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家思想之来历

在我所作的大纲里，不是有说明孔子思想之先导吗？当初很觉孔子的东西似乎是中国旧有的东西传到孔子的，但是此项问题实在有两派不同的主张：

（1）孔子是述而不作的；

（2）孔子的思想从前无所根据，乃孔子所独倡的。

此两派各有根据，都无可反驳。章实斋主张甲说，在《文史通义》里说孔家的东西是周公的东西，由尧舜禹汤文武至周公而集大成。周公以后无人能集大成者，孔子不过传述周公的东西而已。一言以蔽之，学周公之东西而已。所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祖述则周公之旨，而宪章则周公之意，祖述宪章要亦学周公耳。孔子“吾不复梦见周公”之语，更足见孔子一生都是学周公，到衰老时，此志不行而有所叹也。张孟劬先生的《史微》，亦本章氏之意思，他就章氏得力于刘歆，盖亦指此。刘歆《七略》说各家出于史官，儒家之五经六史，由这种理论看出，似乎可信。以古天子设史各掌其事，诸子各派的思想，都从此处。因古代不能说人人都有学问，一切学问政教，统是几个聪明人去作，他们各自分工，哪个管战事，哪个管农事，各负各的责任；所有的经验都录出来，所谓知识都是由其中抽出来，只有高尚的人才能得到，一般人则无机会可得。此可证明某派出于某官之说，很足令吾人相信孔子只站在述的地位上，仅《春秋》有创之名，故孔子的思想还是古来的东西。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孔子即传此派思想者。但孔子反把太史的东西——《易经》——弄在他手里，所以他们说孔子的弟子为儒家，而孔子非儒家者，以其兼道家也。

主张乙说者，则有康南海等，康著《孔子改制考》，第一证明上古是茫昧无稽，而认孔子为创作者。他引《论语》《礼记》的话，说夏礼、殷礼以无文献，都无可征引；又引诗以证井田之不可考，则孔孟以前制度当然一概无有；第二在诸子创制考里面，证明各家本着自家思想去创造制度。孔子则先创儒家。盖儒墨道法于此时各主张用某种制度，如冠服、三年丧、合葬、亲迎、井田、学校、选举等制度，都是孔子所创造，决非周公或古人的东西。我们不能逐条证明，仅提三年丧以证之。

一为外面的证明。孔子谓三年丧为三代制度。墨子非之，主张三月之丧。孔墨俱称道古先圣王，要是三年丧为古代制度，则墨子当然不能非辨而以孔子为大伪；若据旁人的批评，如韩非《显学篇》说孔墨俱道尧舜，而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复使定儒墨之真乎，此更足以证实晚周诸子各去创造各家的制度。

一为内面的证明。（1）《论语》载宰我问三年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似乎对于三年丧持个商量的态度，以为一年就可以。要是三年丧，为古圣三王之礼，而又为社会一般人所遵行，则宰我怎样可以持一种商量的态度。（2）滕定公薨，文公使人问礼于孟子，孟子答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但使者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而反对之，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若是三年丧为古礼或周礼，则各国必自遵行，而为国之君当然不能破坏之，父兄百官亦不致反对。于此可证是托古而伪为古之制度也。以上的话，皆证明孔子的东西为彼所创造。我们看他们两派都各有丰富的议论、确实的证据，对于他们实无许多意见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