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1949—1956年）

1949—1956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各领域选择向苏联学习，教育学界也开始学习苏联。这一时期，包括对旧教育学的改造和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两个阶段，教育学呈现出新的气象。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主体、引进目的、引进途径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国内外背景

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脱离不开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提供了历史条件。

（一）国际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世界处于两极分化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对立，形成“冷战”态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使得中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封锁，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排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各种方法和策略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在军事上挑衅中国。在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中国毅然选择了抗美援朝。

在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又缺乏建设物资的背景下，为了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学习，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政策。苏联对于中国也表示支持和欢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相似而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总会会长刘少奇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3]在外交上的“一边倒”方针和“全面学习苏联”系列方针路线为引进苏联教育学提供了可能。

（二）国内背景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4]新中国的教育学学科是在清算过去的大批判中开始的。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的探索和积累被否定，随着全国范围内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新发展、新形势皆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须适应新的政治和历史形势的教育学教材。国内的教育学学科，“一是当时所编写的一些教育学教材缺乏系统性，难以用做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二是即使以较系统形式编写出的教育学类书籍，但因编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或其他原因，难以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普遍接受，或难以用做教育学教材”[5]。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成为必然选择。苏联教育学被认为“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来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6]。

二、以模仿为目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过程

1949—1956年，中国是以模仿为目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7]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东北地区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人民日报》在1949年11月刊登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一章，苏联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相继译为中文。此外，我国还邀请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国内学者积极做辅导性或普及性的报告，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苏联教育学著作引进

1949—1956年，引进的苏联教育学著作共有107本。

表1-1 1950—1956年引进的苏联教育学部分著作

续表

依据《全国总书目》《中国教育书录》等，可统计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著作的引进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2 1950—1956年引进的苏联教育学著作数量及占这一阶段引进总数的比例统计表

由表1-2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引进的苏联教育学著作数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1953年作为一个关键时期，引进的数量增大。这一现象的出现的原因是：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从1953年开始，苏联全面援助中国，承诺援建中国304项工业项目，并派遣大批专家和顾问，发展经济、军工、文化和教育事业。同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8]中苏两国关系的这种阶段性变化，使得教育学界自1953年起，引进苏联教育学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

这一阶段共引进了107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启动了13个学科。教育学专门学科引进了7门，教育学元学科引进了2门，教育学交叉学科引进了4门。单从数量来看，教育学元学科只引进了2门学科、2本著作，但和整个20世纪下半叶苏联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相比，占到了学科门类的2/3，数量的40%。因此，这一阶段是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为主的。苏联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具有逐步分化的特点，这一阶段引进的正是苏联已经形成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这一阶段引进数量最大的是各科教学法，这一现象除了说明苏联教学法学科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之外，还说明了它的引进适应了当时的需要。教学法作为一门操作性较强的学科，对实践的指导最为直接，效果也最为明显，因而引进数量较大。

这一阶段教育类的杂志上虽然也不乏翻译介绍苏联教育学的文章，但大都是对某个章节的介绍或是对一本著作的评价。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主要还是通过出版社的正式出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作为一种外来的教育学，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并不是建立在对其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引进苏联教育学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满足当时教学的需要。在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教育学不能再进入课堂，即使进入，主要目的也是对其进行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急切地需要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进入中国的课堂，为教学服务，因此，苏联教育学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被引进了。从这一阶段引进的学科来看，教学法的引进数量最大，也可以体现出引进是为教学服务的特征。

（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引进

在引进的苏联著作中，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最具代表性的。1949—1956年，我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这本《教育学》基本上成为当时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在我国，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共印刷10次，印刷数量为291516册；1958年版共印刷8次，印刷数量为193897册。[9]

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21章《国民教育制度》[10]，这是我国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最早介绍。1950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刊载了德厚译自该书的第1、2章。[11]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节译的第12章《劳动教育》[12]。1950年4月3日，《人民日报》译载了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5节《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学》[13]。

1952年11月，《人民教育》的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也不够系统……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14]1953年5月号的《人民教育》刊载的《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指出：“学期开始时，我们学习《教育学》的方法是，‘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15]可见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学习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

有研究者认为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中国主要有三副面孔：教育学教材的模板、资产阶级教育学、一本苏联的教育学教材。[16]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既有积极影响，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中，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教育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了我国教育学体系科学化的探索与构建；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了对苏联教育学的过度依赖，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的建设。[17]还有研究者将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作用也总结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作用表现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科学化的探索与构建；同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引进造成了中国过于依附凯洛夫《教育学》，影响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18]

（三）邀请苏联教育专家开设讲座

除翻译苏联的教育学著作之外，当时还邀请了不少苏联专家来我国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请专家开班讲座，或办教育学研究班，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苏联教育学专家作为苏联教育学的直接来源，在中国的各种教育活动可以看作苏联教育学的活化。1950年9月，最早来到中国的苏联教育学专家卡尔波娃和苏联学前教育专家戈林娜应邀在北京做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专题报告，报告的内容涉及苏联人民教育制度、初等学校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初等学校教育工作方法、初等学校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学校行政管理学和行政领导等。[19]北京师范大学的档案记录中有一些关于苏联教育学专家的记载：苏联教育学专家普希金于1952年3月中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回国。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后，为教育系专修班和本科四年级学生讲授教育学。同时，他还为本科生、大学教师进修班、教育系全体教师、教育专修班等教师讲课。与此同时，他每月到天津为天津市中小学教师作两次教育学的报告。苏联教育学专家的讲稿大多数已出版，这进一步推动了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在苏联教育学专家开设教育学讲座报告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辅导课程和讲座。

表1-3 苏联教育学专家所作讲座和报告介绍[20]

续表

表1-4 我国教育学专家开设讲座的情况[21]

续表

（四）赴苏联考察访问或留学

根据中苏友好协会的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年中，我国派出了教育、文化考察团13个，共计700多人次到苏联进行学习访问。195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和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一同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建校200周年的大会。[22]同年10月9日到11月18日，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作为团长率领中小学教师代表团重点就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和师资教育进行了学习和访问。[23]在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的同时，我国还不断以政府的名义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一阶段，中国的教育学研究者、留学苏联的学生等在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引进苏联教育学是在浓厚的政治背景和强烈的行政干预下展开的。强大的政治权威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苏联教育学的推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这种自上而下进行推广贯彻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引进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引进苏联教育学的热情很高，学界态度严谨。个别学者，如高晶斋翻译的申比廖夫等著的《教育学》，翻译粗糙，讹误较多，被陈侠、马骥雄等对照原版指了出来，为此高晶斋本人作了自我检讨。

除了苏联教育学教材和著作，教育学界也介绍了苏联教育学最新的一些信息，例如，《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介绍了苏联1952年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的讨论。但是这种引进的程度还是较为初级的，主要以直接翻译、介绍苏联教育学著作、教材、论文为主，此时的中国教育学研究较少涉及本国现实的教育学问题，尚未直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引进呈现出了“简单而初级、急切而热烈”[24]的状况。

三、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

1949年到1956年，中国教育学界掀起学苏的热潮，表现为翻译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教育专家做讲座，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研读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并做辅导报告，介绍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出版苏联教育学者的讲义和报告。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将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教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引进苏联教育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教育学也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建设发展的。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进一步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教育学中的指导地位。正如曹孚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教育学》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需要发展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所以，在发展教育学途程上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苏维埃教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在短促的几年中，在中国教育学界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与教育学方面学习苏联分不开的。”[25]马列主义在中国教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第二，丰富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这一阶段，多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中国，有多个学科被引进：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学论、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学、教育学史、教学法、教育心理学、职业教育、学校卫生学、特殊教育、元教育学等。其中教育学专门学科引进7门，教育学元学科引进2门，教育学交叉学科引进4门，丰富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对旧教育学进行改造，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任务也提上了日程。从1952年开始，按照苏联经验，我国对旧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从根本上废除了西方教育学影响下的旧中国教育学学科及体系，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是以引进和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为起点和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全盘照搬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引进苏联教育学，使教育学各学科完成了从“西式”向“苏式”的转化。

第三，提供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的参考模板。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规定教育学教材分十七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教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第三章学校教育制度；第四章幼儿教育；第五章学龄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第六章教学原理；第七章小学教学的内容；第八章课堂教学；第九章教学方法；第十章德育；第十一章体育；第十二章美育；第十三章小学生的集体组织；第十四章课外活动；第十五章人民教师；第十六章学校与家庭；第十七章小学组织和领导。这一体系基本仿照苏联的教育学体系，尤其是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宋智贤、陈选善等14位专家学者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了“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1954年印行第3版时，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订。1956年印行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这部《教育学》在第5版的“出版者的话”中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26]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对中国中师影响很大。同时，中国教育学研究者和教育者主要学习探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重点集中在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问题上，各大报刊上也刊载如何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文章。中国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高潮出现在1953—1955年[27]，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模板出版了多种教育学教材。

这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既有积极意义，又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移植苏联的教育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这种教育学对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28]在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同时，由于中美处于隔绝状态，阶级斗争扩大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中国崇信者都遭到了全盘否定与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