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温馨家园

在王宫和议会之外，是无数大兴土木的街道。那里有着独立或半独立的两层红砖建筑，一式的板岩屋顶、凸肚窗台、木材框架、平开窗户，门前还有个小花园。路人透过保护住宅隐私的篱笆望去，可以看到蕾丝窗帘后面精心布置的窗台陈设。这些“郊区”的住宅整齐干净，带着一丝小康的气息，似乎在宣告着人民的繁荣和满足。在爱德华治下，郊区人口激增：1910年，“外伦敦”地区的人口几近百万人。

新房子都取了“美景堂”或“月桂庄”之类的名字——在乔治和威登·格罗史密斯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名著《小人物日记》中，典型的郊区居民主人公查尔斯·普特尔的宅子就叫这样的名字。它们通常聚集成街区，或是沿着断头路排列成行。附近会有公园、保龄球馆或网球俱乐部和成排商店。穿深色西装、戴圆顶礼帽的男人会手持雨伞离家上班；年轻的母亲会推着婴儿车出门；杂货店和报刊亭的伙计会来送货。街上很少能听到孩子们玩耍的声音。这就是“英格兰中产阶级”的深层意识。

郊区的特点是远离市中心的工业和商业关切。这里充满了田园和浪漫的想象，路旁绿树成行，碧草如茵，为那些有能力逃离市中心喧嚣街巷的人建立了一座没有市井嘈杂的城市。越是枝繁叶茂、辽远广阔的郊区，房价就越高，自有住房者的比例也越高。南伦敦郊区巴勒姆的一幢房子售价逾1 000英镑，周租金高达12先令，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承受得起。

郊区群体中较为低端的是熟练工和手艺人，他们在工作上倒是权威人士，“上司”在其姓氏之后要加上“先生”的敬称。这个群体还包括小店主、零售商、酒馆老板、教师、寄宿公寓管理员和小商户。他们一般在“内郊”租房居住，有时会雇一个仆人——这是爱德华时代劳动密集型家庭的必需品，也是身份的象征，表明他们比半熟练或不熟练的工人或力工高一个层次。“有仆阶层”中最底层的成员也会觉得自己太过优越，不能与酒馆里的劳动人民厮混在一起，但又无力成为中产阶级餐馆的常客。事实上，他们往往会竭力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社会地位就是一切——从内郊滑落到内城会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悲剧。破产、失业和家庭成员的生病或死亡都可能造成这种不幸局面。

城市办公机构职员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公务员、财务人员和经理助理也是如此，他们的年薪在300到700英镑之间。这些人有两个以上的仆人，买得起曼彻斯特内郊乔尔顿和威辛顿等地的宅子。但更加枝繁叶茂的外郊地区却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最有吸引力的高级郊区被上层中产阶级占据，他们是制造商和批发商，以及会计师、建筑师、大小律师、医生、兽医、银行家、精算师和测量师等专业人士阶层。随着19世纪的进展，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严密，每个行当都成立了协会。他们有能力雇用几个仆人，让子女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受过教育后，男孩往往会从事与父亲相同的职业；待嫁的女孩则被鼓励成为速记员或家庭教师。

郊区居民可以沿着新建的交通线去城里上班，这些交通线包括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以及地上和地下铁路。例如巴勒姆通过肯宁顿和斯托克韦尔的地铁站与伦敦金融城相连，迪兹伯里也以地上火车与曼彻斯特中央车站相接。有轨电车是最廉价的出行方式，清晨班次特殊的“工人票”让乘客可以用一便士乘坐最多十英里的行程。然而正因为有轨电车广受工人欢迎，中产阶级往往避而远之，改乘火车。

每当城市郊外建起新的火车站，附近就会出现地产代理公司，向投机者、建筑公司和私人买家供应土地。1907年，位于北伦敦的格德斯绿地通过查令十字、尤斯顿及汉普斯特德铁路与金融城相连；建筑大军接踵而至。1910年，在车站、铁路线和道路周围，山形墙砖木结构的覆瓦“半独立式住宅”越来越多，一份当地报纸评论说：“整日敲打不停，让人想起远处的雷声。”当时没有城市开发计划，地方当局也毫无管制，所以房屋建得挤挤挨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一种无序的扩张，既不考虑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考虑对乡村的保护。到1914年，人们简直无法相信，仅仅十年前，格德斯绿地还是个林木葱茏的地方。

这些外围城市的不断发展会让人们以为，英国人口也在膨胀。然而，郊区的低密度住房与欧陆的高楼大厦和英国城市的老式庭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出不同以往的人口趋势。新式宅第适合英格兰相对老龄化的人口。在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人口的增长速度自有记录以来首次放缓了。1900—1910年间，出生率从36‰降至24‰；英国全靠死亡率下降和越来越多的移民拥入，才使人口保持增长。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英格兰不再是维多利亚统治初期那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了。1841年，有一半人口在20岁以下，但到1914年，这个数字降至不到三分之一。这种趋势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强盛的担忧，而日益增加的移民则激发了排外情绪，许多人抱怨英格兰正在“沦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天下”。民众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英国人的种族“劣化”和“掺杂”的焦虑，为《1905年移民法》提供了依据，该法案由保守党推出，旨在减少来自帝国以外的移民进入英国。

郊区生活的基调是私密性、家庭生活和体面。半独立式房屋前院的女贞树篱和后花园的栅栏确保了郊区家庭的“温馨家园”成为他们的城堡。郊区居民的生活可以不受邻居的干扰，邻里寒暄也不过寥寥数语。然而，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房子的大小和外观宣告了一个人的等级。最富裕的家庭确立了全体郊区居民追求的标准：1913年生造出来的“赶上琼斯一家”，就是郊区生活的目标。如果邻居违反了高尚的道德标准，比如意外怀孕，每个郊区人往往也心知肚明。市郊弥漫着一种群体监督的体面，“得体”成为郊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

郊区中产阶级的理想性格为文艺讽刺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我们过着愚蠢而不真实的小日子，”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萨基的小说里的一个郊区人物评论道，“还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真的是无拘无束、生活理性的男男女女。”其他作家则嘲讽在新街区大量涌现的据说很不成熟的戏剧、歌唱、绘画和插花等文化团体，以及占去郊区居民大量休闲时间的网球、保龄球和高尔夫俱乐部。郊区本身也受到了诋毁和谴责。在1910年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E.M.福斯特描写了在伦敦周边乡村蔓延的一种“红锈”污渍。

一些知识分子倡导郊区的生活方式。激进的自由党议员查尔斯·马斯特曼预言，郊区将是20世纪主要的城市形态，会取代乡村成为新的“英国自由民”繁荣发展的温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立、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人们认为郊区居民的出色之处就是他们的干劲、野心、世故和不可知论。郊区中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在崛起。19世纪60和80年代的改革法案赋予他们部分选举权，1918年又赋予他们全部选举权，他们的选票将决定整个20世纪由谁来统治英格兰。作为对这一阶级不断增长的权力的认可，1911年的人口普查开始以男性户主的职业作为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而不是他所拥有的土地或家族关系。

然而，新的人口有其局限性。郊区的政治意识和团结意识都不可能蓬勃发展，因为在那里，私人利益始终优先于公共关注。由于缺乏强大的集体精神和令人信服的公共道德准则，宗教习惯也在衰退。这并不是说无神论在郊区居民中蔓延，只是他们把时间都投注在家庭、休闲活动和消费上了。郊区的星期天是用来打高尔夫球、网球和保龄球的，而不是用来上教堂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在观念上仍然是基督徒，但他们渐渐感到没有必要去教堂证明这一点。他们对于官方的圣公会态度冷漠，这会成为整个国家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的基调。虽然圣公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会继续影响英国文化，但其民众号召力和政治力量都会被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