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评估结果及差异来源

在本节，我们首先给出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的评估结果；然后探究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来源，并将来源区分为国内增加值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

（一）产业技术复杂度

在运用式2-2计算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时，主要的变量是国内增加值率和产业技术复杂度。对于国内增加值率的研究，罗长远和张军（2014）已经使用TiVA数据库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章不再专门分析。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计算得出的产业技术复杂度（见表2-2）。

由于在构建产业技术复杂度时，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产业技术复杂度指标的取值区间是0—1。计算结果表明，金融业的技术复杂度最高，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业比较优势较为突出，该产业的指标自然就高。另外，其他服务业也普遍拥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农林牧渔业的技术复杂度最低，这和我们的直觉相符，落后国家一般最先发展这些产业。采掘业拥有仅次于金融业的技术复杂度，这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但实际上，许多资源丰富的小国通过发展采掘业出口资源品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如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制造业中技术复杂度最低的是纺织、皮革和鞋类产业；技术复杂度较高的是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它们属于制造业中的高端产业。建筑业的技术复杂度并不高。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分工背景下，如果不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则一国可以通过出口三类产业获得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1）发展采掘业；（2）发展制造业中的高端产业如机械和交通设备；（3）发展服务业中的金融业。由于金融业的技术复杂度最高，拥有较强金融业的发达国家国际地位最高。发展采掘业和高端制造业国家的分工地位则不相上下。

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依靠加工贸易发展起强大的制造业，由于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往往较低，则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一定高。中国的情形与此类似，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如何呢？下面对此进行评估。

表2-2 产业技术复杂度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的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表明，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排名分别是30位、41位、54位、49位、54位。由于排名越高表示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越低，很显然，1995—2005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排名越来越靠后，从中等位置退化到最为落后的地位行列；此后到2009年中国的地位一直比较落后，仅高于柬埔寨和越南。这表明，1995年后，虽然中国的出口总额一直快速增长，在世界中名列前茅，但是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却是一直在下降，2009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位置。

表2-3 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

由于经济体数目较多，表2-3仅列出了28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从中可以看出：（1）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南非、巴西等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也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3）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都明显高于中国，仅有一个例外，初始年份1995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高于印度。（4）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除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地位较高外，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中国、越南等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均属于较低的行列。

罗长远和张军（2014）认为DVAR和人均GDP并不存在某种单调的关系，那么，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呢？我们在此进行初步的分析，以便说明本章构建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相比DVAR的合理性。为消除相互影响的关系，图2-1给出了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人均GDP及相应滞后期国际分工地位的散点图，从图2-1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国际分工地位指数也相应提高。整体而言，二者表现出单调递增的关系。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留待后续研究^[10]。

图2-1 人均GDP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散点图

（三）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来源

和Rodrik（2006）测得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过高相比，本章似乎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即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过低^[11]。为此，具有说服力的做法是探究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过低的根源。根据我们对国际分工地位指标的构建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框架的理论分析，在特定年份，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国内增加值率的差异和出口各产业比重的差异。我们将这两个差异来源分别命名为国内增加值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下面通过式2-10将这两个效应分解出来：

其中，GVCP_china和GVCP_other分别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r是各产业出口占比。第一项是国内增加值效应，第二项是出口结构效应。根据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的思想，此时存在两种分解方法，和已有文献类似，我们取二者的平均值。

在计算出两种效应后，根据这两种效应占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比重可以计算出二者的贡献度。下面以代表性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为例进行国别差异分析。其中，美国、日本、德国属于发达国家中的代表性经济体，印度和巴西则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

1.中国和美国的差异

1995—2009年，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均低于美国，且落后程度逐步增大，落后程度从1995年的0.138扩大到2009年的0.184。分解结果表明，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出口结构效应，但是国内增加值效应的贡献度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相比，还需要较多调整和优化，需要提升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美国的金融服务业远远领先于中国。同时，中国出口产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和美国的差距逐步拉大，越来越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事实上，根据TiVA数据库的计算结果，1995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低于美国仅3.51个百分点，而2009年落后程度扩大到21.34个百分点。

2.中国和日本的差异

和中美分工地位差异不同的是，整体而言，1995—2009年，中国和日本国际分工地位差异有所缩小。1995—2000年，这种分工差异主要源于出口结构效应，即中国出口结构相比日本而言还不够高端。但是，2005—2009年，国内增加值效应变得日益重要，与出口结构效应不相上下，甚至在2005年超过出口结构效应的贡献度。这说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不断地追赶日本，随着时间的推进有所优化。但是，和美国类似，中国和日本国内增加值率的差异在不断扩大。

3.中国和德国的差异

1995—2009年，中国和德国国际分工地位差异并没有明显被拉大，甚至在2000年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中国和德国国际分工地位差异一直比较稳定。中国和德国国际分工地位差异主要来源于出口结构效应，国内增加值效应的贡献度较低。甚至在1995年和2000年，国内增加值效应促成了中国向上追赶德国国际分工地位。国内增加值率的计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1995年和2000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分别高于德国6.82和5.59个百分点。而在2005年以后，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均低于德国。

4.中国和印度的差异

1995年，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略微高于印度，但是2000—2009年，中国分工地位一直低于印度，而且有被印度拉大的趋势。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口结构效应。中国和印度出口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21世纪以来，印度的服务业发展迅猛，一直依赖服务业出口，而中国的制造业更为强大。1995年中国和印度服务业出口占自身总出口的比重分别是13.29%和18.48%，差距并不明显；但是到2009年，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已经提升到37.14%，而中国服务业出口比重却下降到9.41%。根据前面对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计算，从国际分工地位的角度来讲，发展服务业更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这也是印度国际分工地位高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5.中国和巴西的差异

1995—2009年，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持续低于巴西。相比1995年，2000年中国相比巴西落后程度有所缩小。但是2005年又有所拉大，并于2008年和2009年保持稳定。1995年和2000年，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出口结构效应，但是2005—2009年主要来源于国内增加值效应。一方面，巴西采掘业出口占比较高，1995年巴西和中国采掘业出口占比分别是7.71%和1.99%；2009年巴西采掘业出口占比上升到11.44%，中国采掘业出口占比却下降到0.60%。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国内增加值率较低，而巴西由于出口较多原材料拥有较高国内增加值率，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国内增加值率差异逐步拉大，造成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低于巴西。1995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仅落后巴西2.17个百分点，而2009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较巴西低达23.6个百分点。

6.小结

中国和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等国相比，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其中，1995—2009年，中国和美国、印度、巴西的分工地位差异有所扩大；中国和德国的分工地位差异比较稳定；中国和日本的分工地位差异则有所缩小。国际分工地位差异主要源于出口结构效应，但是国内增加值效应的贡献度在增加。而且同样是出口结构效应，中国和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国相比主要是服务业出口占比较低；和巴西相比主要是采掘业出口占比较低。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不高，且在不断降低，从1995年的88.13%降低到2009年的67.37%；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越来越多，制造业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比较低。

在分析了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与代表性国家差异的来源后，为追赶国际分工地位较高的国家，中国的政策应该有利于推动出口结构和国内增加值率的改善。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1995—2009年，中国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是如何演进的？是否有所提升？出口结构和国内增加值率是否推动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下面，我们主要分析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演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