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语

这是一本力图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认识中华慈善文化的教材。近二十年，公益慈善从过去计划体制下国家的全面管控，逐渐转化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范下民间相对自由发展的新事业。从官办慈善到社会企业，从雷锋精神到公益金融，公益慈善领域快速地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人们虽然知道中华慈善的传统源远流长，但在急速发展的当代，过去的传统似乎变得模糊而抽象，以至于处于新时代的人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在过去的二十年，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现代公益慈善，非营利管理和社会政策，以至对那些始终延续和再造的慈善传统几近熟视无睹。但看起来不断创新的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也难免让人在某个时刻产生疲惫，浮起无根的焦虑。这就驱使着生活在这个文明古国的实践者们再度回到历史与文化的脉络中去重新寻找那些可能常存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之中，我们开始编辑本书，尝试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认识中华慈善文化。学者周秋光一直带领他的团队几乎孤独地在大陆坚持对慈善历史的研究[1]，实属不易，而本书则力图从文化类型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慈善，进而希望通过慈善文化的探究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从王朝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民性的形成以及人们对于公共利益认识的变迁。

这显然是一份不自量力的工作。我们面对的主题是如此纷繁芜杂，而现有的研究尚远远不够。但对于一个力图进行文化复兴的国度，人们对文化以及文化转型的理解、反思和审慎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因此而企望通过这本小书在这一研究领域抛砖引玉，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这样的视角其实并非创新。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一位带着强烈的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学者朱友渔就曾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研究中国慈善事业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这不仅是第一篇关注中国慈善文化的英文著作，亦是近代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的第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

事实上，社会学在当时中国被视作群学，亦作“公益学”。新政时期颁布的《大清光绪新法令》即将“公益学”列为大学堂的修读科目，并附有专门解释：“日本名为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礼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2]群学的具体实践是“合群立会”，即以广泛结社集会的方式培养国民的公共精神与民主习惯。

最新研究表明，“公益”在清末民初主要用指国家利益，梁启超更是直接表示“政治之正鹄，在公益而已”。他于是将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谓之“公益之道”，并指出其中之关键在于培养人民爱国合群之“公德”。于是，以结社集会为方法的群学实践构成了当时公益的具体内容，亦成为研究“社会”学问的首要议题。

所以一切并非偶然。朱友渔和他的同仁们因此而将视角转向一个今天看来相对冷僻的领域——公益慈善与社会变革，并试图从这里去发掘推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他们不但著书宣传，而且身体力行，践履自己的事业主张，可谓近代最早的一批益士。

之所以略感“冷僻”，是因为学界至今对于当时中国公益慈善与政治转型之间的联系尚缺乏了解，西方学界对朱友渔的命题响应亦极为有限。直到1978年，才有第二本有关中国慈善事业的英文著述出版[3]，继而是日本和港台的学者接力，如夫马进、梁其姿、冼玉仪等，持续关注宋明以来尤其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但实务界与一般人士仍对此知之甚少。

本书作为教学读物，力图梳理过往研究，同时结合本书作者团队近年所进行的原创研究，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读者呈现一个对中华慈善文化的整体扫描与概括。我们曾在朱友渔的论文完稿10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书，今天我们编辑这本教材，同样是向那一代公益学人的精神致敬，从而沿着他所提出的文化命题继续探索。

图1—1 朱友渔[4]

图1—2 朱友渔印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