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对船舱内部——从最底下的E甲板一直到日光甲板、烟囱、桥楼、通讯设施——进行装修的这段时间，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正在进行下潜训练，而在库尔则要度过十一个月的刑期。此后，这艘船才可以驶离装修码头，沿着易北河顺流而下，驶入北海，开始试航。我现在可以稍稍暂停一会儿，等到把叙述的时间又接上了再继续。也许我应该在此期间大胆地和那个总是抱怨而又不能不理睬他的某人展开一场争论？
他要求有清晰的回忆。他想知道，我作为孩子从三岁时起所看到的母亲、闻到的母亲和触摸到的母亲。他说：“这些最初的印象对于以后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刚刚结束木匠学徒。我的眼前全是她从车间给我带回来的刨花和木块，有的长得卷了起来，堆成一堆一堆的，散落在地上。我就玩刨花和木块。不然玩什么呢？母亲身上全是骨胶的味道。不管她站在哪里，坐在哪里，躺在哪里，噢，上帝，她的床啊，到处都是这股味道。当时还没有托儿所，所以我先是被放在一个女邻居家里，后来进了一个幼儿园。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什未林，当时在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职业母亲都是这样。我记得那些对我们发号施令的胖女人和瘦女人，还有插着调羹的麦糁粥。”
类似这样的回忆碎片并没有让这个老家伙感到厌烦。他不弃不舍地追问：“在我那时候，十岁的图拉·波克里弗克长着一张由句号、逗号和破折号组成的脸。她后来长大成人，当了木匠学徒，从五十年代起，差不多二十三岁的时候，长得是什么样？她是不是涂脂抹粉？她是包头巾，还是像当了妈妈的人，戴那种像锅似的帽子？她的头发是直溜溜地披下来，还是烫成了长波浪？周末的时候，她顶着卷发筒到处乱跑吗？”
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够让他满意。我对母亲年轻时的印象，既清晰又模糊。只知道她是白头发。她从一开始就是满头白发。不是银白色的，而是纯白的。要是有人问起，母亲总是说：“是打俺生儿子起变白的，而且就是在把俺们救上来的那条鱼雷艇上……”谁要是准备多听几句，就会知道，在科尔贝格，当幸存的母子离开“雄狮号”鱼雷艇之后，她的头发就变成了雪白雪白的。当时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在她的头发还没有“按照最高指示”变白之前，她留着披肩发，差不多可以说是金色的，稍微有一点发红。
对于其他的问题，我向我的雇主——他仍然穷追不舍——保证，母亲只有很少几张五十年代的照片。有一张上面，她的白头发剪得短短的，只有火柴棍那么长。摸上去沙沙作响，有的时候，她会允许我摸一摸。如今还有一些老太太留着这种发型。头发突然变白的时候，她才刚满十七岁。“哎，不可能！母亲从来不染头发。她的同志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头发是蓝黑色的或者金红色的。”
“还有什么？还能回忆起其他什么呢？比如跟男人的事？有哪几个男人？”指的当然是留宿过夜的男人。图拉·波克里弗克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喜欢招惹男人。无论是在布勒森海滨浴场，还是在但泽—朗富尔—奥利瓦之间的有轨电车上当售票员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小伙子围着她转，也有几个成年男人，比如说，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在她的头发变白了以后，她的这种招惹男人的习惯是不是有所改变？”
这个老家伙在想什么呢。他也许以为，仅仅因为突然的打击使头发变白，母亲就会像修女似的生活。男人，那时候有的是。但是时间都不长。有一个是泥瓦工领班，人很和蔼。他把自己凭票供应的东西都带来了，比如肝肠什么的。我当时已经十岁，他坐在雷姆街七号我们家后院的厨房里，把裤背带拉得啪啪作响。他叫约亨，一定要让我骑在他的膝盖上。母亲叫他“约亨二世”，因为她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中学生叫约阿希姆，大家都叫他约亨。“他并不想要俺干啥，甚至连摸都没有摸过……”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母亲把约亨二世赶走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下班以后，有的时候是星期日，会来一个人民警察。准尉军衔，是个萨克森人，我记得是来自皮尔纳。他带来西德生产的牙膏，是高露洁的，还有其他没收来的东西。他也叫约亨，因此母亲说：“明儿来的是约亨三世。他来了，你要对他好一点儿……”约亨三世后来也被赶走了，因为，按照母亲的说法，他“拼命想和俺结婚”。
她不适合结婚。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有你也就够够的了。”当时我对什么都厌烦，不是厌烦学校——除了俄语，我的成绩都很好——而是厌烦青年团的那些破事，下乡帮助收割，特别活动周，永远都在唱建设歌，还有母亲也很烦。我再也无法继续听她唠唠叨叨，通常是在星期日，每当她把肉丸子和土豆泥端上桌，就会向我唠叨她的那些“古斯特洛夫号”的故事：“所有东西都滑了下来。那情形，忘都忘不掉。一直就没有停过。俺梦见的都是这些，到了末了，水面上只剩下了呼喊。这些夹在冰块之间的孩子们……”
有的时候，母亲在星期日吃完饭后，坐在厨房桌子边上喝上一杯咖啡，她只说一句“实际上真是一条漂亮的轮船”，然后就默默无语，她的那张由句号、逗号和破折号组成的脸足以说明一切。
很可能的确如此。“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终于装修完工，从船首到船尾漆成白色，开始它的处女航行时，据说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水上漂游经历。甚至是那些战后自称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这么说。据说，那些有机会上船的人，上岸的时候都是精神焕发，如醍醐灌顶。
在两天的试航过程中，都是狂风暴雨的天气，允许上船的都是布罗姆-弗斯造船厂的职工，还有汉堡消费合作社的一些女售货员。当“古斯特洛夫号”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始为期三天的出海航行时，乘客中有大约一千名奥地利人，他们是由党挑选出来的，因为两周以后，奥地利的人民将要投票决定德国国防军通过顺利进入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事情：奥地利并入德国。船上有三百名来自汉堡的少女，全都是选拔出来的德意志女青年联盟的成员，还有上百名记者。
仅仅是出于好玩，也是为了试试自己，我现在试着想象一下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记者，在航行之初，在船上的庆典暨电影大厅举行的记者会上，会有何种反应。正像母亲所说，嘉碧所知的那样，我根本就当不了主角，但是我也许会好奇地问问建造这艘新船的资金以及德意志劳动阵线的财产，因为我们记者都知道，罗伯特·莱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完全是借助了从所有遭到禁止的工会组织没收来的财产，才能够有这么了不起的作为。
迟到的勇气考验。我了解自己，我也许会提出一个表述起来非常复杂的关于剩余资金的问题，这位对任何问题都不在乎的KdF旅行团大统领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德意志劳动阵线有的是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几天以后，在霍瓦尔德造船厂将有一艘内燃机巨轮下水，人们推测，它将以罗伯特·莱的名字命名。
接下来是这些应邀而来的记者上船参观。其他的问题全被咽了下去。我这个穿越时间的记者，在现实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揭露过任何丑闻，既没有在地下室里发现过尸体，也没有报道过捐款的肮脏交易和哪个部长接收贿赂，这时也和所有其他记者一样，闭住了嘴巴。我们仅仅是出于礼节，一层甲板一层甲板地参观。除了不准参观的专门为希特勒和罗伯特·莱预留的特别包舱之外，全船各舱没有任何等级差别，干净整洁。尽管所有细节我只是从照片上和保留下来的资料里见到过，但是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好像非常兴奋，同时也对自己的胆怯不胜愧汗。
我看了宽敞的日光甲板，这里没有令人讨厌的上层建筑，看了淋浴室和卫生设施。我一边看一边记录。之后我们走到下层的游步甲板，墙面刷了一层耐磨清漆，毫无瑕疵，几个社交活动室里都装了桃木的护壁镶板。我们还赞叹不已地参观了庆典大厅、民族服装厅、德国厅和音乐厅。所有的厅里，都挂着元首的像，他从我们的上方，目光炯炯，坚毅地注视着未来。在几个厅里，尺寸小一些的罗伯特·莱的像，引人注目。绝大多数装饰性的画还是出自名家之手的风景油画。我们问了当代艺术家们的姓名，并且作了记录。
在这期间，我应邀去喝了一杯刚刚开桶的扎啤，我学会了避免使用“酒吧”这两个颓废的字眼，后来按照古德语的选词规则，写了一篇文章，介绍KdF轮船上的“七个舒适惬意的酒台”。
接下来，我们听到了一连串的数字。比如：A甲板的厨房装备了一台超现代化的洗盘机，每天可以将三万五千只盘子洗得光洁明亮。我们得知，每次出海航行都要装载三千四百吨饮用水，在唯一的那座烟囱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水箱，保证全船的供水。在参观E甲板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一层有一个游泳厅，水池里可以盛六十吨水，汉堡的那些德意志女青年联盟的姑娘，就是带着她们的铺盖，搬到了这个所谓的“漂浮的青年旅馆”。其他的数据资料，我没有再记。我们中间的几个记者也很高兴，不用记住那幅五颜六色的玻璃马赛克镶嵌画使用了多少瓷砖和镶嵌饰件的具体数字，这幅画上全是生气勃勃的少女和幻想世界的海洋动物。
仅仅是因为我自从由母亲主宰一切的童年时起就知道，第二枚鱼雷将游泳池及其瓷砖和马赛克碎片变成了无数颗子弹，所以当我面对一群体态丰满的少女正在里面嬉戏的游泳池的时候，闯入脑海里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个游泳池在水线以下有多深。我觉得在上层甲板的二十二条救生艇也许根本不够。但是，我并没有追问，不想以此招来灾祸，更不可能预见到在七年之后的那个寒冷的战争之夜发生的事情，当时没有按照和平时期规定的那样，而是有将近一万五千人抛弃了日常的烦恼上了船，差不多有一万人预感到他们可能的结局，幸存的人数只能大概估计。确切地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人民观察员》的记者，还是作为正派的《法兰克福报》的通讯员，都是在以最高的音量或者就事论事有所抑制的音量，为船上的那些漂亮的救生艇吹奏一曲赞歌，就好像它们是“力量来自欢乐”组织友情奉送的额外之物。
然而，没过多久，一条救生艇就不得不放入水里。很快又放了一条。这一切并不是在训练。
“古斯特洛夫号”在第二次航行时，这一次是去多佛海峡，遇到了一阵来自西北方向的风暴，当它全速顶着巨浪行驶的时候，接收到英国运输煤炭的蒸汽船“佩加威号”的呼救信号，该船的装卸舱口被海浪冲坏，舵也断裂了。吕伯船长立刻下令向出事地点航行，在下一次的KdF旅行——是以马德拉群岛为目的地——刚刚启程之后不久，他就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两个小时之后，在茫茫夜色中用探照灯发现了已经搁浅的“佩加威号”。凌晨，尽管西北风暴有所加大，还是放下了二十二条救生艇中的一条，但是，由于一阵交叉的海浪将救生艇抛起来撞到了大船的船舷，因此救生艇严重受损，并且被水流冲走了。吕伯船长立刻下令放下了一条小摩托汽艇，在多次努力之后，终于成功地营救上来十九名船员，并且在风暴减弱之后将他们送到安全地带。最后，那条被冲走的划桨的救生艇也被控制住了，上面的人员也被营救了上来。
关于这次营救行动有许多报道。国内外的报纸都纷纷赞扬。但是，只有海因茨·舍恩工作做得最详细，而且保证了时间上的准确。他对当时杂乱的报道作了仔细的分析，就像我现在这样。他的经历也像我的经历一样是固定在那条沉船上的。差不多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他作为军需助理来到“古斯特洛夫号”。其实，海因茨·舍恩在海军希特勒青年团里成功地获得提升之后，原本是想去海军作战舰队，但是由于他的视力不好，不得不在商船舰队屈就。他先后经历了这条船的KdF客轮时期、医务救护船时期、军训教练船时期，并且在最后作为难民运输船沉没时幸免于难，所以他在战后开始搜集和记录所有和“古斯特洛夫号”有关的东西，无论是在美好时光的，还是在恶劣时期的。他只关注这一个主题，换句话来说，只有这一个主题完全支配了他。
因此，我可以肯定：母亲从一开始就会喜欢海因茨·舍恩。他的那些在西德出版的书籍，在东德是不受欢迎的。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保持沉默。不管是西德还是东德，舍恩提供的情况都无人问津。即使是在五十年代末，由他出任顾问拍摄了一部电影《夜幕降临在哥滕港》，观众的反响也很一般。不久前电视里播放了一部文献资料片，但是情况也仍然如故，就好像什么都超越不了“泰坦尼克号”，就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就好像世上没有任何其他海难的位置，就好像只能缅怀那些死难者，而不能悼念这些死难者。
我也是保持沉默，自我克制，不提自己，但是也感到置身于压力之下。同样是作为一个幸存者，要是我感到自己和海因茨·舍恩有些接近的话，那只是因为我可以从他的这种走火入魔中得到好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一列了出来：船舱的总数，旅行给养的数量，日光甲板有多少平方米，救生艇的总数和最终短缺的救生艇的数字，最后是死亡和幸存的人数，该书每次再版，这个数字都有所增加。他的搜集热情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知，但是现在海因茨·舍恩越来越经常地被人在互联网上加以引用，他比母亲大一岁，我可以把他想象成是我梦想中的父亲，这样可以减轻我自己的压力。
网上最近在热炒一部场面宏伟的伤感影片，是好莱坞新拍摄的“泰坦尼克号”海难，这部影片很快便以再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沉船灾难的招牌占领了市场。海因茨·舍恩实事求是引用的数字，驳斥了这种信口胡说。当然也引起了反响，从此以后，“古斯特洛夫号”也漂游在虚拟空间，掀起了许多虚拟的浪花，右翼场景始终在线，充斥着仇恨内容的网页。在那上面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追踪。极右分子在他们的网页上要求“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复仇！”就好像达沃斯的谋杀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声音——煽风点火网页——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互联网上，也增加了许多用德语宣泄仇恨的主页，网上出现了类似于“民族抵抗”和“土勒网”的地址。
www.blutzeuge.de 是最早在线的网页之一，尽管它并不是那么极端。它发现了一艘不仅因为沉没而且因为被人们遗忘而成为传奇的轮船，所以获得了数以千计的点击率和越来越多的用户。我的这位单兵斗士现在有了一个叫“大卫”的对手和也爱打乒乓球的伙伴，他以一种让人感到有些孩子气的自豪感，向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宣告了“古斯特洛夫号”营救英国落水船员的事。他引用了英国媒体当年对德国营救行动的赞扬文字，就像是在报道一件新闻，这些被引用的报刊文章就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似的。他想从他的对手那里得知，在库尔坐牢的犹太谋杀犯法兰克福特，是不是也曾经听说过这次勇敢的营救行动。大卫回答：“在森霍夫监狱，人们天天蹲在咯吱咯吱响的织布机前干活，很少有时间看报纸。”
其实，对于大卫来说，现在也许有必要知道的是，一个正在波罗的海近水域游弋、名叫马林涅斯科的潜艇指挥官，是不是也得知了“古斯特洛夫号”的水手营救“佩加威号”落水船员的事，他是不是因此而第一次知道这个已经为他预先确定好的攻击目标是如何拼写的。但是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网主威廉在忙着纪念这艘KdF轮船稍后在英国海岸作为“漂浮的投票站”的行动，这也是充满了现实的激情，就好像这套用来作宣传的把戏所产生的影响是在最近，而不是在差不多六十年之前。
那是在奥地利实际上已经并入了大德意志帝国之后进行的全民公决。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侨民和奥地利侨民也应该获得投票的机会。选民们通过蒂伯里的码头栈桥上船，在三海里的领海区之外投票。对此，威廉和大卫之间还发生了一场争论。就像是在打乒乓球，争执的焦点是选举的过程。威廉坚持认为，通过设置专门填写选票的封闭小间，保证了投票的保密性。因为在将近两千名选民中只有四人投票反对合并，大卫讽刺道：“人人都知道，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投票结果！” 威廉引用了《每日电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报道予以回击：“‘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亲爱的大卫，这是那些平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诋毁我们德国人的英国人写的……”
这些在聊天室进行的无聊的争论，我倒觉得很有趣。但是，我从威廉的反驳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点儿可疑的东西。这些话我曾经听过！为了驳斥大卫的讽刺，他竟然断言：“你的这些高度赞扬的民主选举，显然是代表了富人的利益，是受世界犹太教会支配的。全都是欺骗！”
前不久，我儿子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每次见到康尼，都只是去看望一下，为了同他谈谈话，父亲般地，顺便提到我写的关于即将进行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选举的报道，我听到了下面的话：“全都是欺骗。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这儿，到处都是富人统治，金钱决定一切！”
吕伯船长在首次马德拉群岛之行途中去世，彼德森船长从里斯本开始接管了剩余航程的指挥权，此后，在海因里希·贝特拉姆船长的率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夏季挪威旅行。总共进行了十一次，每次为期五天，因为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快就被预订一空，而且夏季挪威旅行也被列入了下一年度的KdF计划。母亲的父母参加的就是最后几次赴挪威峡湾旅行中的一次，我估计是倒数第二次，是在八月中旬。
朗富尔地区的党组织本来是推荐木匠师傅利贝瑙和他的妻子去挪威峡湾旅行的，他养了一条名叫哈拉斯的狼狗，它成功地和但泽共和国警察局的一条母狗进行了交配，地区党部主席将这条母狗生下的这窝小狗中的一条作为礼物送给了元首，就是元首特别喜欢的那条名叫“王子”的狗，因此配种公狗哈拉斯多次上了《但泽前哨报》。母亲从我小的时候起就给我讲这个童话般的故事，关于这条狗的故事连同它的家谱长得足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每次只要提到这条狗，总是和图拉有关。比如，母亲说，在她七岁的时候，她的弟弟康拉德在波罗的海游泳时淹死了，她在木匠家的这条狗的窝里蹲了整整一个星期。这几天里听不到她说一句话。“俺甚至吃狗食钵里的东西。全是下水！咳，狗还能吃啥。俺在狗窝里蹲了一周，啥话也没说过，康拉德的死让俺伤心透了。他打生下来就又聋又哑……”
当狗的主人利贝瑙——他的儿子哈里是母亲的表兄——接到乘坐那艘备受欢迎的KdF轮船去挪威旅行的邀请时，他却遗憾地放弃了，因为他的木匠铺生意好得不得了，飞机场附近需要大量木板房。他向地区党组织建议，让他的工作勤奋的助手、热情积极的党员同志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他的妻子埃尔娜去旅行，舱位的费用和往返汉堡的优惠车票，将由木匠铺支付。
“要是那些在‘古斯特洛夫号’上拍的照片还在，我就可以让你瞧瞧，他们在短短的几天里看到的一切……”图拉的母亲特别喜欢民族服装厅、玻璃房、早上大家一起唱歌、小乐队晚上的演奏。可惜，在所有这些峡湾都不允许上岸，大概是因为德国外汇紧张的缘故。有一张照片上是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上船表演的挪威民族服装表演小组中间笑容满面地跳舞，这张照片和其他所有照片一起，连同照片簿，“在船下沉的时候”丢失了。“俺爸，从原则上来说，是个很有趣的人，自打从挪威回来，他从早到晚都很兴奋。他是一个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纳粹分子。他要让俺申请加入女青年联盟。可是俺不愿意。就是等到俺们那地方被招回德国之后，所有女孩都得加入女青年联盟，俺还是没有加入……”
母亲说的话，大概是对的。她不愿意加入任何组织。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一家木工车间卓有成效的负责人，他们曾经成吨成吨地为苏联人生产卧室家具，后来在大德雷施区水泥板高层建筑项目室内装修任务中又超额完成任务，她觉得自己置身于修正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总是困难重重。当我自愿加入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俺一个人为这帮无赖卖命干活，难道还不够吗！”
我的儿子显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我的前妻认为，这是遗传基因。康尼也不愿意加入任何组织，甚至不肯加入拉策堡划船俱乐部，也不听嘉碧让他去当童子军的建议。我曾经听嘉碧说过：“他是一个典型的不合群的家伙，很难让他参加社会活动。我的几个教过他的同事说，康尼满脑子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尽管他给外人的印象是对技术创新感兴趣，比如计算机、现代通讯手段什么的……”
的确如此！是母亲，在幸存者们在波罗的海的达姆普浴场周年聚会之后，立刻送给我的儿子一台配置齐全的苹果电脑。是她让他上了瘾，他才刚刚十五岁。这个孩子误入歧途，都是她的错。不管怎样，嘉碧和我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所有的不幸就是从康尼拥有这台电脑开始的。
那些始终盯着一个点，直到开始玩火、冒烟、点火的人，我历来就觉得是最可怕的人。比如说，古斯特洛夫，只有元首的意志才是他唯一的奋斗目标，马林涅斯科在和平时期只训练一个科目，那就是将船击沉，大卫·法兰克福特本来是想自杀，但是结果却用枪把另外一个肉体穿出了四个窟窿，目的是为了给他的民族发出一个信号。
关于这个悲剧人物，导演罗尔夫·利西在六十年代末拍过一部故事片。我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了一盘录像带，电影院早就不放黑白片了。利西对事实处理得相当好。影片里的那个医学院学生，先是戴着一顶无檐的巴斯克帽，后来戴的是有檐的帽子，神情绝望地抽烟并吞食药片。在伯尔尼老城买左轮手枪时，二十四发子弹花了三点七个瑞士法郎。在古斯特洛夫穿着便装走进办公室之前，法兰克福特戴着帽子，在那里等候，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从有扶手的沙发椅换到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然后戴着帽子朝古斯特洛夫的头部开了枪。他向达沃斯警方投案自首，像是背诵一首在学校学过的诗歌似的，毫无表情地说了他的供词，然后把左轮手枪作为物证放在了办公桌上。
这部电影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但是插入的每周新闻纪录片的片段很有意思，可以看见正下着雪，棺材上覆盖着纳粹字旗。当送葬的队伍启动的时候，整个什未林都被积雪覆盖。只有很少几个普通平民向棺材举手致敬，这与那些报道不同。扮演凶手法兰克福特的演员，在受审时夹在两名州警察之间，显得很矮小。他说：“古斯特洛夫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够得着的……”他还说：“我要打的是纳粹细菌，而不是这个人……”
电影还展现了囚犯法兰克福特和其他犯人每天在一架织布机前工作的情景。时光飞逝。在库尔的森霍夫监狱服刑的头几年里，他的骨髓化脓缓慢但却明显地好转，他吃得胖胖的，面颊红润，也不再抽烟了，与此同时，但是又像是在另外一部影片中似的，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正在波罗的海东部沿海水域训练水面进攻后的快速下潜，“威廉·古斯特洛夫号”KdF轮船一次又一次地去观赏挪威峡湾和午夜的太阳。
在利西的影片里当然看不到“古斯特洛夫号”和那艘苏联潜艇，只有那些多次插入的织布机，通过工作噪音，使人们感觉到，时间正在随着这些简单布匹的增加慢慢地流逝。监狱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为囚犯法兰克福特出具书面证明：长期蹲监狱渐渐地让他恢复了健康。也就是说，看起来，凶手似乎已经为他的行为坐满了牢，现在该轮到另外一个人，我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眼前只有一个目标的人，让人感到陌生而又可怕，比如说，我的儿子……
母亲总是向他灌输这些。为此，母亲，我恨你，因为是你在船沉的时候生下了我。我幸存下来，有的时候也让我觉得是一件可憎的事，假如你，母亲，当年像其他几千名乘客一样，在那种“自己只顾救自己”的情况下，带着即将临产的身孕，越过船舷，即使肚子上绑着救生圈也在冰冷的海水里冻僵了，或者，假如船首朝下沉时的旋涡，把你连同尚未出生的我一起卷入了海底深处……
但是并非如此。我没有这个权利，甚至没有权利现在就来写我偶然出生的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还有许多次和平的KdF旅行等着这艘轮船去完成。有十次是绕过皮靴形状的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岛，而且可以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上岸观光，因为意大利是友好国家，在法西斯式的组织方面堪称楷模。到处都是举起右手问候致意。
精心挑选的游客乘坐夜间的火车到达热那亚上船。在环绕一周之后，从威尼斯乘火车返回。总是有一些党内的和经济界的高级动物也在其中，他们使得KdF船上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濒于倾覆。比如，大众汽车——最初叫KdF汽车——的那位著名的发明者波尔舍教授也应邀上船参加了一次环绕航行，他对该船的非常现代化的机械装置特别感兴趣。
在热那亚过了冬天之后，“古斯特洛夫号”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又驶抵汉堡。几天以后，“罗伯特·莱号”投入航行，KdF船队总共拥有了十三艘船，但是，职工度假旅行暂时成为历史。船队的七艘船顺易北河而下，其中也有“罗伯特·莱号”和“古斯特洛夫号”，没有搭载任何乘客，也没有宣布航行目的地，一直到了布隆斯比特科格，一道始终密封的命令才公布了航行的目的地：西班牙港口维哥。
这些船只将第一次被作为运兵船。西班牙内战已经结束，佛朗哥将军和他的长枪党获得了胜利，所以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帮助佛朗哥作战的“神鹰军团”的德国志愿军可以荣归故里。
自然，这个名字的部队，对于把什么东西都反刍再嚼的互联网，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www.blutzeuge.de 最先报道了空军第八十八航空团的归来。军团战士乘坐“古斯特洛夫号”返回，如此逼真即时，就好像他们是在昨天刚刚战胜了赤色分子。我的这位网主独自进行报道，聊天室已经关闭，不再允许任何争论——威廉对大卫，容克斯飞机和海因克尔飞机对巴斯克人的城市格尔尼卡的狂轰滥炸或许会成为争论的主题，这两种型号的各式飞机图片，有俯冲飞行的，也有正在投弹轰炸的，装点着庆贺胜利的网页。
起初，什未林战友同盟的这位发言人作为军事历史学家，显得有所保留，他指出，西班牙内战是为试验新式武器提供了机会，正像在几年前，海湾战争给美国人提供了试验新的导弹系统的机会。但是后来他也只是对“神鹰军团”大唱赞歌。他显然是借助于海因茨·舍恩那本查证翔实的书变得内行起来，也开始兴奋地发布轮船归来和欢迎凯旋者活动的消息。他在网上总是引用那位“古斯特洛夫号”的编年史作者写的东西，也像他那样扮演目击者的角色：“船上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当军团战士后来受到戈林元帅接见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就连“古斯特洛夫号”和“罗伯特·莱号”停泊在汉堡远洋轮泊位时吹奏的《普鲁士步兵进行曲》，他也使用了各种音响效果作为乐谱画面再现在他的网页上。
“古斯特洛夫号”第一次作为运兵船的时候，健康状况有所好转的大卫·法兰克福特正在森霍夫监狱坐第三年的牢，而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则在近海水域继续孜孜不倦地训练。在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的海军文献馆找到了一份有关“M-96号”潜艇的档案，从而得知，该潜艇指挥官成功地将他的士兵训练得非常善于进行水面佯攻，并且创造了在十九秒五的时间内迅速下潜的纪录，其他潜艇的平均下潜时间为二十八秒。“M-96号”经过考验适合于紧急情况。在什未林战友同盟的网页上，反复引用歌词“复仇的日子将要来临……”，虽然还没有经过实战考验，但是看起来就像是随时准备着，去应付什么并不确定的东西，是复仇的日子吗？
我始终不能打消一个念头：不是一个像母亲这样的老顽固，在这里翻腾陈年旧事，坚定不移地搅和这锅褐色汤，像一张有裂纹的唱片庆贺千年帝国的胜利，而更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也可能是一个属于聪明类型的光头党或者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高级文理中学的学生，在网上散布他的奇思异想。但是，我没有去探究我的感觉，也不愿意承认，这些通过计算机传播的信息，在遣词造句方面，比如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的评语“‘古斯特洛夫号’是一艘漂亮的船”，总是以令人讨厌的方式，让我感到那么熟悉。这虽然不是母亲的原话，但是……
剩下的就是渐渐产生的、时多时少的确信：可能是，不，肯定是我的儿子，他在这里，几个月以来……是康拉德，是他……躲在后面的是康尼……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用一系列问句来掩盖我的预感：这可能不会是你自己的血肉？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差不多一直受着左翼自由思想教育的人，却迷失了方向，向右翼滑出了多远？肯定会引起嘉碧注意的，难道不是吗？
接下去，这个我始终希望自己并不认识的网主，给我讲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童话：“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又聋又哑，在游泳的时候淹死了。他的姐姐非常爱他，后来，过了很久，她害怕战争，为了自救，上了一条大船，这条满载难民的船被敌人的三枚鱼雷击中，沉入了冰冷刺骨的海底，但是，她却没有淹死……”
我浑身发热：果然是他！在这里，在他的用有趣的素描人像装点的网页上，向全世界讲童话的，正是我的儿子。他说的全是家里的事，直截了当，一点也不绕圈子：“康拉德的姐姐在她留着鬈发的弟弟死后大喊大叫了三天，然后沉默不语了整整一周，她是我亲爱的祖母，我以什未林战友同盟的名义，对着我祖母的白头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情，没有不是实情的，是世界犹太教会想要把我们德国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我给母亲打电话，却挨了一顿骂：“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从来不关心俺们的小康拉德，现在却一下子连跳蚤的咳嗽都听见了，到俺们面前扮演起操心费神的爸爸来了……”
我也给嘉碧打了电话，最后干脆利用周末开车去了莫尔恩，这个沉睡的小镇，甚至还带了一些鲜花。据说，康尼去什未林看望祖母了。我向我的前妻述说我的担忧，可是她根本就不听我的：“我禁止你，在我的家里说这种话，指责我的儿子与极右分子交往……”
我努力保持平静，让她考虑一下，就是在莫尔恩这个田园风光的小镇，三年半以前，有人恶意纵火，烧了两栋土耳其人居住的房子。所有的报纸当时都热衷于这类特别报道。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记者，也胡乱涂鸦了几篇由通讯社转发的报道。甚至也向外国转发了，因为在德国又重新……至少死了三个人。抓了几个年轻人，两个纵火的被判处了长期的徒刑，完全有可能，某个追随者组织，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光头党，和我们的康尼有联系。在莫尔恩这里，或者在什未林……
她当面嘲笑我说：“你能够想象康拉德和这些吼叫的猴子在一起吗？说真的，在一群乌合之众中间会有像他这样一个不合群的人吗？这真可笑。这样疑神疑鬼的，对于你们一直搞的那种不管是为了谁的新闻风格，倒是太典型了。”
嘉碧还不忘提醒我想起将近三十年前在施普林格报社工作的事，让我——我实在厌烦了那些细节——想想我写的那些“反对左派的、文字偏执的煽动性文章”：“另外，要是有人秘密地向右倾发展，那就是你，总是……”
是的！我了解自己的失足，也知道要想捂住，是多么令人汗颜。即使竭尽全力，也是难以两全。我通常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因为，要是我接到一项任务，不管是谁给的，我只是搜集材料，写报道，但是绝不打退堂鼓……
我想知道详情，而且要直接从康尼那里，所以我就在前妻家附近找了一家有湖景的旅馆。我三番五次按嘉碧的门铃，想找我儿子谈谈。星期日晚上，他总算回家了，是从什未林坐大巴回来的。他没有穿长筒皮靴，而是穿着普通翻毛半高皮靴、牛仔裤和一件挪威花色的套头衫。看上去很和气，自然鬈曲的头发也没有修整过。戴一副眼镜，显得有点儿比谁都聪明的样子。他不理睬我，几乎不说话，只是偶尔才和他母亲说几句。晚饭有生菜、夹肉面包、苹果汁。
一起吃完晚饭，在康尼钻进他的房间之前，我在过道里截住了他。我强调是顺便问问：学校里怎么样，他是不是有朋友，是不是有一个女朋友，参加什么体育活动，祖母送的相当贵重的生日礼物——我知道大概的价格——是不是对他很有用，计算机提供了进行现代化通讯的可能，比如说，互联网，可以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他上网，什么东西对他比较重要。
我在作这番说教的时候，他似乎在认真地听。他的嘴巴显得特别小，我相信，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在微笑！然后他摘下眼镜，又戴上，对我视而不见，就像起先在晚饭桌上那样。他回答的声音很低：“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做什么感起兴趣来了？”停顿了一会儿，我儿子已经站在他的房间门前，我又听见他补充了一句，“我在搞历史研究。这个答复够了吗？”
门关上了。我真应该在他的背后高喊：我也在搞历史研究， 康尼，我也在搞！全是陈旧的故事。有关一条船。一九三九年五月，它载着一千名“神鹰军团”的志愿军战士凯旋。但是，今天这还跟谁有关系呢？跟你有关系吗，康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