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报战

当年我是直达线，直接跟戴笠联络的。我的职务是装甲兵司令部驻上海代表，我的工作使命是负责把我们在印度、缅甸的所有的装甲兵部队及车辆收容在上海，并负责把所有车辆大翻修，整理好后，把所有人员和车辆按司令部的命令再拨交给别的单位。

我在潼关的时候，沿着陇海铁路都是洪帮的弟兄，那时候我是负责把汤恩伯战地的情报送到西安交给胡宗南将军，再由西安转发给重庆。我用了两条线，一条是陇海铁路沿线的洪帮弟兄，所以今天人家还叫我二哥。我虽然不在帮，但是中国人都喜欢有个尊称，起先他们叫我大哥，我说叫大哥不行，咱们上面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们说就称二哥好了，况且二哥在北方是尊称，所以他们叫我二哥。一直到现在，慢慢地有人叫我二哥，也有人叫我二爷了。另一条线是天主教，因为那边没有基督教教堂，只有天主教教堂，所以我到天主教教堂做礼拜。我和当地的神父修女非常熟，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情报员，外国人在中国没有一个不是情报员的，他们得到任何消息就往本国传，我也利用他们自河南那边传过来的情报送到西安去。

装甲兵从大陆撤退时，装甲兵司令部、教育机构及后勤机构先撤退，只留下七个营作战。我是自动留在那里的，什么地方热闹我就留在什么地方。我跟战斗部队讲，你们管地面作战，我帮你们管后勤。因为步兵的指挥单位不大了解装甲兵需要什么，不论是通信的供应、战车的炮弹及油料、战车皮带的保养、引擎的保养、无线电的保养，我在汤总部能够做一些建议，总还是照顾得到他们，否则他们就变成“没奶的孩子”了。

我到了上海后，司令就问我：“我们到台湾去，你在此地要留什么人呢？”我说：“现在刚好参二处长、副处长都要换人，是不是我来找两个人？”结果我找了两个上海的地头蛇，一个姓许，一个姓张，其中一个是戴雨农的老部下，还有一个是上海绥靖团从前的团员，绥靖团的团员都是家里面百万富翁人家，就这两个人帮我很大的忙。我们的住处都不一定，今天睡这里，明天睡别处，因为那个时候不晓得谁是共党间谍、谁是卧底，随时人就会不见了。有时候是我们的人被暗杀，有的时候我们怀疑谁，证据不够就直接干掉了。

另外一个共党间谍也是我抓到的。幸亏抓到他，否则我连脑袋都没有了。他是战车第一团里一个战车排的排长，名字也取得怪，姓黑，叫黑旋风。这个排长很标准，好得不得了，真是一个好干部。那时候一个战车排是五辆战车，每一辆战车上有一门炮、三挺机枪，一挺是与炮平行的、一挺是在驾驶手的旁边，副驾驶前面也有前枪，另外还有半英寸的小快炮，高射机枪，也可以平射的。换句话说，一个排有五门炮及十五挺机枪。

淞沪作战时，他跟部队说：“汤总部被共匪占领了，我们现在要去救他们。”说完就带着部队预备往里冲，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兵上去把他抱住。这两个兵也是很精壮的，黑旋风身体又好，有武功底子，一般人还抱不住他。这两个兵是我派在他身边的，打从徐州驻防开始，我就一直盯着他，已经监视他三年了。因为他一直没有行动，我也只是怀疑他，没有直接的证据，一直到他要打汤恩伯总部时才把他抓住。

黑旋风在被枪毙之前问我：“副司令，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党间谍，你讲给我听再枪毙我，我死也瞑目。”我说：“我看你实在是一个标准的干部，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干部，可是你好到一个不近情理的程度，所以我开始怀疑。我派了两个兵，给他们一个任务，假如他们看到有共党间谍的状况，先把他抓住，抓住以后，一个留在现场，另一个找最近的电话，直接向我报告。我盯了你三年，没有想到你这么沉得住气。在徐州我们打过多少次仗，你都没动，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怀疑你是共党间谍。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好的一个排长，我牺牲你我心里头痛得很，我实在也帮不了你的忙，我要能帮你的忙，你现在悔过，我都还愿意接受你。”他眼泪流了下来，他说：“我知道团长（我当时是副司令，但是曾经当过他的团长）对我很好。”我说：“是，我恨不得把我一身的本领传给你，你真的是太好啦，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不是从二等兵升起来的大老粗啊。但是我真是伤心，你会如此执迷不悟。”

还有一个中共是上海的先锋总队司令员，名字我忘记了，他穿着便衣到上海来视察，也是我破的案，上级赏了我二十箱银元。因为我的间谍网相当深，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我马上就派人去盯梢，发现有行动就抓，用得都是当地的地头蛇，也是帮会的人。我跟他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的作风与他们也很接近，讲义气、很豪爽，随时三刀六眼都可以。他们也很喜欢我，喝酒就喝酒，绝不含糊，不过赌与嫖这两件事情我是不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