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海瑞诗》
一封朝奏盼君明，直谏君王除弊行。
圣主闻呈龙怒起，传书欲斩意惩黥。
属言抬榇忘生死，立志除奸保令名。
知汝刚正如比干，叹吾难作纣之形。
水深潭映月含情，霜重林惊松秉贞。
一意无私为众苦，全心有念替民争。
小人心惧权臣恶，君子身廉正气宏。
清廉身后无儿女，德厚生前有令声。
万众披麻哀大吏，千秋颂德念贤卿。
后记
自古以直而为官者，谓唐魏征，身份最为显赫，魏征是个千古有名的诤臣，正直敢言，不畏强权，对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起到了强大的作用。用贤才则朝堂兴，魏征遇到了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有效发挥了他的才能，虽然太宗为魏征的正直，敢言恼怒不已，但有长孙皇后这样的贤内助辅佐太宗，终是给魏政撑了腰，不畏权威，冒死直言犯谏。再者，唐太宗可谓是善于用人，魏征是个真诚、为国家好的人，有道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太宗更加的器重于他。在魏征死后太宗痛哭流涕，说“朕失一诤臣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之所以有魏征这样的诤臣，太宗所做不利于国家的事，都能被及时的纠正。
而在反观包拯，同样是宋仁宗时期一个正直大臣，他也是一个不畏强权，正直敢言，铁面无私，心向社稷百姓的人。从他能狠心将自己犯罪的侄子问斩，便可以看出法无私情，他是一个遵法依法的人，世人因此来说他不近乎人情，依我看，他之所以如此的刚正不阿，那是因为他自小见证的自己的亲人被县官冤死，因此便生出了正义感，想着身体立行，遵从法律，改变贪污的局面，而他能从众官员中够脱颖而出，做到宋朝的大理寺卿，也是因为仁宗是一个明君。
而在观明朝海瑞，他也是一个正直敢言，不畏强权，心怀正义，坚守原则的人。可他的一生却连连受挫，那是因为他不懂得为人圆滑之道。为官清廉，触碰到了他人的利益，再者没有遇见唐太宗，宋仁宗这样的明君，从他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朋友，大胆的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揭发官场的弊端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提出改革意见，希望统治者能够采纳，然而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竟把《治安疏》扔在地上，还想找出其中指使之人，连同获罪。明世宗终是不愿做纣王，将海瑞处死，成其比干良臣之名，只好将其打入大牢。
明世宗这个人心慕道术，又玩弄政治手段，把持朝政，使严嵩和徐阶两党分明，互相权衡对抗。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是由大众才评价的。徐阶当政维护了大众百姓的利益，因为做事了（顾忌自己的利益即贪的同时也维护了大众百姓的利益），而严嵩顾忌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却没有对大众做太多好事，而评价他俩的是大众百姓，所以我们当然认为徐阶好而严嵩奸人。徐阶做事有点清流也是内心利益趋使让自己贪的同时还能千古流芳，这一点还是徐阶更高一筹。
嘉靖皇帝可谓是一个拥有极深的城府、大手腕的君主了，数十年不上朝堂，却能把持朝臣，社会没出现大的紊乱，这是他的厉害之处。但不管怎么说，自明朝武宗朱厚照，荒废国政以来，明朝便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世宗还不思进取，贪恋道术，玩弄心机。虽然嘉靖皇帝死后，由张居正持政，实行一条鞭法，但未能广泛施行，民生疲劳困苦，君主又好疑，张居正虽总览朝政，但终未能使国家中兴，直到清朝统治者入关，才缓缓实行。明朝的臣子多半都是权臣，不是宦官把持朝政，像汪直，刘瑾，魏忠贤就出现社会动荡的局面，再者便是严嵩，徐阶，张居正这些心机极深的朝臣，不过我这话说的也有些问题，人家没有强的政治手段，又怎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呢？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杀害臣下，为太子扫清异党，故明朝臣子多半都相当韬光养晦，隐忍待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益熏心之徒。
海瑞的出现真是一股清流，正如老子所说，福之祸之所倚，祸之福之所伏，海瑞因上疏，直谏而获罪，但也因此而脱颖而出，锋芒毕露，成为当时明朝的一股清流，他出狱之后便开始升迁，到地方为官，革除弊端，爱护民众，使贪官污吏皆为震惧，而争相诽谤，由此可知，人即不能过直，太刚强，又不能昧着良心，鱼肉百姓，无所作为，中庸之道，可谓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呀。
作为封建统治来说，海瑞为官可用，但是不能重用，其可用之处在于革除弊端，引导民众，凝聚民心，对抗腐败之政，干史的作风，有利于实行新法。其不可用之处，封建统治之下，大多都是权势，海瑞为人太过刚强，秉性正直，以清廉自守，仿佛时刻和那些权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岂能为那些人所容，再者他太干净，所以没钱交际，他一辈子也不能入阁，进不了权力中枢。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势力。但凡进入内阁的，家底肯定不差。他也只能用来地方治世，发扬善政，而不能用作权臣。如果这样的人才，出现在当世，必是人民的父母官，受万人之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