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法

讲到方法一层，算是困难极了。我首先讲一句，若是讲孔家思想仍依从前那种样子，是绝不能成功的，是无结果的。所以现在最切要的是要有极好的方法出来。说到此处，须分开来讲，依孔家本身来说：

第一是谈形而上学；

第二是谈人生问题。

谈到形而上学的方法，真是困难，无法可讲。照我已有的主见说，我们可以做的，仅能避去讲学无结果的方法。但是要去寻出一种方法来讲，则难办到。如陆子持无极而太极之说，朱子则以为非。自然，我们对于孔子的玄学之说，多少可以理会一些；但是如何可以得一种方法去讲明玄学，实证他们的说法对不对呢？这真难说。所以对于形而上学方法问题，只得从略不讲，专谈人生问题一面的方法。

说到人生问题方面，从前的方法怎样？从前的人往往对于方法漫不经心，他们用的极可靠的方法就是一个解释的方法。这种方法，实在不能证明他们的意思与孔家的意思是一样。若是根据他们的意思去批评旁人的意思，真是大错。我们自然可以避免此病，并且还要进一步去改正他。假使原来的意思不知道，我们不要去解释他，妄说一番道理。例如王阳明说，意是心之所发。其后泰州王一庵、余姚刘蕺山则云未发（按阳明说意是心之所发，盖就念虑处言，而蕺山则云：意志也，心之主宰也，故云是未发），这是什么缘故，不过是彼此所知之“意”义有不同耳。不在工夫上去验证，事实上去说话，只从符号上去讲求，终无头绪。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符号用事实去验证出来。除此以外，都不成功。换言之，即是要实地去做这种生活，方可以讲这个东西。要把他当作思想或哲学客观的研究，完全不能讲。

我们说凡是符号，都要返回到事实去，才能研究这种东西。这好像西洋洛克所说，要扫去一切的空观念或虚伪的观念一样。我们通常的大病，就是只有许多观念。本来不是欺人的观念，在古人实有那一回事实，而后人偏不握着事实去说话，完全在空观念上讲，那自然要变成欺人的空观念。要是我们从事实入手，虽不能了解古人真正的意义，却可以扫除这一切依稀仿佛的假观念。要知道他们本来是简单的、痛快的。所以总要切近事实研究，不要用那形而上学推演辩证的方法。如人有善的行为而断其为性善；可是人又有恶的行为，则恶又从何处来，于是又想出一个说法，这都是用玄学上推演辩证的方法。他总是想如何排列出来方可以说的恰好，但终无结果。故凡有种种说法，都要陷于同样的谬误。宋人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各有许多说法，亦然。中国的形而上学本身，固有他的价值，不过我此刻说不上来，至多也不过只能了解他一点意思。所以我们最好避开那种方法，免致谬误。

我说的根据事实，究竟是什么？就是心理，或者也可以说生理。前人往往不注意事实，我所谓事实者，即是生活。也就是不外乎心理与生理。那么所有的问题，就有法解决了。霍布士研究社会是怎样成功的，他说是由于人人交相利。而现在讲社会学的人，一看便知道他的错误，是由于推演，而不根据事实。因社会之成立，全由于人有社会本能。因此，我们要本着事实去讲，比较能了解清楚一些，确实一些，切切不要说那种包揽笼统的话。如只概括断定是怎样，不就心理现象上，一点一点地挨次去解决，那便大错。我们看心理方面，哪些是本能，哪些不是本能，本能之应付外面是怎样，老老实实去解决，一定可以成功。宋明人不问问题发生的地方，就是宋人形而上学的色彩较多一些。而阳明差不多完全是在生活上讲话，不取玄学上的说法。我的意思也是要抱明儒那种态度去讲，则许多问题都可依此解决。晦庵之“道问学”，陆子之“遵德性”，说来说去都无结果。要是回到事实上去，就容易了。如人之有好行为，是先天的抑是后天的，即使属于后天是如何养成的（朱子以为是由于学问），其根本上的价值如何，种种都可以讨论。而朱子之主“道问学穷义理”，抑合于孔孟的意思否，究竟后天的东西加进去，其价值是否与前一样，或效力更好，皆可用本能习惯去解决。

前面不是说我们的意思有一点变动么，我现在打算不照着大纲上的次序去讲；前边不是说过，要了解孔家的真意义，不能不讲宋明人的东西，而批评宋明儒家的清代学者，当然亦须涉及。汉唐之有关系者，亦在必讲之列，所以列出时代来讲。现在不管是不是思想史、哲学史，不照那种次序。我们先讲明孔孟之真意之后，再把程明道、王阳明提出来讲，意在把孔家的意思说个痛快淋漓，使大家知道；其次再讲各家，最后讲批评派或反对派，如戴东原、王船山、罗整庵等。

我们还有一个意思是，要大家都要去研究。如只我站在劳的一边，你们站在逸的一边，大家所得的一定很少。我的意思是，我讲那个人的事实时，要大家去寻找关于批评他的话，摘录下来，看他非难之所在，就反对的地方，提出几个意见，我来解答。那么我们怀疑的地方，容易了解，正面的意思也借此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