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落帝国

第二次布尔战争最为惊人的不是旷日持久、血雨腥风的游击战，而是英国军队的惨状。士兵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士气低落。1902年战争结束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6 000名军人因口粮不足和体质虚弱而病死他乡。许多英国士兵都是因为贫穷而被迫入伍的，但大约60%的志愿者因不适合服役而遭到拒绝。这一发现促使人们进一步对“某些阶层的人口状况恶化”进行调查，只不过这些调查至少晚了50年。

对战争军事行动的调查同样令人不安。这场战争耗资2.5亿英镑，几乎征用了50万名英军才打败了与布莱顿人口规模大致相仿的布尔人。这些调查的公布促使政府成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协调军队的运作，并遏制英国的侵略主义浪潮。1900年，在战争的胜利开局阶段，帝国主义的热浪使得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的联盟在所谓“卡其色选举”中上了台。保守党主导的该联盟获得了压倒自由党的绝大多数席位，致使英国政治的“钟摆”定律失灵了。

随着战争的延续，从前那些有过帝国荣耀感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和丢脸。工人阶级甚至声称自己对布尔叛军充满钦佩。“在我们的法庭上暗无天日之时，”一个伦敦人如此说道，“谈论日不落帝国又有何益处？”到那个十年结束之时，有关“大英帝国”的陈词滥调会引起一片大笑。

英国军队的种种缺陷标志着全国性的衰退吗？19世纪有很多人认为，英国人的进取与诚信曾给大英帝国的远方领土和各种文化带去了秩序；而在新世纪的肇始，他们不再相信这些自夸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后，政客们惯于谈论现有殖民地、自治领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巩固”或“整合”。人们认为，面对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蓬勃发展，英格兰如果要作为一个大国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强帝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有些政客认为，由于英国军队能力有限，而在英国控制的领土上，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帝国内建立一个“自治领”的制度是确保一统的唯一出路。19世纪末，受过教育的印度精英根据“国家代议制”的原则发展出种种政治理论。爱尔兰民众对“自治”的支持率也几十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反英情绪愈发强烈。

在英格兰也能听到类似的批评。英军烧毁了数千户布尔人的房屋和农场，并建造了8 000座“集中营”来安置被驱逐的布尔人，这一做法激起了公愤；而随着大约2万名妇孺死于集中营中，人们更是怒气上涌。随后又有消息传到英格兰，说政府竟然允许5万名中国劳工在南非矿区工作，工资微薄，生活条件恶劣。在野的自由党政客惊呼政府居然“奴役中国人”。英国将文明馈赠给了“原始”社会，一直是为帝国扩张的正当性辩护的理由。19世纪末，英国的印度总督曾吹嘘要向该国输入“正义的统治”以及“和平、秩序与善政”。但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国的“文明使命”不过是一种剥削的借口。

进入20世纪后，英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制造商主导了世界贸易。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力的结合，使英国人能够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商品；帝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大，加上制海权，确保了商品能够安全销往世界各地。同时，英国各个殖民地利用从伦敦金融城借来的资金，委托英国公司建设复杂的工程项目。19世纪70年代，联合王国制造业总额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在20世纪初，这一数字下降到10%。

英格兰再也不能自称“世界工厂”了——德美两国如今在争夺这个称号，这两个国家都因19世纪下半叶的统一而增强了实力，并在近来的战争中发展了现代生产方法。1900年，美国的煤铁产量超过了英格兰，而德国的采矿技术、电气工程和化工业则更有优势。英格兰的部分问题在于其工业化远远早于对手，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和劳工代表，都缺乏振兴制造业的远见与意愿。英格兰技术僵化，无法拓展帝国疆土，并且由于外国政府的关税而被许多国际市场拒之门外。铁、羊毛、船舶和煤炭等主要出口产业都已老朽不堪。而且英格兰还越来越依赖外国进口，更使出口额下降的问题雪上加霜。1900年后，英国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流出的钱比流入的多。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其经济增长减半。

1901年初，《年鉴》认为英格兰的前景令人“充满忧虑”。几周后的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国民的焦虑更加严重了。消息传遍全国，教堂敲响丧钟，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剧场停演，交通中断。对于许多人来说，绝望中夹杂着茫然。外国观察家有时会说，君主制就是英国人的宗教，但绝非举国都是王室的信徒。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认为：“无论记者怎么说，［伦敦人］大体上没有受到很深的震动。”

不过，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女王的去世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泰晤士报》宣布：“我们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势头可能已经耗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不久，有人预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也将一去不返。下议院保守党领袖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议会演说中宣布“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

不久，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根支柱也倒下了。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辞去首相职务，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他的庞然体重给双腿和心脏造成了过大的压力。自从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地方自治而分裂，自由统一党投靠保守党后，这位保守党大佬就一直掌控着政治生活，16年中除3年之外的其他时间都在执政。作为老派的保守党贵族，他憎恶现代的民主倾向，认为本党的使命是代表持有土地的“执政”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维持现状。“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坏事，”这是他最著名的政治宣言，“因此，发生的状况越少越好，这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一些观察家认为，索尔兹伯里的去世正是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先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的去世再度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彻底结束了。

然而，索尔兹伯里风格的保守派竭力否认旧秩序的消亡。在保守党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包括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政治，以及贵族、王室、英国圣公会和帝国在国家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虽然自由党代表了英国人口中的商人和不信奉国教者，但其内部颇具影响力的贵族成员比对手党派更热衷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两党内部的被动性反映出政治制度缺乏活力。英国选举的“简单多数当选制”使得新政党几乎不可能胜选。结果数十年来都是由保守党和自由党分享权力。选举权仅限于每年支付10英镑地租或拥有同等价值土地的男性，这意味着40%的英国男性以及全部女性都无权投出选票。由于议员不领薪水，因此只有最富有的男子才有能力参选下议院。议员一旦当选，就会制定立法提案，由不经选举产生的、由保守党主导的上议院修改或否决，然后提交给君主批准。名义上的“立宪制”君主除了是英国教会、军队和贵族的领袖之外，还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之一，他或她实际上还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即所谓的“王室特权”，包括罢免和任命首相的自由。

与英国的政治家不同，这里的知识分子赞美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并急切地铺陈出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计划。H.G.威尔斯将维多利亚女王比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一方硕大的镇纸……一旦被移除，他们的创意就开始在此地肆意传播”。威尔斯等激进派将“维多利亚时代”用作贬义词；而如今更公平、更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自由派经济学家J.A.霍布森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突然看似“鬼迷心窍，觉得有义务、有意愿提出令其父母震惊的问题，并坚决要求简单易懂的答案”。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帝国的目的是什么？妇女和工人阶级为何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和对策又是怎样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团体纷纷成立，工会也蓬勃发展。一些知识分子转向神智论等宗教哲学，或致力于包括反活体解剖和反疫苗接种在内的单一议题的政治事业。许多改革者期待着科学为他们指明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虽然不同的激进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相信，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她写道，“整个国家”正在“滑向社会民主主义”。

取代衰亡的维多利亚时代巨擘的人与前辈的名望并不相称。继任维多利亚的是她的长子爱德华，他年近花甲，用年轻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1841年出生的爱德华髭须浓密、身材魁梧，一看就是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他喜欢雪茄、女人、八卦、笑话和军装，但最大的爱好是美食。他因放纵无度而致病，不得不推迟加冕典礼，这为他的统治定下了基调。当时的大部分臣民都生活在贫困中，新国王惹人注目的挥霍令宫廷尴尬不已。

爱德华也通身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欢乐、活力和奔放。据目击者描述，他在发泄“世袭的汉诺威坏脾气”时“像公牛一样咆哮”。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也表明他是属于19世纪的人。在帝国事务上，他痛恨给予殖民地自治权。然而，同他狂热的保守派母亲相比，爱德华在党派政治方面比较中立，不太愿意干涉政府和议会的事务。另一方面，新国王渴望对政府的外交事务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能讲多种大陆语言的人，一个以“优秀的欧洲人”自居的人，他倒是比大多数现代英国君主更有资格这样做。

维多利亚对长子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然而爱德华亲切友善、衣着优雅又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的特点，为他赢得了无数崇拜者。他最终举行了加冕典礼，举国欢庆，他在位期间也一直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国王。在“爱德华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J.B.普里斯特利回忆起这位君主在全国上下激发的热情，认为爱德华是自查理二世以来最受欢迎的英国国王。占绝对多数的右翼英国报纸将国王树立为一个偶像，他们可以借由这个偶像，间接地享受到权力和快乐。

首相职位的承袭也像王位继承一样，变成了家族事务。索尔兹伯里勋爵于1902年离任时，没有进行选举，而是任命其外甥阿瑟·贝尔福为首相。这绝非索尔兹伯里第一次在政府内部提拔亲属，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英国贵族统治阶级的霸权，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保守党的本质特性了。

贝尔福慵懒的姿态和狡猾的智慧，与他所效力的国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一本名为《为哲学质疑辩解》的哲学小册子，此人热爱哲学研究，还是个修辞的天才。然而，他以这样的修辞来掌控议会，往往让人很难听懂他的要旨。贝尔福似乎从不主张或谴责某种观点；他不提出行动方案，而是倾向于分析所有可能的选择，到最后没有一个方案会显得具有可行性。这位保守党贵族不想改变现状本是情理之中，但此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怀疑一切形式的政治激情。他仿佛非常害怕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努力通过讽刺、演说甚至是强制的手段与之保持距离。19世纪80年代，作为爱尔兰布政使，他因政策严厉而被称为“血腥贝尔福”。他曾说，“允许”自治者“获胜”，“就是放弃文明……和权威”。贝尔福经常为保守派的“价值观”辩护，但他对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都没有热情。政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艺术，而不是成事的手段。

许多批评贝尔福的人认为这位首相软弱无能，而另一些人则哀叹他对自己统治的人民缺乏兴趣。有人说，他一辈子都没读过报纸。保守党首相对“下层阶级”几无兴趣，对“除了生产制造之外不适合”做任何事情的中产阶级唯有蔑视，他是执政贵族精英傲慢自大的集中体现。这就是带领国家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领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