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我还是一个依靠资助的吊儿郎当的大学生的时候，曾经在柏林工大听过赫雷勒教授的课。他的声音像鸟一样，尖厉而急促，但是他让所有的学生着迷，阶梯教室总是满满的。讲到克莱斯特、格拉贝、毕希纳，全都是流亡的天才。他开的课里有一门课是“在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之间”。我在年轻的文学家和更年轻的书店女店员中间卖弄自己，在“魏茨地下酒家”，那里经常朗读一些尚未完成的作品。我还在卡梅尔大街参加过一个美国式的短训班——创意写作。足足有一打颇有希望的作家，其中确实有几个天才。而我则天分不足，这是一位老师说的，他让我们这些初学者用类似“电话心灵咨询”的题目来向“叙事性文学的构思”进行挑战。我充其量也就是写写廉价而低级趣味的小说罢了。但是，他把我从沉沦中救了出来：我这个一事无成的人的出生经历，是一个难得的事例，具有示范意义，因此也有叙述的价值。
当年的天才，有几个已经去世。有两三个出了名。我从前的老师显然是写不出东西来了，否则他也不会雇我来当枪手。但是，我不愿意继续像螃蟹似的行走。停了下来，我对他说，这笔花费不值得。只不过是两个胡思乱想的人，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差不多。绝不可能，他自我牺牲，为的是给他的民族作出一个进行反抗的榜样。谋杀事件之后，犹太人的境遇并没有丝毫好转。恰恰相反！恐怖就是法律。两年半以后，当犹太人赫尔舍·格林斯潘在巴黎开枪打死了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封·拉特，帝国水晶玻璃之夜就是回答。我问自己，多一个烈士对纳粹党到底有多少好处？也就是一条轮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罢了。
我现在又开始继续寻找。绝不是因为那个老家伙盯在脑后，更主要的是因为母亲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还是在什未林的时候，在一次落成庆典上，我扎着红领巾，穿着蓝衬衫，手舞足蹈，她对我唠唠叨叨地说：“海水多冷啊。所有的小孩子通通脑袋瓜朝下。必须写出来。你作为侥幸活下来的人，对俺们是有责任的。总有一天俺要讲给你听，小东西，你要写下来……”
但是，我不愿意。没有人愿意听这些事，西边这里的人不愿听，东边的更不愿听。“古斯特洛夫号”和它的倒霉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是禁区，而且在两个德国都是如此。尽管如此，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通过信使转交的信件来烦我。当我放弃学业，开始为施普林格集团写一些相当右倾的文章的时候，我收到她的信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个复仇主义者。他是为了我们这些被驱赶出家园的人。他肯定还会发表续集，接连数周……”
后来，当《柏林日报》和其他左派疯狂的行为让我心烦意乱的时候，燕妮阿姨邀请我在玫瑰角广场附近的哈伯饭店吃芦笋和新鲜土豆，并且把母亲的告诫给我作为餐后甜点：“我的好朋友图拉对你始终抱着很大的希望。她让我告诉你，你这个做儿子的，有义务向全世界报道……”
然而我继续保持沉默，不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在这些年里，我作为自由撰稿人为几家自然杂志提供比较长的文章，写了一些关于施用有机肥料的蔬菜栽培和德国森林里的环境污染，以及有关“绝不再出现奥斯维辛”这一主题的忏悔性的文字，而没有去写有关我自己出生的情况，这样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六年一月底，当时我最先是看到了极右组织“冲锋阵线”的主页，很快又看见了一些有关“古斯特洛夫号”的东西，然后就在www.blutzeuge.de 这个网页上和什未林战友同盟打上了交道。
先是做了一些笔记。没有料到，简直是令人震惊。我想知道，这个在达沃斯挨了四枪的地方大员，怎么能够在最近吸引了这么多的网上浏览者。主页做得很巧妙。拼贴了几张有什未林地方特色的照片，中间插入一些问句：“你们想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烈士吗？要不要我们把他的故事一段一段地呈现给你们？”
绝不可能是我们！也绝不可能是战友同盟！我愿意打赌，这绝对是一个人在互联网上游泳。是一个精明脑瓜，作为温床，在为这棵正在长出来的屎褐色的幼苗供水施肥。这个傻帽放在网上的有关“力量来自欢乐”的东西，看上去倒挺漂亮，一点儿也不愚蠢。船上游客欢笑的度假照片。在吕根岛沙滩游泳的欢乐场面。
对于这些，母亲当然所知甚少。对她来说，“力量来自欢乐”永远只是三个字母缩写：KdF。[1]十岁的时候，在朗富尔的电影院，她在“福克斯每周新闻” 里看到过这些东西，而且看过“俺们的KdF 船”的处女航。另外，她的爸爸和妈妈，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还坐过“古斯特洛夫号”，爸爸是工人和党员同志，妈妈是纳粹妇联会员。但泽当时还是自由共和国，来自但泽的一个小组获得给予德国侨民的特许一起去度假，可以说，这是最后的时刻。目的地是挪威的峡湾，八月中旬对于看附加节目“午夜的太阳”已经太迟了。
在我小的时候，只要是永恒的沉船又成为星期日的话题，母亲总是痴迷地用朗富尔方言向我叙说，她父亲当年是如何对挪威的民族服装演出队及其在KdF 船的甲板上表演的民族舞蹈所倾心：“俺妈一提起那个到处都是镶嵌着漂亮瓷砖画的游泳池就没完没了，后来，那里被海军辅助女兵挤得满满当当，直到不偏不斜地被那个俄国佬的第二颗鱼雷击中，所有年轻的姑娘都被压成了肉饼……”
“古斯特洛夫号”还没有开始建造，更不用说下水了。我必须向回倒退，因为，在发生枪击死亡事件之后，格劳宾登州的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立刻就开始准备对大卫·法兰克福特进行起诉。整个审判都要在库尔进行。因为凶手供认不讳，所以可以预料将是一次短暂的审判。在什未林，人们开始组织纪念活动，而且是从最上面安排下来的，在遗体被送回来以后，这些活动应该在国民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这一切都是由目标明确的枪击事件所引起的：冲锋队列队行进，夹道致敬，抬着花圈，高举旗帜，军人手持火炬。在低沉的鼓声中，国防军迈着葬礼的步伐，什未林的市民们站立在路边，身穿葬礼服装一动不动或仅仅出于好奇地挤来挤去。
威廉·古斯特洛夫这个在梅克伦堡毫无名气的党员同志，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国社党在国外的许多外国党部主席中的一个，然而死去之后却被吹成了一个似乎让一些论坛演说家都手足无措的人物，在寻找可以比较的伟人的时候，他们总是只能联想到那位超级烈士，他让一首歌出了名，在正式场合，当年这种活动是很多的，总是在德国国歌之后就要演唱这首歌：“高举旗帜……”
在达沃斯，纪念活动是在小范围内举行的。疗养区的新教教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教堂，决定了纪念活动的规模。圣坛铺上了纳粹字旗，前面放着棺材，上面整齐地摆着死者的荣誉短剑、臂章和冲锋队军帽。从各州来了大约两百名党员同志。一些瑞士的市民也在小教堂前面和小教堂里面表达他们的哀思。四周群山环抱。
在世界闻名的肺病疗养胜地举行的简单的悼念仪式，由德国国家广播电台剪辑播放，德国的所有电台也同时转播。播音员要求听众屏住呼吸。在所有评论和后来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演讲中，都没有提到大卫·法兰克福特的名字。从此以后，他就只被称作“犹太刺客”。对立方试图将这个体弱多病的医学院学生封为英雄，根据他的塞尔维亚血统，把他作为“南斯拉夫的威廉·退尔”，捧上纪念碑，这种企图被瑞士爱国者们用气愤的标准德语予以拒绝，但是却增强了关于行刺青年背后有幕后策划者的猜测。很快就把犹太人的组织称为是幕后操纵者，说“卑鄙的谋杀”的委托人是有组织的世界犹太教会。
在此期间，运送棺材的专列已经在达沃斯生火待发。离站的时候，教堂的钟声齐鸣。从星期日上午一直到星期一晚上，列车飞驰，到了辛根才第一次进站停靠，这时已经进入了德国领土，然后又在斯图加特、维尔茨堡、埃尔福特、哈勒、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等城市短暂停留，各地的党部负责人以及党内知名人士在站台上举行了仪式，向棺材里的尸体“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致以”这个在意思和发音上都很高雅的词。网页上，在输入的报道文字里，并不仅仅是按照当时传统的、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里偷偷学来的方式，举起右手致敬，而是聚集在站台上和在各种悼念集会上，“致以”最后的敬意。因此，在www.blutzeuge.de 这个网页上，不仅仅是通过引述元首的讲话和描述在什未林的庆典大厅举行的悼念仪式，来纪念死者，而且是从最新的、被称作虚拟空间的地方，向死者“致以”德意志式的敬意。此外，对于什未林战友同盟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愚昧论调中，有一种批评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有一位聊客更正了在《人民观察员》中引用的国防军部队对前线战士威廉·古斯特洛夫的颂词，他指出，这位备受尊敬的人由于肺病而没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没有机会在前线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也没有可能获得一级或者二级铁十字勋章。
似乎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家伙，他一个人就搅乱了虚拟空间的庄严气氛。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固执地认为，在梅克伦堡党部首脑希德布朗特的讲话中缺少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没有提到格奥尔格·施特拉瑟给予这位烈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式的影响”。这个从前的农业工人，从儿童时期起就仇恨贵族和地主，因此在元首夺取政权之后盼望对贵族的地产进行无情的重新分配，人们或许至少可以期望他能为被杀害的施特拉瑟捞回一点名誉，哪怕只是暗示一下也好。可以读到的就是这一类烦人的东西。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在聊天室里争来吵去。
回到那个网页，用照片组成的送葬队伍开始出发，看不见它的尽头。天气时好时坏，从庆典大厅，经过古腾堡大街、维斯马大街、托滕达姆、瓦尔大街，来到火葬场。棺材被安放在一个活动炮架上，在两边夹道礼送的人群之间，滚动了足足四公里，然后才在阵阵鼓声中被卸了下来，以便火化，在一位神职人员祈祷之后，被推进了火化炉。一声令下，正在消失的棺材两边，抖落下来两面旗帜。列队行进的队伍齐声高歌，送别牺牲的战友，举起右手致以最后的敬意。与此同时，国防军部队鸣放向前线战士表示敬意的礼炮，但是现已澄清，此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壕战，也没有经历过连珠炮火或者容格尔写的那种《钢铁的暴风雨》。他要是去了凡尔登，在一个炮弹坑里一命呜呼了该有多好！
我是在这个坐落在七个湖泊之间的城市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后来在什未林湖南岸的什么地方，把骨灰砌进了墓碑基座的墙里。基座的上面立着一块高达四米的花岗岩，凿出来的碑文使墓碑格外醒目。它和其他老战士的墓碑，围绕着特地建造的纪念堂，组成了一个碑林。我不记得，是在战后最初那几年的什么时候，不仅仅是根据苏联占领当局的命令，把所有这些可能让这个城市的市民想起那位烈士的东西通通都拆掉的，但是母亲记得一清二楚。然而，这个在网上和我面对面的人，却要求重新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一座纪念碑，他坚持不懈地把什未林称作“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城市”。
一切都过去了，烟消云散！谁还知道，当年的德意志劳动阵线的负责人叫什么？从前的那些全能的大人物，今天能够说出名字的，除了希特勒，只有戈培尔、戈林、赫斯。假如在一次电视问答游戏中问到希姆莱或者艾希曼，肯定只有一部分人回答正确，另一部分人则对历史满脸迷惘，一筹莫展，对于那位机灵的问答游戏大师，这倒是一个机会，对少付出几千马克报以微微一笑。
除了我的这位在网上跳来跳去的网主，今天谁还知道罗伯特·莱？正是他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刻解散了所有工会，没收了它们的钱财，以腾房命令占领了它们的房子，强迫所有会员，总数有好几百万，加入德意志劳动阵线。也是他，这个胖胖的圆脸、额头上有几缕鬈发的家伙，想出来的主意，先是命令所有的国家公务员，然后又让所有的教师和学生，最后让所有企业的工人，举起右手高呼“希特勒万岁”作为平日里见面的问候。他还想出了一个主意，组织工人和职员去度假，在“力量来自欢乐”的口号下，使他们有可能花很少的钱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去埃尔茨山，去波罗的海海滨，去北海海滩，特别是去做一些短途和长途的海上旅行。
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在不间歇地、制止不住地进行，与此同时，其他的事情也在发生，集中营正在一批又一批地被塞满。一九三四年初，莱为他计划的KdF船队，包租了内燃机客轮“蒙特·奥利威亚号”和四千吨蒸汽轮船“德累斯顿号”。这两条船可以乘坐近三千名乘客。在第八次去看挪威峡湾美景的KdF海上度假旅行期间，在卡尔姆海峡，水下的一块岩石把“德累斯顿号”的船壁撕开了一条长达三十米的口子，船开始下沉。除了两位女乘客因心脏病发作死亡，所有的乘客都获救了，但是，KdF的想法也随着这条船开始渗水。
这对罗伯特·莱毫无影响。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包租了四条客轮，拥有了一支很有发展潜力的船队，它有能力在下一年度里让十三万五千人次乘船度假，一般是五天的挪威之行，但是很快又增加了去颇受欢迎的度假胜地马德拉群岛的大西洋航线。欢乐来自力量，只需要付四十帝国马克，再加上十帝国马克的特种火车票，可以乘火车直达汉堡码头。
作为新闻记者，我在整理这些搜集来的材料时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通过授权产生的国家和这个唯一剩下来的政党，怎么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成功地让这些在劳动阵线里组织起来的工人和职员，不仅仅保持沉默，而且参与行动，随后又在组织的公开场合集体欢呼？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纳粹团体“力量来自欢乐”的功劳，许多幸存者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偷偷地如醉如痴地谈论起它，母亲甚至公开地说：“啥事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俺爹只是木工作坊的临时工，他连想都不敢想，竟然能够坐上KdF的大轮船，和俺娘有生以来头一回出门旅行……”
我必须承认，母亲说起许多事来，总是嗓门太高，说话的时机也不对。她总是不依不饶，固执己见。一九五三年三月的一天，我当时才八岁，扁桃腺发炎，出风疹或者麻疹，躺在床上，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公布之后，她在我们家的厨房里点了几根蜡烛，放声痛哭。我再也没有看见她这样哭过。几年以后，当乌布利希特不受欢迎的时候，据说，她把他的继任者称作“就是个修房顶的”。她公开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却抱怨在一九五〇年左右捣毁了威廉·古斯特洛夫的纪念碑，咒骂这是“卑鄙下流的毁墓行为”。后来，当我们西部发生了恐怖事件之后，我在她从什未林发来的秘密信件中读到，她把“巴德尔-迈因霍夫”[2]当成是一个人，称他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牺牲者。难以理解的是，她究竟支持谁，反对谁。母亲的女友燕妮每次听到她的这些废话，总是微笑着说：“图拉总是这样。她说的都是其他人不喜欢听的，而且多少有些夸张……”据说，在她们单位里，她在其他同志的面前自称是“斯大林的最后一个忠实信徒”，她的下一句话准是把没有阶级差别的KdF社会，赞美成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榜样。
一九三六年一月，汉堡的布罗姆-弗斯造船厂接到订单，为德意志劳动阵线及其下属组织“力量来自欢乐”建造一艘内燃机客轮，造价估计在两千五百万帝国马克，但是，没有人问过，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总登记吨位是两万五千四百八十四吨，长度为二百零八米，吃水深度为六至七米，这些数据都是事先确定的。最高时速应该达到十五点五节。船上除了四百一十七名船员之外，可以搭乘一千四百六十三位乘客。这些都是造船方面通常的数据，然而，与其他客轮不同的是，对这条新船提出了一个任务，通过只有唯一一种乘客等级，暂时性地消除所有等级差别，按照罗伯特·莱的指示，这要为所有德国人努力追求的国民集体做出榜样。
原先计划，这条新船在下水的时候，以元首的名字来命名，但是，元首参加葬礼时坐在被人在瑞士谋杀的党员同志的遗孀旁边，于是他决定用纳粹运动的这位最新的烈士的名字来给这条计划下水的KdF客轮命名。在烈士安葬之后，在整个德国很快出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街道和学校。甚至有一家生产武器和其他军用器械的工厂——位于苏尔的西姆松工厂，在强行整顿之后被改换了厂名：“威廉·古斯特洛夫工厂”继续生产军火，从一九四二年起，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开设了一个分厂。
我现在不想历数还有哪些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至少还有纽伦堡的“古斯特洛夫大桥”，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德国侨民居住区的“古斯特洛夫之家”，我多次问自己，并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互联网上：“假如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在汉堡开始建造的这条轮船，在下水的时候，仍然是以元首的名字命名的，那会怎么样？”
很快就有了回答：“‘阿道夫·希特勒号’绝不可能沉没，因为这是天意……”还有诸如此类的话。我渐渐地也同意了这种想法，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成为一次被世界遗忘了的海难的幸存者。要是平平常常地在弗伦茨堡上了岸，到了那里才被母亲生下来的话，我也就不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事例，今天也就不会有咬文嚼字的机会。
“俺的小保尔，真是不寻常！”我很小的时候总是听见母亲说这句口头禅。每当她在邻居面前，甚至是在党支部开会的时候，用噜里噜苏的朗富尔方言唠叨我的与众不同，总是令人难堪：“从他出生起，俺就晓得，这小子会有出息的……”
这真可笑！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擅长抄近道、写短文，水平一般的记者。我从前曾经也喜欢想些大的计划，有一本一个字也没有写的书，名字叫《在施普林格与杜茨克之间》，可惜，至今都仍然只是计划而已。嘉碧偷偷地停止服用避孕药，显然是和我怀了孕，当她把我拖到婚姻登记处的时候，不用等到那个爱吵闹的小家伙出世和未来的女教师又重新回去上大学，我心里就已经一清二楚：从现在起，任何计划都泡汤了，你能够充分表现的地方，只剩下作为家庭主夫换换尿布吸吸尘。不要再自以为是，有什么了不起！谁要是到了三十五岁，头发开始脱落，再让别人支配着去管孩子，他也就没救了。爱情究竟是什么！也许等到七十岁之后，反正什么也不行了的时候，还会再有爱情。
嘉布里尔，人人都叫她嘉碧，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也很诱人。她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她最初以为可以把我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拉出来，迈开大步向前奔：“你要大胆地去写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比如扩充军备与和平运动。”我也写出了一些类似说教的东西，我写的关于穆特朗根、潘辛II式导弹和静坐封锁示威的报道，甚至在左翼阵营引起了重视。但是，我接着就又开始消沉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她终于对我彻底失望了。
不仅仅是嘉碧，母亲也把我看成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在我们的儿子出生之后，她给我们发电报，通知了她希望的名字：“无论如何必须叫康拉德。”接着，她又给她的女友燕妮写了一封相当坦率的信：“如此愚蠢！难道就是为此去西边的吗？让我如此失望！难道这就是他的全部建树吗？”
言之有理。比我整整小十岁的妻子，始终目标坚定，通过了所有的国家考试，当上了高级文理中学的教师，而且享受公务员待遇。我则仍然如故。这件费力气的乐趣持续了不到七年，我和嘉碧之间就结束了。她把克劳伊茨贝格的那套用炉子取暖的老式住房留给了我，还有弥漫在柏林上空的任何东西都驱散不了的污浊空气，自己带着小康拉德去了西德，她在莫尔恩有亲戚，很快就被录用当了老师。
这是一个临湖的美丽小镇，紧靠东德和西德的边界，一派田园风光。这个自然景色并不差的地方，高傲地自称为“劳恩堡公爵领地”。那里的一切都显得很古老。导游手册里提到，莫尔恩是“奥伊伦施皮格尔的故乡”。嘉碧是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所以她很快就有重归故里的感觉。
我则越来越消沉。几乎从不离开柏林。作为新闻通讯社的写手，勉强维持生活。另外还写了一些发表在《基督教星期日报》上的通讯报道，比如《什么是绿色周活动的绿色？》《克劳伊茨贝格的土耳其人》。其他还有什么呢？几次令人头疼的女人的事和几张乱停车的罚款单。嘉碧搬走一年之后，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见儿子康拉德，都只是去看望一下，也就是说，次数很少，也不定期。我觉得，这个孩子长得很快，戴着眼镜，据他母亲讲，他在学校各方面发展都很好，被认为很有天才，也非常敏感。后来，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紧靠着莫尔恩的东德城市拉策堡附近的穆斯廷也开放了边界，据说，康尼立刻就催促我的前妻开车带他去什未林，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去看望他的图拉奶奶。
他就是这么叫她的。我想，是按照她的愿望。不止去了一次，可惜啊，我今天要这么说。他们俩从一开始就很谈得来。只有十岁的康尼，说起话来已经相当成熟。我可以肯定，母亲把自己的那些不仅仅是发生在朗富尔的埃尔森大街上的故事全部倒腾给他听了。她什么都说，甚至包括她自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时的几次艳遇。这个男孩就像一块海绵，把她说的话全部吸了进去。她当然也对他灌输了关于那条永恒的沉船的故事。从此以后，正像母亲所说的那样，她对康尼或者“小康拉德”寄以厚望。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经常去柏林。当时，她已经退休，很有兴趣开着她的那辆“特拉比”出门旅行。不过，母亲出门旅行主要还是为了去看她的女友燕妮，也顺便看看我。就是这样的重逢！无论是在燕妮阿姨的玩具娃娃小屋，还是在克劳伊茨贝格我的那套老式住房，她说的全是关于小康拉德和自己老年得福的事。自从对国营木工联合企业进行清算以后，她完全可以更多地去关心小康拉德，这样真好。她对企业清算也给予了协助，她也乐于协助，为的是让企业能够发展。她的建议受到重视。关于她的孙子，她有很多计划。
燕妮阿姨听到这些精力过剩的事，总是抱以冷淡的微笑。我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的唠叨：“俺的小康拉德肯定会很有出息的，不像你这个窝囊废……”
“说得对，”我说，“我是没什么出息，而且也不会再有什么出息。可是，母亲，你瞧，我已经进步成了一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如果这也能称之为进步的话。”
我今天再补充一句：犹太人法兰克福特，他和我一样，也是用一根烟屁股点燃下一根烟的主。我现在必须写写他的事，因为他射出的子弹击中了目标，因为在汉堡开始建造的那艘轮船进展顺利，因为一个叫马林涅斯科的航海长在黑海的一艘适合近海水域作战的潜艇上服役，因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在瑞士格劳宾登州州立法院开始对谋杀德国人威廉·古斯特洛夫的那个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凶手进行审判。
在库尔，三名穿便衣的保安人员站在法官席和被告席前面，被告坐在两名警察之间。按照州警察局的命令，保安人员始终要面对听众及其国内外的记者，因为人们担心会有人行刺，无论是来自哪一方。
由于来自德国方面的人很多，不得不将审判的地点从州立法院移到格劳宾登地方参议会的会议大厅。
一位留着白花花的山羊胡子的老先生为被告辩护，他是律师欧根·库尔蒂。被害者的遗孀作为附带起诉人，由著名教授弗里德里希·格林代表，此人在战后不久以其权威著作《政治司法——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引起轰动，因此我对在互联网上见到由德裔加拿大籍的极右分子恩斯特·尊德尔发行的一种新版本，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据说，这部论战檄文现在已经脱销。
不过，我可以确信，这位什未林的网主肯定已经及时地弄到了一本，因为他的网页上充斥着格林对辩护律师库尔蒂噜苏冗长（这一点的确如此）的辩护词所给予的论战性的回答摘录。就好像是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审判似的，只不过这一次是在一个虚拟世界的坐满了人的世界剧场里罢了。
后来，我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个单兵斗士巧妙地利用了《人民观察员》上的内容。比如说，下面这段更像是顺便提及的报道，就是从这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战斗报纸”上摘抄下来的：在审判的第二天，当黑德维希·古斯特洛夫身穿黑色丧服走进法庭的时候，在场的德国侨民、个别瑞士的同情者以及专程从德国来的记者，起立并致以希特勒式的问候，向她表示敬意。《人民观察员》不仅报道了这四天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过程，而且也出现在了互联网上。通过网络广为传播的那些从严厉的父亲写给他失去的儿子的信中援引的字句，同样也是从这份战斗报纸摘录下来的，因为，犹太教经师这封信中的文字“我不再期望从你那里会得到任何消息。你不写信。现在你也不用再写信了……”在法庭上被原告作为被告冷酷无情的证据加以引用。在审判暂停休息期间，这个烟鬼被允许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
被告大卫·法兰克福特坐在或者站在两名州警察之间接受审判的这段时间里，潜艇指挥官马林涅斯科要么是在海上航行，要么就是在黑海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休假，完全可以想象，他会放量狂饮，烂醉三天，在这期间，正在汉堡建造的新船也已经初具规模，铆钉锤日夜响个不停。被告供认不讳，使这次审判失去了紧张。他坐着认真听，站起来说道：我做了决定，买了枪，练习射击，乘车，等待，找到地方，进屋，坐下，连开了五枪。他坦率地陈述供认，稍有几次短暂停顿。他接受了宣判，但是在互联网上则说：“被告悲伤地哭了。”
在格劳宾登州没有死刑，所以格林教授非常遗憾地只能要求判处最高刑期：无期徒刑。宣布的判决结果是：十八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网上的所有言论都是极端偏袒那位烈士的，然后，我的这位网主同什未林战友同盟分道扬镳。还是他突然有了新伙伴？那个爱抱怨的、无事不晓的家伙，是要硬闯进来吗？他曾经用过聊天室。不管怎样，现在开始了一场争论不休的角色游戏。
这场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是以互称比较亲切的不加姓氏的名字进行的，一边是威廉，为被谋杀的瑞士党部主席定调子，一边是大卫，作为受到阻止的自杀者进入角色。
这场激烈的争论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但是它确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凶手与受害者之间见面的时候，总是再三地讨论行刺及其动机。这一个人在反复地宣传，有点儿像是发布宣告：在进行审判的时候，德国比前一年减少了八十万名失业者，他还兴奋地宣称：“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元首。”另一个人则不满地列举有多少犹太人医生和病人被赶出了医院和疗养院，纳粹政权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起就呼吁抵制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商店的玻璃橱窗被写上了“犹大，去死吧！”他们就这样争来争去。威廉为了支持关于保持雅利安人种和德国血统纯洁性的论点，把元首的《我的奋斗》里的言论放在了网上，而大卫则以《沼泽战士》的片断作为回答，这是一个当年的集中营犯人在瑞士的一家流亡者开办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纪实报道。
这场争论进行得非常认真，谁也不肯让步。但是，突然之间，语气有所缓和。聊天室里，开始随意闲聊。威廉问：“你说说，为什么要朝我连开五枪？”大卫答：“抱歉，第一枪没有击中。只有四个枪眼。” 威廉说：“的确如此。这支左轮手枪是谁给你的呢？”大卫说：“这支巴勒曼是我买的。只花了十个瑞士法郎。”“真便宜，这种枪至少要付五十个瑞士法郎。”“我明白，你是想说，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是吗？”“我甚至可以肯定，你是受人委托去行刺的。”“那当然！是按照世界犹太教会的命令。”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仍然是这样在互联网上进行对话。他们刚要战胜对方，就又开起了玩笑，像是朋友之间在闹着玩。在离开聊天室之前，这一个说：“再见，你这个克隆的纳粹猪！”另一个说：“再见啦，犹太佬！”要是有别的在网上冲浪的人企图从巴利阿里群岛或者奥斯陆挤进他们的两人对话，他们立刻就会把他赶走：“走开！”或者“请以后再来！”
这两个人显然都喜欢打乒乓球，因为他们都崇拜德国的头号乒乓球运动员于尔克·罗斯考普夫，大卫说，他甚至打败了一位中国的乒乓球高手。两人都声称，赞成公平竞争。两人都证明是行家，他们相互表扬对方的新认识：“太棒了！格奥尔格·施特拉瑟的言论，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或者“大卫，我还真的不知道，希德布朗特是因为左倾被元首撤了职，然后又根据顺从的梅克伦堡人的愿望被重新任命为地区党部主席的。”
人们真可以把他们两人看成是朋友，他们一直在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仇恨，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威廉在聊天室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元首让我重新获得生命，你还会再次向我开枪吗？”大卫立刻回答：“不会，下一次允许你向我开枪。”
我开始有些明白了。我放弃了以为是只有一个网主在巧妙地进行双人智力角色游戏的想法。我还真的上了两个喜欢开玩笑又非常当真的家伙的当。
后来，当所有与此事有牵连的人都表示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震惊的时候，我对母亲说：“我从一开始起就感到很奇怪。我问自己，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会对这个古斯特洛夫和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如此痴迷？从一开始起，我也很清楚，在网上消磨时间的这些人，绝不是一些老家伙，也不是像你这样的老顽固……”
母亲什么也没有说。每当她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她总是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也就是说，她朝上翻眼珠，直到动不了为止。对她来说，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允许谈论‘古斯特洛夫号’，在俺们东边，反正是不准提的。在你们西边，要是提起从前，总是只提其他坏事，像奥斯威辛，等等。我的上帝啊！当年，俺在党小组里有一次提到KdF轮船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古斯特洛夫号’上没有等级差别，他们发了多大的火啊……”
她立刻又搬出妈妈和爸爸去挪威旅行来说事：“俺妈一提起来就克制不住自己，所有的度假者在餐厅里都混在一起坐，有像俺爸这种普通工人，也有公务员，甚至还有党里的大干部。肯定就跟在俺们民主德国差不多，只是那里要更漂亮一些……”
那条没有等级差别的轮船当年的确是一桩轰动的事。可以想象，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当这个高达八层的新船下水的时候，造船工人肯定像发疯似的欢呼。烟囱、桥楼和罗经台尚未完工。整个汉堡的人都出动了，成千上万。但是，来参加轮船命名仪式的只有一万人，全都是罗伯特·莱本人亲自邀请的劳动阵线的成员。
希特勒的专列在上午十点整抵达坝门火车站。然后乘坐梅赛德斯敞篷轿车，穿过汉堡的街道，一会儿伸直手臂敬礼，一会儿招手致意，周围的人都向他欢呼，这是不言而喻的。一艘小汽艇把他从码头栈桥载到造船厂。所有停泊在码头的轮船，包括外国的，都挂了旗。整个由包租的轮船组成的KdF船队，从“西拉·孔多巴号”到“圣路易号”，都抛锚停泊在码头，桅顶上飘扬着旗帜。
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列举，谁参加了列队游行，谁在欢呼致意时被踩了脚后跟。当希特勒登上主席台的时候，下面的造船工人欢呼雀跃。在四年前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社民党或者共产党。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党，也是唯一的政党，确确实实就只有这个元首。
希特勒在主席台上见到了古斯特洛夫的遗孀，他在最早的奋斗时期就认识黑德维希·古斯特洛夫。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向统帅大厅的进军以流血失败而告终之前，她曾经是希特勒的秘书。后来，当希特勒被囚禁在朗茨贝格的时候，她去瑞士找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她的丈夫。
主席台上还有哪些人？造船厂厂长兼市政府议员布罗姆，企业基层党部书记保利。罗伯特·莱当然是站在希特勒的旁边，还有其他几位党的领导人。汉堡地区党部主席考夫曼、什未林-梅克伦堡地区党部主席希德布朗特估计也在场。海军的代表是海军上将雷德尔。国社党地方党部负责人伯默不辞辛苦，从达沃斯专程赶来。
有几个人讲了话。希特勒这一次没有讲话。在考夫曼之后，是布罗姆-弗斯造船厂厂长讲话：“我以造船厂的名义，向您，我们的元首，报告，度假游船，建造编号511，已经做好了一切下水准备！”
其他的一切都全部删去。但是，我也许应该从罗伯特·莱的讲话中择取几句精华。他用的新鲜而随意的称呼是：“德国民众！”他追溯并且赞扬了关心国民的“力量来自欢乐”的想法，最后提到了这个想法的倡导者：“元首当时给我下了命令：‘您负责让德国工人能够度假，让他们去放松一下神经，因为我可能做也可能不做我想做的事，如果德国民众不能保持正常的神经，这就毫无意义了。重要的是，德国民众、德国工人必须足够强键，才能够理解我的想法。’”
烈士遗孀稍后开启命名仪式，宣布“我以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名字为你命名”，此时，神经强健的民众发出的欢呼盖过了香槟酒瓶在船头撞破时发出的响声。新船缓缓离开船台，人们唱起了两首歌……我作为记者参加过或者在电视里看到过很多次轮船下水仪式，但是，对我这个“古斯特洛夫号”的幸存者，每一次在眼前出现的，都是这条在美丽晴朗的五月里接受命名、缓缓下水的轮船沉没的画面。
大约就是在大卫·法兰克福特已经在库尔的森霍夫监狱服刑，香槟酒瓶在汉堡撞成碎片这段时间，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正等待着被提升为潜艇艇长，要么是在列宁格勒，要么就是在喀琅施塔得。按照命令，他被从黑海调往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夏天，他被任命为一艘潜艇的艇长，在这期间，斯大林搞的清洗运动也没有放过波罗的海舰队的领导机构。
“M-96号”是一艘老式潜艇，适合于在近海水域航行和作战。我从搜集到的材料里得知，“M-96号”是一艘比较小的潜艇，长四十五米，排水量为二百五十吨，可载十八个人。马林涅斯科在这艘活动范围可以达到芬兰海湾、只有两个鱼雷发射管的潜艇上当了很长时间艇长。我设想，他在近海水域总是不断地练习水面进攻和快速下潜。
[1] KdF，德文Kraft durch Freude（力量来自欢乐）的缩写。
[2] 巴德尔-迈因霍夫，指联邦德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左倾恐怖分子，“红军派”创立者，安德里亚斯·巴德尔（1943—1977）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1934—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