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论语·里仁》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叶适以为曾子答应得太快，不假思索而遽应曰“唯”，并且不详问而竟以“忠恕”解“一贯”，实属武断，且谓此说未经孔子是正，未可便以为准云（见《习学记言序目》第十三卷）。曾子之太直，诚如适言。至谓以“忠恕”解“一贯”，未经孔子是正，便谓未可为准，则未免固执矣。案孔子之道，乃人生哲学，其立脚点总不出人我间之范围，不言超现实，不驰骛未来。若以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之义言之，则正是人、我间之立脚要点。曾子以“忠恕”二字解“一贯”，当时虽未经孔子是正，但以孔子平日之言论钩稽而综核之，则亦不中不远。如《学而》章之论君子则曰“主忠信”；子张问崇德辨惑，亦曰“主忠信”。“主”字何等坚决而肯定。此外如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问政，则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可见孔子关于立身行己方面对于“忠”字之重视可知矣。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问题之广大可谓至矣，而孔子则毫不迟疑的应之曰：“其恕乎”。则“恕”字关于待人接物之重要可知矣。立身行己以“忠”，待人接物以“恕”，正是人生哲学一贯之大旨。故谓曾子为鲁也则可，谓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未可便以为准，则太执矣。叶适之《习学记言序目》其《论语》一卷尝三论此事，对于曾子下正面攻击，毫不客气。一则曰曾子易听而不知问，再则曰若谓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谓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三则曰一贯之旨，因曾子而大迷。其不客气也如此。

叶适之论《春秋》，丑诋《公》《》，曰“浮妄”，曰“害义”，曰“以浅传浅”，曰“书之蠹”，曰“空张虚义”，曰“悖谬”，曰“《左氏》未出之先，学者唯《公》《》是听，《春秋》盖芜塞矣”等种种谰言，然而未有一语能搔着《公》《》痒处，谩骂而已。最无谓者，彼因《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崇尚公羊及董子，遂诋史迁为粗浅妄臆。又因《孟子》有“春秋，天子之事也”一语，虽不敢丑诋，而亦加以非难，谓《春秋》乃鲁史，孔子只修而正之，不得称为天子之事。又曰“后世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底丽者，小则以《公》《》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云。诬经之罪，竟推在孟子身上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见《习学记言序目》卷九及卷二十）。假令叶氏肯细读“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语，当不至于误以《春秋》为鲁国史矣。即细思《春秋》若是一国之史书何以得称为“经”，则亦不至于误以《春秋》为鲁史矣。语曰：“学而不思则罔”，叶适有焉。虽然，《春秋》张三世之微言大义，附鲁史以见志，不解斯旨者亦众矣，岂唯叶适？

最奇者叶适竟不解口说传经之理由，谓“自经术讲于师传而训故之说行”，“口授指画，以浅传浅，而《春秋》必欲因事明义，故其浮妄尤甚，害义实大”，“然则所谓口说相传者乃是书之蠹也。至汉为学官，后世相师，空张虚义……哀哉”！案上古印刷之术未明，传抄匪易，欲尽将古籍一一摹刻一部而置诸座右，为事实之必不可能，况图籍只存于内府，自非太史，更无得见之机会，遑论传抄。试问在此种时代背景之下，舍口说相授而外，更有何法？其后复经秦火之劫，典文残落，赖宿儒未泯，犹得相传。汉之置学官，立博士，正乃断绝续灭之伟功，究何负于天下？以此相罪，不亦难乎？至使二千年后叶正则先生之所以得所根据，哓哓然论列是非者，赖有此耳，抑何其不思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