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鲠生为何来广州参与筹办国立广东大学

如前所述，邹鲁所邀请之35位筹备员中，有约一半是北方知名学者，如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但最终亲自到广州参与筹备大会的主要筹备员只有周鲠生等五位。北大固然对广东大学之创立颇为扶助，但受邀参与筹备的九位北大教授中，也只有四位亲自抵达广州参与了主要的筹备，可见北大未作强制要求。是什么原因促使周鲠生在百忙之中放下北大的行政职务与学术研究工作，千里迢迢赴广州襄助，并乐意接受北大驻广东大学的交换教授的聘请？由于缺乏直接史料证实，我们不妨结合他当时的思想及彼时的社会背景来探析。本书认为，周鲠生作为筹备员和交换教授，之所以百忙之中前来襄助广东大学，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其对孙中山的敬重、拥护和支持；二是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视。

（一）对孙中山的敬重和对孙中山思想的拥护

周鲠生与孙中山的渊源，是从他青少年时代参与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开始的。他17岁之时曾“东渡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经济等学科，并加入同盟会”，[86]受到三民主义思想的淘染；在英、法学成归国后，他对孙中山的敬重之情未曾改变。在其1924年发表的《中山北上》一文中，周鲠生这样描述孙中山：“以沉重的责任心，应时局的要求，决然离开南方根据地，带着重大的政治使命”；“北方人民得于十三年之后，重瞻此百折不挠的革命领袖的风采，直接领教他那成熟的政见，又是何等欣幸的事”；“中山先生这种公正坦白的态度，远大的眼光，我想应当更加博得北方实力派的谅解，增加同人对于他的敬重心”。[87]周鲠生此文并未署以真名，而是化名为“松”发表，其对孙中山的崇敬乃是真情实感，溢于言表。

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曾热情讴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例如，其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带着自由的，民主的，平和的，进步的，及互助的精神的；这是要于民族自由之基础上，实行人类共存的理想的。把中国国民解放运动建立在这样广大的思想的基础上，正可以发挥中华民族的大国民精神；这正是中山先生思想伟大的处所，这正是他的眼光远大的处所”。[88]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间接影响了周鲠生早期的“国民革命论”思想，例如，他曾提出国民革命“是中国国民本身的事业，不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主持，而不要受外国人的支配”。[89]他还曾在武汉大学亲自讲授三民主义课程。[90]

此外，孙中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废约）的主张，对周鲠生的废约思想影响深远。孙中山于1923年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时，首次正式提出“废约”主张：“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91]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具体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若干对外政策；[92]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时，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去北京的主要任务之一，掀起了全国性的“废约运动”。[93]周鲠生在其1926年的《孙中山与中国解放运动》一文中，提出“真正把不平等条约，提出来做中国革命的口号，做国民运动的目标，而大声疾呼，唤醒人民，使他们知道废约这件事是中国国民解放的关键的，究竟还是中山先生”，认为孙中山的废约主张迟早要实现。受孙中山的影响，周鲠生在上述这篇化名“松子”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他的废约思想，即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四种办法，其一为“国别谈判法”，即中国和其他缔约国一对一地交涉修改条约；其二为“共同谈判法”，即和所有缔约国共同磋商；其三是“国际的提议”，即由国际联盟提议修约；其四为单方面宣告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周鲠生认为，第一种方法比较妥当，第二、三种“嫌其迂缓难成功”，第四种所引起的反抗甚大，然而中山先生的精神是倾向第四法的。他彼时虽就废约方法与孙中山持不同观点，但认为“中山先生在中国总是站在时代之前的”，并预言“政治上的大变化，足以促起中国单方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山先生的主张，更不为无远见了”。1928年，周鲠生在其出版的《不平等条约十讲》一书中，更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废约思想，认为孙中山主张根本废除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废约精神是革命的；为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需要有适当的步骤——孙中山推崇的采取革命的手段、片面宣告废约的方法，须放到最后使用。[9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是“政治上的大变化”，他的预言成真，新中国宣布废除几乎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单方面废约的主张最终也得以实现。周鲠生晚年所著《国际法》中所展现的废约思想，回归到了孙中山的废约主张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加于别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掠夺性的、强制性的、根本不合法的，没有继续存在的任何道义的或法律的依据”，中国作为“受害的缔约一方完全有权主张废除或径行取消”。[95]综观周鲠生一生关于废约思想的发展变化，其中始终渗透着孙中山的废约主张，只是早期周鲠生的废约思想是从特定时期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出发，希望“通过最小的牺牲换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废除”[96]，无奈在帝国主义的横征暴敛和历届政府的软弱无能的双重作用下难以达成。

如前文所述，孙中山创立国立广东大学，“不仅仅为国家培植专门人才，更要为党训练革命人才”；所以国立广东大学“负有双重使命，一是西南的最高学府，一是本党革命人才的大本营”。[97]正因与孙中山这份厚重的渊源，周鲠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和拥护孙中山关于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决定，并不遗余力前来参与筹备，将国立广东大学创办成西南最高学府，乃至中国南方的最高学府，襄助自己所敬重的伟人实现培养人才、统一中国的宏愿。孙中山也礼待周鲠生等一行人：“孙中山先生对他们很客气，找他们谈了话，在广东大学礼堂讲解三民主义时，北京来的几位年轻教授与宋庆龄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在广州还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98]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大殿安放，周鲠生、王世杰、皮宗石等均为引导护柩人，执绋送殡 [99]，始终追随国父之情，可见一斑。

（二）对大学教育的热爱与重视

周鲠生的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做官。[100]他重视并热爱教育，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工作中。他也是我国知名教育家，除国立广东大学外，曾先后任教或协助筹备的大学还有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武汉大学，培养了诸如王铁崖先生、姚梅镇先生、梁西先生等大批著名学者。陈体强教授认为，“1925年以后凡是学习国际法的人，无不是他的及门的或私淑的弟子”。[101]

周鲠生非常重视大学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的三大使命，便是“造就人才、提高学术、改造社会”。[102]他指出，“造就人才”是指“大学生毕业后多到社会上服务，充当各方面的领袖”；关于“提高学术”，他认为，那些“专事学术的研究，不以做事为目的”的人，“为数很少，事实上也不必多……然而这种人却很重要，如各种专门问题，都非要他们不可，关系于社会国家的发达者很大”，对于这部分人，则需要提高其学术造诣；关于第三种使命“改造社会”，周鲠生解释道：“我们的大学，除了造就人才和研究学术之外，还要影响社会，要做社会改造的动力”。他认为，前两种使命“可说是一般的目的”。他在阐述前两种使命时，不断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对社会的影响。例如，造就人才，是为了充当社会各方面的领袖；提高学术，是为了社会的发达。不难发现，在周鲠生眼中，改造社会可谓是大学更为终极的目的。

事实上，关于“大学的重要使命是改造社会”之教育思想，周鲠生早年曾多次论述、提及，并提出了大学改造社会的三层含义。[103]第一层含义为，大学须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性与修养的人才，并“濡染到社会”。他提出，“大学不仅是研究学术的处所，而且负有养成专门人才的使命。在中国的现在，为社会服务的专门人才尤要多从那里产生。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不但须具备完备的学问知识，而且在道德品性上，应有充分的修养”。他随后强烈批判了当时中国随处可见的“没秩序、摆面孔、不正直”的态度。比如，在火车、渡轮等公共场所的不必要的拥挤，在行政机关各种不必要的摆架子、无礼貌等现象。周鲠生还以自己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为例，说明“守秩序、恳切、正直诸德性”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态度和习惯须在大学里得到训练。可以想象，他从英法学成归国后，目睹当时国人之种种道德缺失、文化没落之弊病，痛心疾首，悟出其症结所在，为教育、尤高等教育之未尽完善；由此得出大学的使命，首先是培养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才，以影响、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的教育思想与之如出一辙。夫欲立国者，必先立人也，欲立人者，必先立德也。此即周鲠生大学改造社会之思想的第一层，大学通过道德改造社会，培养有道德的人才。

周鲠生大学改造社会之思想的第二层，是大学通过文化改造社会。大学担负了将优美的文化、高深的知识向社会传播的责任，“把社会思想和文化提高”。除了通过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和知识外，还可通过将大学设置在城市中，让大学与社会尽量贴近，而非设置在乡村或郊外。他曾举例，在其攻读博士学位的巴黎大学，任何社会人士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教室听讲。[104]但是，周鲠生并不支持多办学校、平均发展高等教育，而要“选择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来充实”。[105]关于各方面比较好的学校，他曾举例：“北平大学、中央大学和广东的中山大学，有长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设备”。[106]可见彼时的国立中山大学等周鲠生曾参与筹备或任教的学校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大学改造社会之思想的第三层，是大学通过知识改造社会，令“知识社会化”；进一步说，就是“知识要成为社会的宝贝，不是作为个人的工具；知识是为大多数人增福利，不是为私人造势力”；“假若用学问知识成为个人的工具，拿这种工具在社会上造成一种特殊阶级，那便是一种新的剥夺阶级，这在社会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周鲠生这第三层思想的主要含义，即大学负有为社会养成实用专门人才的使命，同时也警示知识分子不能夜郎自大，要把学问放高，把自己放低；不能一味迷失在追求学问和知识本身，还要注重实践，融入群众；注意知识共享，回报社会。他认为，“知识社会化”应该被作为大学的精神；“大学有这种精神，乃算得真正革命的建设事业，乃有它的社会价值。因而在任何政治环境下，自己可以站得住”。由此可见其低调与智慧。

周鲠生的个人经历与他这种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归国后不到一年，便放弃了待遇优渥的商务印书馆法治经济部总编辑的工作，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于其后积极参与各大学的筹备：1924年，参与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1927年，参与国立中央大学的筹备；[107]1928年，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备，[108]作为知名学者，短短几年内辗转各地襄助三家大学的筹备，在民国时期并不多见。他曾在一次演讲中间接说明其重视协助大学筹备的原因：“本校之有今日优良的局面，是由于创办人如李四光先生之有理想的计划”。[109]由此可见，国立广东大学作为周鲠生参与筹备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孙中山欲创立的南方最好的大学，让他不辞种种辛劳前来协助筹备，定也是出于他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和使命感。在国立广东大学创立之初、民国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背景下，周鲠生认为大学需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既看重渊博的学问，更推崇高尚的人格，才能引领革命，结束南北割据的状态，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其良苦用心，见微知著。除了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在国立广东大学创立的军阀混战时期，周鲠生还坚持给教育留一方净土，在《女师大风潮与教育界》一文中指责教育当局对女师大风潮的扩大不作为时，他曾指出“替青年留个读书的地方，总以将教育和政治分离得愈远愈好”；[110]值学生爱国运动频发时，先生一直秉承着“造就学问，毕竟是国家百年之计”，强调青年学生在爱国运动中“须有一定限度……有些活动本来可委诸少数人一时的工作，就不必牵动多数人永久的学业”，“固然可以不惜牺牲学业以救国……于可能限度内，应当务令爱国运动不妨害求学之目的”，[111]不难看出，周鲠生注重维护教育与学术的纯粹，认为教育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所在。

源于这一份对教育和学生的热忱，周鲠生在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中，对各项规章、学制课程的规划设计巨细靡遗，力求将最科学之学科设置、西方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引入国立广东大学，可谓鞠躬尽瘁、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