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除了在1924年作为筹备员和交换教授参与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之外，关于周鲠生的大部分主流传记还认为，他也曾于1926年参与国立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但传记作者们对周鲠生在具体何时参与筹备的观点不统一，分别认为他于1926年夏天和1926年2月参与筹备。[112]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查找到周鲠生1926年参与国立中山大学筹备的第一手史料。尽管如此，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推测，周鲠生于1926年夏秋之际前往广州参与北伐及筹备中山大学的可能性较大，但未位列筹备委员会 委员。[113]

周鲠生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者，为国立广东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奠定了基础，为国立广东大学延聘师资、筹措经费出谋划策，贡献良多。特别提及的是，周鲠生是国立广东大学法科的主要筹备者，在协助完善广东大学法科的学制与课程，将最先进之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引入，并促成法科的图书储备的极大丰富等方面贡献甚伟。他曾是北京大学派驻国立广东大学的交换教授，为追随孙中山和实现教育理想而来，虽然其理想并未能最终一一实现，但他作为中山大学早期的筹备者、初创者、奠基者之一，为中山大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存史册，并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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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作者为周鲠生长女。

[2]. 参见《教职员履历》《周鲠生志愿参加国大代表竞选谨附履历表》，载《周鲠生校长档案资料选编》第14、46页，武汉大学档案馆藏；John Benjamin Powell，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5th edn，（Shanghai：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p. 57. 另一说周鲠生为爱丁堡大学博士，参见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周镜：《忆岳父周鲠生》，载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21页。

[3]. 参见江平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页。

[4]. 参见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节录）》，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9页。

[5]. 参见高鹏：《周鲠生：“中国国际法之父”》，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2期，第61页。

[6]. 参见刘中猛：《国际法之父周鲠生先生述略》，载《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第71页。

[7]. 参见李谋盛：《周鲠生教授传略》，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6期，第51页。具体描述为：“将我国领海宽度定为十二海里的决定，也是毛主席邀请鲠生先生到北戴河商量后才作出的”。

[8]. 参见载王铁崖、周忠海编：《周鲠生国际法论文选》，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序”第1页，此序由王铁崖撰写。王铁崖（1913—2003），中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王铁崖先生是周鲠生的及门弟子。

[9]. 万鄂湘：《在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2期，第9页。

[10]. 参见周镜：《忆岳父周鲠生》，载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24页。原文为：“邵司长说，可惜周鲠老写的许多书面材料和档案已毁于‘文革’期间，无从查找。”文中“邵司长”为原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邵天任。

[11]. 目前对周鲠生略详细的传记散见于部分人物传记合集、学术期刊中，主要有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61页；虞崇胜：《周鲠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人物传记》（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123页；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八册），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118页；韩德培：《周鲠生先生生平、贡献和设置纪念周鲠生法学奖学金的重要意义——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大会上的讲话》，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1期，第3~6页；李谋盛：《周鲠生教授传略》，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6期，第49~52页；徐正榜、张琦：《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载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第1~11页；刘以刚：《周鲠生小传》，载《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0年第1期，第16~18页；周镜：《忆岳父周鲠生》，载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嘉》编辑部编：《珞嘉岁月》（2003年），第21~24页；袁南生：《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258页；龚雅丽：《周鲠生》，载李育民主编：《湖南近现代外交人物传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8~554页；刘猛：《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记政治学家周鲠生》（上）/（下），载《传记文学》2018年第2/3期，第111~118页/125~132页；等等。

[12]. 例如，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155页：“1926年，他放弃北大教职，赴广州，随北伐军至武汉，后转南京” “是广东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刘猛：《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记政治学家周鲠生》（上），载《传记文学》2018年第2期，第114页：“1924年7月间，应中山大学邹鲁之聘，他和王世杰、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一起，从北京前往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筹备会”；虞崇胜：《周鲠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人物传记》（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页：“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国立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八册），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5页：“十五年夏，辞去北大教职，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并奉委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等等。

[13]. 参见周鲠生著、周莉勘校：《国际法大纲》，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勘校者序》第1页。

[14]. 参见顾明远总主编：《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69页：“1926年弃职南下广州，参加民国革命，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的工作”；龚雅丽：《周鲠生》，载李育民主编：《湖南近现代外交人物传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9页：“1926年初，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袁南生：《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1926年初，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78页：“（19）15年初，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

[1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16].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434页。

[17].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261页。

[18]. 该35位筹备员包括：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马君武、孙科、许崇清、蒋梦麟、李守常（李大钊）、石瑛、胡适、王星拱、王世杰、周览（周鲠生）、皮宗石、郭秉文、吴敬恒（吴稚辉）、李石曾、易寅村（易培基）、杨庶堪、陈树人、熊希龄、范源濂、顾孟余、任鸿隽、杨铨（杨杏佛）、陈耀祖、邓植仪、胡敦复、黄昌谷、关恩助、程天固、徐甘棠、梁龙、何春帆；参见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另，在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中，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员名单未包括周鲠生、王世杰、皮宗石、王星拱、石瑛五人，但从邹鲁《回顾录》《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中邹鲁对孙中山的呈报可知，该五位先生为特别聘请的筹备员。

[19]. 关于各筹备委员时任职务，参见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0]. 参见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1]. 1924年6—11月，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参见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1924年7月，病中的胡适先生应丁文江夫妇邀请到北戴河处住一个月，参见朱洪：《胡适大传》（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2页；蒋梦麟先生7月24日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校长布告，推测其此时应在北大，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7月26日，第1版。虽然该等先生未能亲临国立广东大学参与筹备，但其可能通过往来信函方式签注修改意见，随时参与讨论。

[22]. 其他省外筹备员或未到广州参与筹备大会，或不是筹备大会上各项规章制度的主要订立人员，例如，李石曾传记显示，李石曾曾赴广州参与会议后即返北京（参见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但其没有位列任何特科委员名单，即没有参与设计各科系的学制与课程；邹鲁呈报孙中山之文等文件亦未言及其曾参与订立各项规章。推测其不是参与筹备工作的主要筹备人员。

[23]. 参见《王世杰日记》1974年11月13日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扫描版。

[24].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8页。

[25]. 《广大筹备处临时大会报告书》一文有云：“广大筹备处临时报告书云，本处自本年三月三日起，至昨日止，共计会议廿九次，除中间有二次因筹备员出席者甚少，未曾开议外，实行会议廿七次，议决案共八十八起，查本处第六次会议议决案，开将各次会议议决之事项，作为第一读会议决案，志各筹备员，签注修改，随时附加讨论。并于暑假期中，约集各处筹备员来粤，开一大会，将历次筹备会议，议决各事项，再行复议决定。至大会时期，须征求各筹备员意见，然后决定等语，兹将各议决案，汇订成册，其有案关重要，必须复加讨论者，得依次编列仪式日程，统希逐一议决云云。”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7日，第7版。

[26].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第一次至二十七次会议记录》，“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4，广东省档案馆藏。

[27]. 例如，校长邹鲁、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广州市市长孙科、广东农业专门学校教授邓植仪、广东省教育厅秘书何春帆、广东国立高等师范教授许崇清和徐甘棠、籍贯为广东梅县的北京法政大学校长梁龙，等等。

[28]. 广东省档案馆所藏“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中，有一封由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签发，题为《函知自七月十五起开筹备大会属时务希贲临》（又题为《笺函致省外筹备员马君武先生等》，1924年5月27日签发）的信函，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即，第一阶段的筹备会议主要由“驻粤筹备员”参加；各“省外筹备员”仅参与第二阶段的筹备大会，对其参与第一阶段的筹备会议不做要求。该信函云：“敬启者：本处筹备事宜由驻粤各筹备员迭次开会讨论，逐渐就绪，兹订自七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廿五日止，约集全体筹备员开筹备大会，议决一是属时务，希台端机冗贲临，并希收起程日期现行示知，以便汇寄旅费为存，此致。〇〇先生台鉴。”收件人为马君武、蒋梦麟、李守常、胡适、郭秉文、吴稚辉、李石曾、易寅村、汪精卫、熊希龄、范源濂、顾孟余、任鸿隽、杨杏佛、胡敦复等16位“省外筹备员”。虽未包括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皮宗石、石瑛等五位特聘筹备员，但其五人长驻北京，亦属于“省外筹备员”，仅参与第二阶段的筹备大会。参见《关于筹备建校的文书》，“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3。

[29]. 实际召开时间为7月15至27日，参见邓植仪：《本校成立之经过情形记略》，载《国立广东大学半周刊》1924年9月11日，第2期，第2~3版。

[30]. 《广大筹备大会记（一）：各省筹备员均到》，载《申报》1924年7月23日，第10版。

[31]. 《广大筹备会之忙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第7版。

[32]. 《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组织”第1页，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馆藏。

[33].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规程》，载《太平洋》1924年第8号，附录第1~10页。

[34]. 例如，校务会议的职能等，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组织大纲》第34~40条，载国立中山大学教务处编：《国立中山大学一九三二年概览》（1933年），第39~40页。

[35].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5号，1924年9月10日，第38页。

[36].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5号，1924年9月10日，第37页。

[37]. 参见《第二次校务会议纪事录（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载《国立广东大学一九二四年度校务会议纪事录》，第5页，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馆藏。

[38]. 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4月23日，第1版。周鲠生与王世杰于1924年4月的六系（物理学、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政治学、法律学）系主任改选中分别当选政治学系、法律学系之系主任。

[39]. 参见《校长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6日，第1版。王星拱当选1923—1924年度评议会委员。

[40].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9页。

[41]. 关于交换教授，详见本章第三部分。

[42]. 陈哲三：《邹鲁研究初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43]. 评议会是北京大学的立法机构，由各系教授组成，权力极大。《晨报》曾有评论：“北京大学虽为校长制，但一切设施，实由评议会主持，故该评议会力量极大。每届改选，各教授靡不极力竞争。”参见《晨报》1926年11月26日，第6版。周鲠生于1924年、1925年、1926年连续三年当选评议会委员，王世杰于1924年、1925年当选评议会委员，王星拱于1923年、1926年当选评议会委员；上述当选情况，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6日，第1版；1924年10月13日，第1版；1925年10月28日，第1版；1926年11月23日，第1版。

[44]. 参见《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载易汉文主编：《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文件》，中山大学档案馆内部资料，2004年10月刊印，第5页。根据编者说明，该集文件“根据广东省档案馆藏‘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有关档案及《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议决大学规程全案》（1926年6月油印本）印制而成”。

[45].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8日，第6~7版。

[46]. 参见陈哲三：《邹鲁研究初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47]. 参见郑彦棻：《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经纬》，载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48].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第一次至二十七次会议记录》，“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4，广东省档案馆藏。

[49]. 22位法科委员名单如下：梁龙、陈嘉蔼、王世杰、周览（周鲠生）、卢兴元、皮宗石、杨端六、狄侃、马洪焕、黄典元、雷剑鳌、陈建猷、何品佳、陈应宝、周先觉、谢达夫、罗宗孟、莫培元、潘震亚、黄季陆、刘芦隐、周公准；参见邓植仪：《本校成立之经过情形记略》，载《国立广东大学半周刊》1924年9月11日第2期，第2~3版。

[50]. 《广大法院访求教授》，载《申报》1924年7月12日，第12版。

[51]. 原文为“采用年级制及选科制之折衷办法设计其课程”，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4页。

[52]. 《课程指导书解释》，“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10，广东省档案馆藏。

[53]. 上述关于课程的说明，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4页。

[54]. 参见《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一）》，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9日，第1版。

[55]. 参见《法律学系教授会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1月29日，第2版。

[56].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5~28页；《法律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1日，第3版。

[57].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8~31页；《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19日，第2版。

[58]. 《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特别研究规则》，“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10，广东省档案馆藏。

[59].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5~28页；

[60]. 参见表1。

[61]. 参见《法律学系教授会布告（一）》，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13日，第1版。周鲠生通晓日、英、法几国语言，因此负责多种语言的译本原著审批。

[62]. 参见《法学院课程》，国立中山大学教务处编：《国立中山大学一九三二年概览》，第147页。

[63].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设备”第1页；

[64].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4日，第7版；该15人名单如下：邓拜言、狄侃、马洪焕、陈国渠、谭植棠、陈嘉蔼、邹永誉、黄典元、陈建猷、何品佳、周先觉、陈应宝、谢达夫、罗宗孟。

[65]. 《法科设备委员会姓名表》，“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1，目录号1，案卷号12，广东省档案馆藏；删去的委员包括：陈建猷、何品佳、周先觉、陈应宝、谢达夫、罗宗孟。最终法科设备委员名单如下：邓拜言、狄侃、马洪焕、陈国渠、谭植棠、陈嘉蔼、邹永誉、黄典元、王世杰、周览、林云陔、卢兴元（原）、何蔚。

[66]. “䄀”，通“祸”。

[67]. 郑彦棻：《国父创办母校经过》，载台湾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印：《中山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74年），第16页。

[68].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设备”第3页；

[69]. 参见郑彦棻：《国父创办母校经过》，载台湾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印：《中山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74年），第17页。

[70]. 《粤法大之经费运动》，载《申报》1924年7月23日，第11版。

[71]. 参见《举行大学成立典礼请客清单》，“国立广东大学全宗”档案，全宗号3，目录号1，案卷号3，广东省档案馆藏；该《清单》每页约列30人左右。

[72]. 本文中“广大”“广东大学”即“国立广东大学”的简称。

[73]. 《北大与广大交换教授》，载《申报》1924年7月1日，第3版。

[74]. 《广大教授之人才主义》，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日，第6版。

[75]. 《广大筹备会之忙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第7版。

[76]. 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一）：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77]. 关于评议会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曾有评论认为：“北京大学虽为校长制，但一切设施，实由评议会主持，故该评议会力量极大。每届改选，各教授靡不极力竞争”，参见《北大评议会议选》，载《晨报》1926年11月26日，第6版。周鲠生于1924年、1925年、1926年连续三年当选评议会委员，王世杰于1924年、1925年当选评议会委员，王星拱于1923年、1926年当选评议会委员；上述当选情况，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6日，第1版；1924年10月13日，第1版；1925年10月28日，第1版；1926年11月23日，第1版。

[78]. 参见《校长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2日，第1版。

[79]. 时钦：《广东大学与北京大学（一）》，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30日，第10版。时钦以《广东大学与北京大学》为题，一连四天连载于《广州民国日报》，主要对比了两所学校在学制、组织机构等方面的不同。

[80]. 参见《国立大学联合会之发起》，载《申报》1924年7月1日，第11版。

[81]. 钟贡勋：《母校沿革史稿》，载台湾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印：《中山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74年），第1页。

[82]. 时钦：《广东大学与北京大学（四）》，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3日，第10版。

[83]. 《国立大学联合会之发起》，载《申报》1924年7月1日，第11版。

[84].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一九二四年（第四册）》，案卷编号：BD1923009，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85]. 关于周鲠生等离开广州之原因，请见本章第四部分之探析。

[86]. 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87]. 松（周鲠生笔名）：《中山北上》，载《现代评论》1924年第1期，第2页。

[88]. 松子（周鲠生笔名）：《孙中山与中国解放运动（未完）》，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102期，4~8页；松：《孙中山与中国解放运动（续）》，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103期，第2~6页。

[89]. 松子：《国民革命论》，载《现代评论》1928年第138期，第2~5页。

[90]. 参见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91]. 《中国国民党宣言》，载《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增刊第3版。

[92].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123页。

[93]. 关于孙中山废约主张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参见尚明轩：《孙中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09~116页。

[94]. 该书最终结论与《孙中山与中国解放运动》一文一致，提出解决的三种方法：第一，片面宣告废除；第二，共同谈判法，分为和缔约各国谈判，及通过“国际大会”解决；第三，单独谈判法。第三种单独谈判法仍是周鲠生最推崇之办法，参见周鲠生：《不平等条约十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67~172页。

[95]. 周鲠生：《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73页。

[96]. 卜璐：《周鲠生国际法思想评述》，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0年S1期，第367页。

[97].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1页。

[98]. 皮公亮：《我的父亲皮宗石》（手稿，未发表），2011年。关于孙中山在广东大学讲解三民主义，据邹鲁回忆，孙中山自1924年初“因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须三民主义以为宣传，因在广东大学（开始时仍为广东高等师范）礼堂，按期演讲三民主义，分为党、政、军人员和各学校教职员学生等，前来听讲”。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4页。

[99]. 《孙先生移灵大典纪》，载《民国日报》1925年3月23日，第3版。

[100].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立法院，任命周鲠生为立法委员，他“拒不接受，并拒不接受送上门的‘半年薪水’”；1949年初，国民党濒于崩溃，何应钦请周鲠生出任教育部长，被他当面拒绝。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101]. 陈体强：《周鲠生：〈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版，第375页。

[102]. 《大学之目的》（周鲠生1932年5月30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载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199页。

[103]. 《周鲠生1929年3月4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载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104]. 参见《大学之目的》，载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105]. 《周鲠生1945年1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载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106]. 《周鲠生1929年3月4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载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07]. 参见《第四中山大学暑后可望开学》，载《民国日报》1927年6月25日，第4张第3版。周鲠生位列24位筹备委员之一，其他筹备委员包括：俞庆棠、周仁、汤用彤、沈履、竺可桢、戴修骏、谢寿康、杨端六、刘藻彬、路季讷、孟宪承、高鲁、胡刚复、何尚平、唐鉞、颜福庆、何鲁、郑宗海、杨孝述、王世杰、程时煃、柳翼谋、蔡无忌。第四中山大学前身为东南大学，其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

[108]. 参见《国立武汉大学在平招生》，载《京报》1928年8月25日，第6版。周鲠生位列9位筹备委员之一，其他筹备委员包括：刘树杞、王世杰、李四光、任凯南、曾瑊益、麦焕章、黄健中、涂允檀。

[109]. 《校长在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中之报告》，载《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8年11月1日，第2版。

[110]. 松：《女师大风潮与教育界》，载《现代评论》1925年第37期，第4页。

[111]. 周鲠生：《爱国运动》，载《现代评论》1925年第45期，第7页。

[112]. 认为周鲠生是于1926年夏天参与国立中山大学筹备的包括：徐正榜、张琦：《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载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第2页；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八册），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5页；顾明远总主编：《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69页。认为周鲠生于1926年2月参与国立中山大学的筹备的文献包括：虞崇胜：《周鲠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人物传记》（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页；龚雅丽：《周鲠生》，载李育民主编：《湖南近现代外交人物传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9页；袁南生：《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78页。

[113]. 经国民政府批准的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名单包括40位筹备委员和30位特聘筹备委员。筹备委员包括：褚民谊、甘乃光、黎樾廷、谢瀛洲、沈宝同、陈树人、宋子文、陈公博、蒋中正、金曾澄、许崇清、伍朝枢、郭沫若、徐甘棠、孔宪铿、邓植仪、李奉藻、陈炳权、黄著勋、陈大训、伍德森、张于浔、金绍祖、汪宗湜、古直、黄希声、毕磊、黎国昌、柳金田、陈宗基、邝嵩龄、曾济宽、梁昌汉、熊锐、潘考鉴、温泰华、徐甘澍、张乃燕、黄兆栋、黎兆葵；特聘筹备委员包括：林伯渠、孙科、陈其瑗、蔡元培、吴稚晖、顾孟余、李石曾、蒋梦麟、张伯苓、于右任、程天固、高冠天、周伯年、黄枯桐、徐谦、易寅村、李圣章、李润章、沈葸如、沈尹默、范源濂、陈钟凡、陈陶遣、袁系涛、陈振中、徐振亚、许学彬、陈群、王肯堂、李其芳。参见易汉文主编：《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文件》，中山大学档案馆内部资料， 2004年10月刊印，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