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现在才写？”某人说，这个人并不是我。因为母亲总是一再地对我说……因为我想呼喊，就像当年水面上飘荡着喊声的那个时候一样，但是，我喊不出声……因为事实真相只有不到三行字……因为现在才……
诉诸文字，我还是感到困难重重。某人，他不喜欢别人找借口，总盯着我的职业不放。从毛头小伙的时候起，我就和文字打交道，在施普林格的一家报社当实习生，迅速入门上道，然后抽身离去，为《柏林日报》去写反对施普林格的长篇大论，然后又给几家新闻通讯社当雇佣兵写短文，很长时间里，我作为自由撰稿人，把所有刚刚出炉的东西写成文章：每天都有新鲜事。天天都要写新闻。
可能是吧，我说。但是，像我们这些人没有学过别的东西。要是我现在必须开始自我清理的话，那么，我所有不成功的事，都要记在一艘沉船的账上，因为母亲当时已经十月怀胎，因为我完全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活了下来。
我就要为某人效劳了，但是，请允许先把微不足道的我撇在一边，因为这个故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开始的，在一百多年以前，在梅克伦堡的公爵首府什未林，该城坐落在七个湖泊之间，是一个芦苇城，明信片上印有一座尖顶众多的城堡，历经战争，它的外表依然完好无损。
起初，我不相信，一个早就被从历史上勾掉的偏僻小城，除了旅游者之外，还能吸引什么人，然而，我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却突然在互联网上热了起来。一个匿名者，通过数据、街名、学校成绩单，提供了有关某个人的情况，他要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在陈旧历史里寻觅的人发掘一个宝库。
这些玩意儿刚一上市，我就买了一台装有调制解调器的苹果电脑。我的职业要求能够捕捉在世界各地漫游的信息。我凑凑合合地学会了怎么使用这台电脑。对我来说，“浏览器”“超文本链接”这些词语很快就不再是难懂的东西。获取一些需要的信息，按几下鼠标将其删除，情绪好的时候或者感到无聊的时候，就从一个聊天室跳到另一个聊天室，即使是最无聊的垃圾电子邮件也给予回答，也看过两三个色情网站，毫无目的地在网上浏览了一阵之后，最后打开了几张主页，全是所谓的昔日的老牌死党和新鲜出炉的年轻纳粹分子贴在上面发泄仇恨的痴言妄语。输入了一条轮船的船名作为搜索主题词，突然，我打开了一个网址：www.blutzeuge.de，德文的意思是“烈士”。一个叫“什未林战友同盟”的，用哥特体的字母在那里大吹大擂。全是放马后炮的玩意儿。令人恶心，更让人感到可笑。
很清楚，这里指的烈士，是些什么样的烈士。但是，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像曾经学过的那样，先让这一个出场，再让那一个出场，然后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的生平事迹，或许我必须斜向地走进历史，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它们总是假装出向一侧后退的样子，然而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行。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大自然，准确地说，是波罗的海，对在此将要报道的所有事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表示了赞同。
最先提到的这个人，他的墓碑已被捣毁。初中毕业后，他开始在银行学徒，悄无声息地结业，对此，互联网上毫无信息。这个于一八九五年出生在什未林的名叫威廉·古斯特洛夫的人，只是在专门为他设立的网页上，被作为“烈士”受到颂扬。关于他受到损害的喉咙和当年阻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参战的慢性肺病，也没有任何提示。当汉斯·卡斯托普这个来自汉萨同盟之家的小伙子，按照把他编造出来的那个作家的指令，不得不离开魔山，为了像在《魔山》这部长篇小说第994页上写的那样，作为志愿兵在佛兰德阵亡或者逃入虚无缥缈的文学王国，瑞士的人寿保险银行，出于照顾的原因，在一九一七年把它们的这位勤奋的职员送往瑞士，据说，他在达沃斯治好了肺病，他在特殊的空气中如此健康，因此只能用其他的死亡方式来对付他。他暂时还不想回什未林，不想回到低地德国的气候。
威廉·古斯特洛夫在一家气象台找到一个当助理的工作。当这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瑞士联邦基金会之后，他立刻被提升为气象台的秘书，他还有时间作为一家家庭用具保险公司的外勤代理人，挣上一份额外收入。通过这项兼职，他了解了瑞士所有的州。他的妻子黑德维希也很勤奋，她为一个叫莫塞斯·西贝罗特的犹太人律师当秘书，却又不必克制自己的种族观念。
到这时为止，所有事实都表明，这对夫妇属于市民阶层，但是，就像后来得到证明的那样，他们只是伪装出了一种与瑞士的挣钱欲望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位气象台的秘书卓有成效地利用了他的天生的组织才能，最初是下意识的，后来则是完全公开的，而且长期得到雇主的容忍。他入了党，截至一九三六年初，他在瑞士的德国侨民和奥地利侨民中间发展了大约五千名党员，将他们召集到瑞士各地的地方党部，让他们向那个由天意决定来担当元首的人宣誓效忠。
他是由负责党的组织机构的格奥尔格·施特拉瑟任命为瑞士党部主席的。施特拉瑟属于党内的左翼，一九三二年，因为反对元首接近大工业财团，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两年后，他被算作罗姆暴乱的人，被自己的人处决了。他的兄弟奥托亡命国外。因此，古斯特洛夫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榜样。
根据格劳宾登地方参议会提出的一个质问，警察局外事处的一位官员曾经向他问过，如何看待他在瑞士联邦境内担任国社党瑞士党部主席一职，据说他是这么回答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我的妻子和我的母亲。假如我的元首命令我杀死她们，我会服从他的命令。”
这段话在互联网上受到质疑。在什未林战友同盟提供的网上聊天室里，有人说，这些谎言都是犹太人埃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那部拙劣的作品中编造出来的，其实施特拉瑟的影响仍然是对这个烈士起作用的，古斯特洛夫面对这个国家主义者总是强调他的世界观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在聊天者们之间很快就闹起了派系之争。虚拟空间的长刀之夜，也会有牺牲者。
于是，所有感兴趣的网上用户都被要求记住一个日期，这个日期被看作是天意的证明。我试图说服自己把它当成纯属偶然的日期，使党的干部古斯特洛夫进入超自然的相互联系：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在这个烈士出生整整五十年后的这一天，这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轮船沉没了，这也是夺取政权十二年之后，同样也是恰恰在这一天，为彻底覆灭发出了一个信号。
就像是刻在花岗岩上的楔形文字。这个该死的日期，一切由此开始，急剧发展，到达顶峰，最后归于结束。我也被注明是在这场使人难忘的灾难发生的日子出生的，这要感谢母亲，而她自己则按照另外一本日历生活，不相信任何偶然性和类似的解释。
“肯定不是！”她大声说，我从来没有叫过她“我的母亲”，而总是只叫“母亲”，“这条船也可以用旁人的名字，但是不管咋样，还是得沉。俺只是想知道，这个俄国佬发命令把三个大家伙笔直地向俺们射来的时候，究竟是咋想的……”
她总是这样嘟嘟囔囔，好像这件事并没有过去那么久。絮叨得很，说出的话都像是被烫衣服的轧压机滚碾过似的。她把土豆叫作山药蛋，把凝乳叫作牛奶疙瘩，把芥末汁煮鳕鱼叫作芥末鱼。母亲的父母，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埃尔娜·波克里弗克，来自科施内德莱，方言叫科施内夫伊。他们是在朗富尔长大的，不是在但泽城里，而是在这个绵长延伸的、逐渐拓宽成旷野的城郊地区，这里有一条街叫埃尔森大街，对于乌尔苏拉这个孩子，人们都叫她图拉，这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因为，每次她讲述“老早以前的事”，这是母亲的说法，虽然经常都是在波罗的海沙滩边上游泳，或者在城郊南部的森林里滑雪，但是大多数时间她还是强迫她的听众待在埃尔森大街十九号这幢出租房的院子里，从这里出来，绕过被链子锁住的狼狗哈拉斯，就进入了一个木匠铺，这里的工作噪音是由一架圆锯、一架带锯、一台铣床、一台电动刨和一架嗖嗖响个不停的老式刨床汇合而成的。“还是小丫头的时候，俺就被允许搅和骨胶……”因此，有人说，无论女孩图拉站在哪儿，躺在哪儿，走到哪儿，跑到哪儿或者蹲在哪个角落里，那股有着传奇色彩的骨胶味道总是跟随着她。
我们战后在什未林住了下来，母亲在这个芦苇城学的是木匠手艺，也就毫不奇怪了。作为“迁居者”——这是当时东德的说法——她立刻就分配到了一个学徒的位置，在她师傅的简陋工棚里，那四台刨床和一个总在咕嘟咕嘟响的骨胶罐都是有年头的老古董。从那里到雷姆街不太远，母亲和我就住在雷姆街的一个油毛毡小屋里。假如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不是在科尔贝格上的岸，要是“雄狮号”鱼雷艇把我们带到了特拉威明德或者基尔，也就是说带到了西边，母亲作为“东部难民”——这是那边的说法——肯定也会去当木匠学徒的。我说是纯属偶然，而她则从第一天起就把我们被强制送到这个地方看成是预先确定好的。
“这个俄国佬到底是哪个日子生的，就是那艘潜艇的艇长？平时你总是啥事儿都码得一清二楚……”
不，我并不知道，就连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出生日，我也是从互联网上才知道的。我好不容易只找到了他出生的年份，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事实数据和人们的推测，新闻记者称这些东西为背景材料。
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生于一九一三年，是在黑海之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这里曾经辉煌一时，故事片《波特金号巡洋舰》以黑白画面展示了当年的情景。他的母亲来自乌克兰。父亲是罗马尼亚人，他在证件上签的名字是马林内斯库，后来因为参加哗变被判处死刑，在最后一刻侥幸逃生。
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是在港口区长大的。敖德萨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吉普赛人、犹太人混居的地方，所以他说的是多种语言的大杂烩，肯定只有他的那些年轻人的团伙才能听懂。无论他后来多么努力地学说俄语，也绝对不可能完全纯净他的乌克兰语，里面总是夹杂着意第绪语词汇和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罗马尼亚语的骂人话。他在一条商船上当水手的时候，别人总是拿他的这种很难听懂的话开玩笑。但是，在后来的那几年里，尽管这个潜艇艇长的命令听起来可能很滑稽，却不会再有多少人以此取笑。
倒退几年：据说，七岁的亚历山大从远洋轮船码头亲眼看见白军和英法联军的残兵败将匆匆逃离敖德萨。不久，他又经历了红军开入敖德萨。进行了多次清洗行动。然后，这场内战终于差不多算是结束了。几年以后，当外国轮船重新获许入港停泊的时候，听说这个小伙子还潜水去摸那些衣着华丽的游客扔到海里的钱币，而且耐力持久，动作灵巧。
三驾马车还不完整。尚缺一个。他的行动所引起的，就像是旋涡效果，再也无法制止。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把来自什未林的这个人变成了纳粹运动的烈士，也让来自敖德萨的小伙子成为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的英雄，因此，他确定无疑是要永远坐在被告席上的。我已经变得有些贪婪，在总是同一个名称的网页上看到这种相似的指控：“是一个犹太人开的枪……”
我后来才知道，帝国演说家、党员同志沃尔夫冈·迪威尔格一九三六年在慕尼黑弗兰茨·艾尔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战檄文，并没有加上如此明确的标题。按照精神错乱的推理逻辑，什未林战友同盟善于预告，远远超过迪威尔格假设知道的东西：“假如没有这个犹太人，在扫过雷的航道上，在施托尔普明德，就绝不会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这个犹太人有……这个犹太人是有罪的……”
在聊天室里，从这些一会儿是德文，一会儿是英文的废话里，也可以读到一些确凿的事实。有一个聊客知道，迪威尔格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当了但泽帝国广播电台的台长，另一个聊客了解他在战后所做的事情：据说，他伙同其他纳粹头面人物以及后来当上自由民主党联邦议员的阿亨巴赫，分化瓦解了北威州的自由党人。第三个聊客补充说，这个当年纳粹党的宣传专家，在七十年代经营了一家不声不响地以捐款来洗钱的机构，自由民主党得了不少好处，就在莱茵河畔的诺伊维德。最后，在挤得快要爆了的聊天室里，明确肯定的答案对许多想要了解达沃斯凶手的提问打上了句号。
大卫·法兰克福特比马林涅斯科大四岁，比古斯特洛夫小十四岁，一九〇九年出生在西斯拉夫的城市达鲁瓦尔，父亲是犹太教经师。他们家里说希伯来语和德语，在学校，大卫学的是塞尔维亚语，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感受到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这里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他的体格不可能允许他采取任何粗鲁的反抗，而他又非常厌恶机敏地去适应外界环境，所以他试图应付自如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大卫·法兰克福特与威廉·古斯特洛夫有一点是相似的：古斯特洛夫患有肺病，大卫则自童年起就颇受慢性骨髓化脓之苦。前者在达沃斯很快就治好了肺病，后来又作为健康的党员同志积极工作，而对病魔缠身的大卫，任何医生都无能为力，他做了五次手术，都没有效果，被判定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例。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有病，他才选择学医。按照家里的建议，进了德国的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都是在那里上的大学。据说，由于不停地生病，严重地影响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所以物理考试不及格，后来也没有能够通过其他的考试。在互联网上，党员同志迪威尔格说的，与同样被人援引的作家路德维希说的，完全相反，迪威尔格总是把路德维希称作“埃米尔·路德维希-科恩”：犹太人法兰克福特不仅仅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大学生，而且是一个靠当犹太教经师的父亲养活，好吃懒做，吊儿郎当的大学生，另外，他还讲究穿衣打扮，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整个就是废物。
接下来就是夺取政权的那一年，那个受到三重诅咒的日子，不久以前在互联网上被大大地庆祝了一番。烟瘾很大的大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亲身经历了涉及他和其他大学生的事情。他看见，犹太作家的书被焚烧。他在实验室里的位子突然被画上了一个六角星。仇恨渐渐逼近了他的肉体。他和其他一些大学生受到那些扯着嗓子高喊把自己归入雅利安人种的大学生的辱骂。他无法适应这一切。他实在忍受不下去。因此，他就逃到了瑞士，在伯尔尼这个想象中是安全的地方继续学业，结果又是几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尽管如此，他写给父母亲的信还是轻松愉快的，都是好的一面，把给他支付生活费用的父亲完全糊弄住了。第二年，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中断了学业。也许是为了向亲戚们寻求支持，他还冒险回了一趟德国，在柏林，他亲眼看见却不敢还手，一个年轻人一边高喊着“犹太人，滚滚滚！”，一边扯着他叔叔的红胡子。他叔叔和他父亲一样也是犹太教经师。
在埃米尔·路德维希那部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作品《达沃斯的谋杀》里，也有相似的描写，该书是这位有成就的作家一九三六年交给阿姆斯特丹的科瑞多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家出版流亡作家作品的出版社。什未林战友同盟在他们的网页上知道得并不翔实，就把党员同志迪威尔格搬出来说话，因为他当年在报道里引用了柏林警方传讯做证的犹太教经师所罗门·法兰克福特博士的话：“一个未成年的男孩扯我的胡子，还一边高喊‘犹太人，滚滚滚！’，完全不是事实，另外，我的胡子是黑色的，不是红色的。”
我不可能去证实，在这次所谓的侮辱行为发生了两年之后，警方安排的传讯是不是在胁迫下进行的。总之，大卫·法兰克福特又返回了伯尔尼，由于多种原因感到前途无望。一方面，又开始了仍然是毫无进步的学习，另一方面，他为母亲的过世感到很痛苦，而且他一直忍受着身体上的疼痛。另外，柏林的短暂之行也越来越让他心情沉重，很快，他在国内外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有关奥拉宁堡、达豪以及其他地方集中营的报道。
在一九三五年底，他肯定产生过自杀的想法，而且不止想过一次。后来，在审讯期间，辩护律师提供的一份鉴定报告是这么写的：“由于个人天性的精神原因，法兰克福特陷入了精神上无法控制的状况，他不得不让自己休息。他的忧郁情绪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但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世界的生存本能，把这颗子弹从自己身上引向了另外一个牺牲者！”
对此互联网上没有任何吹毛求疵的评论。我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怀疑，在www.blutzeuge.de 这个网址的背后，聚合着的不是一群作为什未林战友同盟的光头党，而是隐藏着一个单干独行的滑头精。有人也在像我这样东窜西窜地到处打听历史的香味标记和相似的分泌物。
会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吗？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当年我觉得日耳曼语言文学无聊透顶，而在奥托-苏尔研究所学习新闻写作，也过于偏重理论。
最初，当我离开什未林，从东柏林乘轻轨列车去西柏林的时候，我还相当勤奋，就像在告别时向母亲保证的那样，用功苦读书，很有进取心。十六岁半，在建柏林墙的前夕，我开始闻到自由的味道。我住在母亲学生时代的女友燕妮家，在罗泽内克附近的施马根多夫，母亲自称当年和她一起经历了许多荒唐的事情。我有一个单独的阁楼房间，有老虎窗。那的确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燕妮阿姨的那套复斜屋顶式住房在卡尔斯巴德大街，里面就像是一个玩具娃娃陈列室。桌子上，支架上，玻璃罩下面，都是瓷器小人，绝大部分是穿着超短裙、踮着脚尖的芭蕾舞女演员，有几个还摆出高难度的姿势，所有的小人都是小小的头，伸长着脖子。燕妮阿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芭蕾舞明星，名气相当大，在一次空袭时，她的双脚受伤致残，当年无数次的空袭差不多都把德国首都炸平了。她现在一瘸一拐地为我端来了下午茶和各种各样的饼干点心，但是双手的动作仍然是那么优雅。就像她屋里的那些易碎的玩具小人一样，她的头很小，脖子又干又瘦，脸上总是挂着一种似乎已经冻住了的微笑。她经常冷得瑟瑟发抖，要喝很多的热柠檬茶。
我愿意住在她的家里。她对我很好。要是她提起她的学生时代的女友，说“我可爱的图拉最近又让人通过秘密途径给我带来一封信……”的时候，我总是有几分钟试着对母亲这个顽固不化的坏东西产生一些好感，但是她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来烦我。她从什未林走私到卡尔斯巴德大街的那些秘密信件，写得密密麻麻，有很多地方画线以示特别强调的告诫，用母亲的话来说，这些告诫让我感到“倍受折磨”：“他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为此目的，仅仅是为此目的，我才把这个孩子送到西边去的，我就是要让他有所作为……”
她的原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俺的儿子有朝一日愿意出来做证。” 燕妮阿姨作为她的女友的传声筒来提醒我，声音温和，但却总是说到要点。我除了努力地学习，别无选择。
我当时和一批同龄的共和国难民一起进入了一所中学，必须在法制国家和民主这些事情上补补课。学了英语，又学法语，但是不再有俄语课。我渐渐懂得，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都是多亏了人为控制的失业。不算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也取得了中学毕业证书，这是母亲对我的要求。
除此以外，我在各个方面，包括和姑娘们打交道，总是相当顺利，从来没有出现过手头拮据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我在母亲的祝福下投奔阶级敌人的时候，她还塞给了我一个西边的地址。她说：“俺估摸着，这是你的亲爹。是俺的表兄弟。他在去当兵之前，把俺的肚子搞大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等到了那边，给他写封信，告诉他你的情况……”
不应该进行比较。但是，在经济方面，我的情况很快就和大卫·法兰克福特在伯尔尼的时候差不多，当时，远方的父亲每个月给他往瑞士的账户上汇上一小笔钱。母亲的表兄，名字叫哈里·利贝瑙，现在已经去了极乐世界，他是从前的埃尔森大街上那个木匠的儿子，五十年代末以后住在巴登-巴登，作为西南广播电台的文化编辑主持晚间节目：午夜的诗歌，此时只有黑森林的冷杉树才听他的节目。
因为我不愿意长期依靠母亲学生时代的女友养活，就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在用一句套话“你的从未谋面的儿子”作为结束之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写上了我的银行账号。显然是因为婚姻美满，他虽然没有回信，但是每个月都准时地掏出二百马克，远远高于最低赡养费，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啊。燕妮阿姨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件事，她声称认识母亲的表兄哈里，不过只是点头之交，她那张娃娃脸上掠过的一丝红晕，要比她对我说的话，更加意味深长。
一九六七年初，我从卡尔斯巴德大街搬到了克劳伊茨贝格，不久中断了学业，开始在施普林格集团的《晨报》当实习生，寄钱也就到此为止。在这以后，我再也没有给我的这位付钱的父亲写过信，最多也就是寄一张圣诞卡，仅此而已。为什么要写呢？母亲在通过秘密渠道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转弯抹角地向我暗示：“对他用不着说感谢的话。他晓得，为什么不得不掏腰包……”
她当时不能公开给我写信，因为她在一家国营大企业里领导着一个木工车间，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卧室家具。作为党员，她不允许有西方的通信关系，尤其是不能和她的逃离共和国的儿子联系，更何况他在资本主义的政论报刊上发表一些先是短小的文章，后来是长篇大论，攻击用高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的社会主义，这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
我推测，母亲的表兄不愿意再付钱，是因为我不好好上大学，而去为施普林格集团的颇有煽动性的报刊写文章。不管怎么样，按照他的那种狗屁自由派逻辑，他也有一定的道理。在鲁迪·杜茨克遇刺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施普林格集团。从此一直相当左倾。因为当时发生了许多事，我为一批可以说是进步的报刊写文章，所以我的稿费收入完全可以维持生活，即使并没有比最低赡养费多出三倍。这位利贝瑙先生反正从来就不是我的父亲。母亲只不过是把他推到前台罢了。听母亲讲，这位晚间节目编辑在七十年代末死于心脏病，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他大约和母亲的年龄差不多，刚过五十岁。
我还从母亲那里得知了几个男人的名字，她说，这几个也有可能会是我的生父。有一个下落不明的，名字叫约阿希姆或者约亨，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叫瓦尔特，据说是他毒死了那条叫哈拉斯的名犬。
不，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父亲，只有一些可以被替换的幻象。这三位现在对我很重要的主人公，运气都比我好。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上午，当母亲作为七千多人中的一个，和她的父母一起，从哥滕港的奥克斯霍夫特码头上船逃难的时候，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谁让她怀了孕。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船的那个人，有一个当商人的父亲，名叫赫尔曼·古斯特洛夫。那个成功地击沉了这条超载轮船的人，当年在敖德萨经常挨父亲马林涅斯科的揍，因为他小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据说叫“匪徒” 的偷窃团伙，挨揍也是一种可以亲身感受到的父爱。从伯尔尼去达沃斯、使得那条船能够以一个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大卫·法兰克福特，甚至有一个真正的犹太教经师做父亲。但是，我这个没有父亲的人，最终自己却当了父亲。
他当年抽的是什么烟？是那种人人皆知的圆圆的朱诺牌吗？还是淡味的东方牌？也可能，为了赶时髦，还用了金烟嘴？除了一张后来登在报纸上的之外，他没有留下任何抽烟的照片，那是在六十年代末，他当时即将结束公务员生涯，终于获准在瑞士短暂停留，照片上的他是一个叼着“格里姆斯登格” 牌香烟的老人。不管怎样，他和我一样，总是一刻不停地吧嗒吧嗒地抽，因此是坐在瑞士联邦火车的一节吸烟车厢里。
两人都是乘火车旅行。大卫·法兰克福特在从伯尔尼去达沃斯的半路上，这时候，威廉·古斯特洛夫正在为党组织出差。在这次外出中，他走访了许多国社党的国外地方支部，新建立了一些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简称BDM）的基地。他的旅行正好在一月底，所以，为了纪念夺取政权三周年，他在伯尔尼、苏黎世、格拉鲁斯、楚克等地，向当地的德国侨民和奥地利侨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在前一年，由于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强烈要求，他已经被他的雇主——气象台解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由于鼓动性的活动，瑞士内部总有一些抗议的声音，左翼报纸称他是“达沃斯的独裁者”，国民院议员布林格尔夫要求将他驱逐出境，但是在格劳宾登州甚至整个联邦，他都得到了足够多的政治家和官员的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支持。达沃斯疗养管理局定期将来此疗养的客人名单转给他，对于其中的德国人，在疗养期间，不仅仅是被邀请，而是被要求，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凡是没有请假的缺席，均记下姓名，报给德国的有关主管部门。
就在这个烟瘾很大的大学生从伯尔尼买了一张单程车票，而不是来回票，乘上了火车，而那个后来的烈士在为他的党四处活动的时候，海军二级下士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已经从商船队转到了黑海红旗舰队，在训练分队参加了一个导航培训班，并且被培养成为潜艇驾驶员。他是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同时也被证实在不值勤的时候是个酒鬼，这一缺点，他通过努力工作有所弥补，另外，在船上，他从来没有喝过酒。不久，马林涅斯科被任命为Sch-306-Pische潜艇的航海长。这艘不久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潜艇，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就在一次航行中触雷沉没，全体官兵阵亡，这时，马林涅斯科已经被调到另外一艘潜艇任职。
从伯尔尼出发，经苏黎世，又绕过几个湖泊。党员同志迪威尔格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医学院学生的旅行路线，没有因描述秀丽风景而多费笔墨。这个已经在校十三个学期的烟鬼，显然也很少关注扑面而来的、使视野变得狭窄的山川景致，充其量只是一些房屋、树木、山峦、积雪和穿过隧道时的明暗交替。
大卫·法兰克福特旅行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一边看报纸一边抽烟。在“新闻短讯”栏目里可以读到有关瑞士党部主席古斯特洛夫活动的消息。这些日报，其中有《新苏黎世报》和《巴塞尔民族报》，显示了当时的日期，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年应该作为柏林奥运年载入史册，年初，意大利法西斯尚未完全征服远方的阿比西尼亚王国，在西班牙就显露出战争的危险征兆。在德国，国家高速公路的建设突飞猛进，在朗富尔，母亲刚刚八岁半。两年前的夏天，她的弟弟康拉德，这个又聋又哑的头发鬈曲的男孩，在波罗的海游泳时溺水而亡。她很喜欢这个弟弟，所以，在他死了四十六年之后，我的儿子不得不以康拉德这个名字接受洗礼，但是大家一般都叫他康尼，他的女朋友罗希在信里不写Konny而写Conny。
根据迪威尔格的文章，瑞士党部主席在二月三日结束了在各州的富有成效的旅行，非常疲惫地回到家。法兰克福特知道他将于三日回到达沃斯。除了几份日报之外，他还定期看由古斯特洛夫主编的党报《德国侨民》，上面公布了一些约定的日期。一切有关他的袭击目标的事，大卫差不多都了如指掌。他贪婪地汲取关于此人的所有信息。他也知道，一年以前，古斯特洛夫夫妇用他们的积蓄，让人在什未林盖了一栋缸砖的房子，这是为计划中的重返德国预先作准备吗？还是两人衷心地希望得到一个儿子？
当医学院学生来到达沃斯的时候，刚下过雪。太阳照在雪上，疗养地就跟明信片上一模一样。他出门旅行没有带行李，却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他从《巴塞尔民族报》上撕下了一张古斯特洛夫穿制服的照片：这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目光坚定，面露倦容，脱发使得他的额头显得很高。
法兰克福特住在“雄狮旅店”。他不得不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星期二。每周的这一天，犹太人称作“Ki Tow”，被认为是幸运的日子，这是我在互联网上查找到的信息。在那个现在已经熟悉的主页上，在这一天纪念那位烈士。
阳光下，站在结了冰的雪上抽烟，每走一步都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星期一游览了市容。在疗养林荫道来回地走。坐在观众中间，不引人注意地看了一场冰球比赛。与来疗养的人随意交谈。嘴里呼出一团团白色的热气。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不多说一句话。不急不慌。一切都准备就绪。他用一把毫不费事就买到的左轮手枪，在伯尔尼附近的奥斯特明丁根射击场练习过，这都是经过许可的。尽管他体弱多病，他的手被证明是很稳的。
星期二，当地的一块能抗风雨的指路牌对他帮助很大，上面写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国社党”，疗养公园街从疗养林荫道岔出去，一直通到门牌是三号的那栋房子。这是一座平顶的楼房，外墙被涂成了浅蓝色，屋檐上挂着冰凌。在傍晚的昏暗光线下，立着几盏街灯。没有下雪。
外部的景观就是如此。其他的细节无足轻重。关于事情的经过，后来只能由凶手和死者的遗孀来陈述。房间里面的陈设，我是在一张照片上看见的，它是为刊登在那个提到过的主页上的一篇文章作插图的。照片显然是在事后拍摄的，因为在桌子和五斗橱上摆放着的三束鲜花，尤其是一盆盛开的盆花，为房间增添了祭奠的氛围。
在门铃响了之后，是黑德维希·古斯特洛夫开的门。她后来是这样陈述的：是一个小伙子，他面目和善，请求要和瑞士党部主席谈话。这时候，古斯特洛夫正在门厅里和图恩党部的党员同志哈伯曼博士通电话。在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法兰克福特声称，他凑巧听见了“犹太猪”这个词，而古斯特洛夫太太后来予以否认：她丈夫从来不知道这个词汇组合，尽管他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她把客人领进丈夫的办公室，请他就座等候。没有任何疑心。经常会有一些事先没有约定的请愿者来访，其中有一些是陷入困境的同志。
医学院学生坐在扶手椅上，穿着大衣，帽子放在膝盖上，他看见写字台上摆着一个木壳座钟，上方挂着冲锋队的荣誉短剑。在短剑的上面和两边，分散随意地挂着几张元首兼帝国总理的黑白和彩色照片，作为室内装饰。没有发现有两年前被谋杀的恩师格奥尔格·施特拉瑟的照片。旁边有一个帆船模型，可能是“格尔希·福克号”。
等候的客人没有抽烟，他还看见在写字台旁边的一个五斗橱上放着收音机，边上是元首的半身胸像，不是铸铜的，就是石膏的，但是上面的涂色更像是铸铜的。写字台上那些被拍进照片的插花，在事发之前，可能就是插在花瓶里的，这是古斯特洛夫太太为欢迎丈夫风尘仆仆旅行归来细心布置的，也是作为迟到的生日问候。
写字台上有一些小零碎和随意摆放在那里的文件：也许是各州地方党部送来的报告，肯定有和德国有关部门的通信，可能还有几封最近经常是通过邮局寄来的恐吓信，但是，古斯特洛夫谢绝了警方的保护。
他走进了办公室，太太没有跟着进来。好多年来，他已经远离肺结核，很健康，他腰板挺直，穿着便装朝客人走去。客人没有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而是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左轮手枪，坐着就开始射击。瞄准射出的子弹在瑞士党部主席的胸部、脖子、头部穿出了四个枪眼。中弹者在镶在镜框里的元首照片前栽倒在地，一声都没有吭。古斯特洛夫太太冲进办公室，首先看见的是还冲着射击方向的左轮手枪，然后才看见倒在地上的丈夫，她俯下身，看见所有的伤口都在往外流血。
大卫·法兰克福特，没有回程车票的旅行者，戴上帽子，离开了这次蓄谋已久的行动的现场，没有受到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其他被惊动的住户的阻拦，他在雪地里迷失了方向，摔倒了好几次，脑子里记着报警电话号码，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供认自己是凶手，最后终于找到了最近的一个派出所，向州警察局投案自首。
下面的这句话，他先是在值班警察作口供记录时说的，后来又在法庭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一遍：“我开了枪，就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对自己的行动完全是清楚的，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
此后有许多印刷出版的东西。沃尔夫冈·迪威尔格称之为“卑鄙的谋杀”，而在小说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笔下则成为“大卫对歌利亚的搏斗”。这种完全相反的评价，一直持续到数字化联网的今天。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包括整个审判在内，很快就把凶手和死者甩在了后面，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圣经》里的英雄想要以理由简单的行动来呼吁他的痛苦的民族进行反抗，与他相对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烈士。两个人都应该作为伟人被载入史册。然而，凶手很快就被遗忘了，就连母亲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次谋杀和凶手的名字，在她还是孩子，被叫作图拉的时候，她只听说过一条轮船的童话般的故事，这条船是白色的，闪闪发光，满载着欢乐的人们，为一个被称为“力量来自欢乐”的协会做长途和短途的海上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