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路即心路——梁启超的手札与题跋

1926年秋，梁启超拖着沉重的身体，饶有兴趣地在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做了一次书法演讲。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

梁启超谙熟国学，对西方文化也不陌生。在这次演讲中，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临帖实践，阐明了书法现代美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现代书法研究的一次超越。

学生周传儒记下了梁启超的演讲，同年，以“书法指导”为题，刊于《清华周刊》第392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102卷。这是现当代书法史的重要文献，它证明，当时，有世界眼光和天下情怀的学人，是关注书法命运的。

对梁启超手札的研读，不能脱离他自制的笺纸，也就是梁启超用来写手札的载体。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的梁启超，不放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细节。笺纸，是中国文人喜闻乐见的文玩，也是工具。写在上面的文字，既有实用功能，也有审美意义。有趣的是，单单收藏一张笺纸也是风雅之事，如能得到文人的手札，则是值得骄傲的收获了。一张笺纸，牵动着中国文人细腻的内心。

梁启超自制了许多种笺纸，他集汉碑、魏碑字体印于笺纸一端，“饮冰室用笺”“启超封事”“集张博敦碑”，诠释着梁启超的文化趣味。他奇崛的字，书卷气浓郁的字，或楷或草的字写在上面，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酸甜苦辣，写出了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学者、文人的广度和深度。与江庸“比缘事滞”札就是写在“任公封事”的信笺上，也是梁启超手札的代表作。这通手札写于梁启超任北洋政府法务总长时，受札人是法务次长江庸。手札结构赓续魏晋，起笔叙事，受信人写在手札后端。文言文辞，合辙传统手札韵律。谈公务，交代部署工作，梁启超政治家生涯的点点滴滴可窥一斑。

比缘事滞，晚车乃归，又劳公延竚矣。部中来缄呈阅，兹事想已知之。应派何人，已拟定否？自当以派参事最宜。惟徐既南下，王又告假，余则新到，究竟参事中有可派者否？若无之，则派何人？能查前此与该法案有关系之人否？望以今夕拟定，明晨告彼，俾得早为预备。弟恐须（未定）至总统府，或不能早到部也。又八议员事谒总理后结果如何？请顺见告。翊云我兄启超。

梁启超“余事做书家”。众所周知，梁启超是现代中国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梁启超与他的业师康有为成为改变社会进程的中坚力量，轰轰烈烈的改良，最终以悲剧结尾。但是，19世纪末的那一场变革，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事与愿违，康梁失败了，他们远走他乡，依旧鼓吹变革。他们希望的改良化为泡影，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们目睹了一个王朝的灭亡。

手札是一个人修养、质量的体现，是一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达。梁启超的书法，是文人书法，是学者书法，也是士大夫书法。对于书法的学习，梁启超一刻也没有懈怠。1890年，18岁的梁启超来到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他接受康有为的教导，在孜孜以求经世之学的空隙，向康有为讨教书法问题。1910年，梁启超所写的《双涛阁日记》，记载了他羁居日本时读书、写作和临写碑帖的情况。细腻的广东新会人，似乎格外看重自己的砚边生涯，他仔仔细细地记下了每一天的写字过程，临写什么碑帖，临写了多少，感觉是什么，一一记录。他对《张猛龙碑》喜爱有加，临写了数十遍。1911年9月，他看到自己一份满意的临本，在尾端写了一段题跋：

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显然，与江庸“比缘事滞”札的书法，碑意明显。康有为抑帖扬碑，对梁启超会有影响。因此，他对北魏碑刻、摩崖、墓志用功尤勤。与江庸“比缘事滞”札，用笔凝重，转折、映带，因果关系明确。宽博的结字，上下、左右的和谐与流畅，清晰感觉到梁启超与传统手札的血脉关系，以及驾驭手札书写的高超能力。

1918年，曾在中华民国政府担任要职的梁启超告别政坛，回到书斋，开始了他最后的人生十年，也是颇有文化光彩的十年。这十年，书法一直是他的最爱。200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旧藏碑帖精选》，这是彰显梁启超作为金石学家风采的当代出版，其中有《祀三公山碑》。我喜爱这块汉碑，2016年11月，还专程前往河北，登封龙山，到卧佛寺一睹《祀三公山碑》真容。只是寂寥、孤独躺在一间破败小瓦房里的《祀三公山碑》，由素布遮盖，如同可有可无的对象。我在一旁看着，心酸落泪。然而，1925年的梁启超，面对《祀三公山碑》拓片，思接千载，工工整整地写了一段话：

观此碑则知吴之“天发神谶”并非创格，盖以隶执作篆合当如此也。因思琅琊、泰山刻石是否毛颖所书，尚属疑问。而李少温一派俗所称“铁线篆”者。昔人或谓须烧秃笔锋作之，即未必尔，然固伤矫揉矣。乙丑立春后三日梁启超跋。

由北魏而来的楷体字，字字精彩。厚重，也见飞扬，细微处，感雷霆万钧之势，没有激越的视觉冲击力，却笔笔含情，字字有声。而文辞涉及碑学“秘籍”，亦发人深省。

手札与题跋，是梁启超书法生涯的重要环节。文人学者，于手札、题跋中所表达和阐扬的各种观点，是需要关心的，其中率性而为的赞扬、恼怒，信口开河的臧否、激动，只要细致思忖，就会发现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真情弥漫，空气透明。梁启超的拓本题跋，当然不仅仅如此，还有理性精神，还有美学判断，还有指谬勘误。在《北魏鞠彦云墓志》的拓本上，他写道：

龙门造像多出寻常百姓手，非书家之出，谓其别有风味，取备一格则可，谓必如此然后高古，非笃论矣。此志亦然，如山肴野蔌，虽亦悦口，终不足比思伯、猛龙之鼎烹也。

梁启超因肾病开始接受治疗。1923年4月至6月间，梁启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每天清晨，梁启超会亲自推开轩窗，让山气徐徐飘入。饮茶、用餐之后，他就在案头翻开一本喜爱的碑帖，一笔笔地临写。他的字写得足够好了，他还要临帖，后来我有了结论，中国文人不间断地临帖，以一生的时间临帖，是有宗教情怀的。正如同他于1925年，在《张寿残碑》题跋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

笔路即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