盘否定。创刊于1965年的《外国教育动态》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唯一的教育期刊也仅从反帝反修出发对外国教育改革动态有所介绍，1972年创刊的《外国教育资料》也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