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当前形势

郊区之外是英格兰乡间的古老村庄，它们的衰败一直令人惋惜。有逾百万名英格兰人仍在土地上耕作，但他们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不断下降。1851年，四分之一的英格兰男性是农业劳动者，但到191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以下。如今的英格兰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在城镇生活，这一发展使那些认为英格兰人民的健康受到城市生活威胁的人忧心忡忡。

英格兰的农村劳动力主要生活在六个地区——西北、东北和西南部的放牧郡，以及东盎格利亚、中部和东南部的农耕郡。19世纪末的农业大萧条使农耕部门遭到了破坏。1870年，农耕产品占全国农产品的一半，但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0%以下。运输和保存方面的改进让远在新西兰的生产者得以将产品出口到英格兰；全国消耗的所有粮食中有一半来自进口。

在爱德华统治之初，耕种土地的人工资很低。人们每周劳作65小时，平均工资约为12先令，社会改革家本杰明·西博姆·朗特里称，这份收入“甚至不足以让一个中等大小的家庭维持温饱”。1900—1912年间，农村工资增长了3%，远远落后于同期生活费用15%的普遍增幅。只要有可能，农业劳动者都会自己饲养牲畜以供屠宰，也会耕种自家的园地。

英格兰农民并不拥有自己耕种的任何一块耕地。经过前几个世纪的圈地，乡间几乎每一英亩土地都归贵族地主私有。即使在爱尔兰，那里的大片土地也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英国人从当地天主教徒手中夺走，但随着《1903年温德姆土地（购买）法》的颁布，想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的佃户收到了补贴，情况也对农业劳动者更为有利了。在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人们往往认为农活是让他人得利的毫无乐趣的劳作，农民的生活条件常常极为困苦。难怪那么多劳动者要么加入工会，为改善自己的命运鼓而呼之，要么背井离乡前往城镇打拼。乡村人口减少，包括古老的行业、手工艺和消遣在内的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也就随之慢慢消亡了。村落庆典渐稀，酒馆关张，面包和肉食如今都是从来自邻近城镇的面包师与屠夫的货车上购买。

在前往英格兰城市的途中，外来的农村工人经常会遇到驾车反向而行的城镇富裕居民。爱德华时代的中上层决定搬到乡下，为的是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约翰·罗斯金等人在作品中所呼唤的“更简朴”的生活方式。19世纪90年代末创办的《乡村生活》杂志影响力则更大，它向“热爱乡村的商人”承诺“和平、富足和宁静”。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想象，这是整个20世纪城市中产阶级空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乡村生活被破坏得越厉害，这种传统生活的理想对英格兰人心理的影响就越大。

虽然城市富人往往声称热爱传统的农村生活，但他们并不准备放弃现代所给予的舒适。他们一般不愿翻修农民进城后空置在农村的破旧平房，而是建造自己的“农舍式”住宅，并配备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泰晤士河沿岸由此涌现出许多“河畔”住宅，其居民可以依赖稳定的铁路交通通勤到金融城。这些新宅子位于乡村但不属于乡村。那里会传出钢琴的乐音或网球聚会的喧闹声；城里人的谈话如今充斥在乡间小道上。

农村工人进城后发现，城中街上到处都是毫无特色的房舍和商店。住在内城的工人阶级男子大都是半熟练或全无技能的工人，他们受雇于工厂或建筑行业，领取微薄的周薪。社会和经济地位更低的人则从事更不稳定的职业，如清洁工、磨刀工或小贩。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英格兰工人阶级男女的主要职业类别是家政服务，约有125万人受雇为仆。从事家政工作的人数之众强化了保守派的观念，即英格兰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而且都明白自己的位置。

不从事住家服务的工人阶级往往住在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两上两下”的城市排屋中。这些廉价的“工人小屋”隔热性能差，没有自来水，不过很多都已经用上了煤气照明。家庭生活集中在用作厨房和起居室的一楼后堂房间里。楼下的前厅摆放着家里最好的家具，只在特殊场合中使用。房后有一个带室外厕所的小花园；那里可以种菜，也可以存放劳动工具。

将近一半的工人阶级被正式列为贫困人口。虽然在爱德华统治时期，国民收入增加了20%，但实际工资下降了6%左右。如果在外工作的丈夫不能带回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家庭的需要，妻子就要被迫典当家庭的财产。在20世纪的头十年，伦敦金融城方圆十英里内就开了700家当铺。

失业、健康不佳、减薪或工伤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贫困，这是工人阶级挥之不去的恐惧。一旦无法支付排屋的租金，曾经体面的家庭就不得不在拥挤肮脏的“社会底层”贫民窟中寻找住所了。据信，1910年伦敦有35 000人无家可归。他们晚上在街头游荡，在公园门口等待，直到公园开门，才能睡在长椅上。劳动救济所几乎不提供任何庇护。寻求救济的人像囚犯一样，整天靠挑拣麻絮和做苦力赚取简陋的三餐，任何疏忽都会受到监禁的惩罚。

中产阶级的观察家常常把工人阶级描述为另一个种族：不仅发育不良、疾病缠身、充满暴力、精疲力竭，还对烟酒等兴奋剂上瘾。但是，虽然饮酒被上流社会的改革者谴责为“工人阶级的诅咒”，但饮酒者常常将其称为“走出贫民窟的捷径”。宗教并不是“大众”喜欢的刺激物——定期参加宗教仪式的城市工人阶级还不到15%。一些神职人员担心工人正在退回到不信教的状态，而更尖锐的观察家则认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还保有工人阶级的些许拥戴的教派将出世的道德观与世俗的政治关注结合在一起。基尔·哈迪在1892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工党”议员，这位狂热的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宣称，“侍奉上帝的唯一途径是服务人类”。另一方面，工人们认为英国圣公会冷漠无情，鉴于其“做祷告的保守党”的名声，这也许并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