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离开中大：投身云南教育战线

1940年4月16日，时任法学院院长黄元彬请辞，院长一职空缺，时任校长邹鲁考虑到邓孝慈曾任职法学院院长，具有丰富的院务管理经验，加之邓孝慈于法学院任教多年，备受院内师生钦仰，便请邓孝慈出任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69]然而，由于此时邓孝慈饱受疾病缠身之苦，难有精力处理艰难时期的繁杂院务，又因《中山公论》停刊一事而身心俱疲，遂呈请邹鲁校长收回代理法学院院长成命，另选贤举能。[70]邹鲁校长再三劝勉，始终未果。[71]同年8月，邓孝慈在中大的聘任期满，未再续聘，由此结束了他在中大的11年教学生涯。[72]

1940年8月，中大奉命从澄江迁往广东坪石继续办学，[73]此时已离任的邓孝慈未再随着中大一同离开澄江返回广东，而是选择留在家乡云南。留在云南的邓孝慈依旧选择投身于教育界，倾其所能为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1946年8月，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正式成立，邓孝慈旋即被聘为昆明师院的专任教授。[74]1947年8月，邓孝慈正式到昆明师院任职。[75]他除了负责讲授有关政治、经济等诸学科的基础原理以及思想史等必修课程，还开设了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等选修课程。不久，他即升任院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地系主任。1950年，邓孝慈升任昆明师院副院长，负责主持全院的行政和教学工作。[76]

来到昆明师院的邓孝慈依旧致力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为在校师生谋取生活福利。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金融全面崩溃，金圆券贬值成废纸，物价飞涨，广大师生生活困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包括昆明师院在内的各大专院校高举“争民主，求生存，争取和平解放”的旗帜，相继开展了争取福利待遇的民主斗争活动。3月至5月，昆明师院全体同学多次呼吁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解决全院师生生活无所依的问题，昆明师院当局亦数次致电教育部，称由于金圆券已经不能在昆明使用，院务陷于停顿，要求动用中央银行在昆明的金银储备，以解学院燃眉之急。但教育部对此置之不理。因此，全院师生开始了罢课、罢工、罢教的斗争。5月24日，由教授、讲师、职员、工友、附中教职工和附小教职工组成的昆明师院六联会在师院举行招待会，邀请各界爱国人士、记者、省参议员参加，要求动用中央银行黄金、白银和外币，以拯救学校，拯救云南教育。邓孝慈作为师院教职工代表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是国家的师资基石，将来必服务于社会，现在面临饥饿，甚至于濒于死亡，敬请各位赐予正义支持，请政府动用‘八一九’后收兑的云南人民的血汗结晶金、银、外币来扶持云南教育……呼吁社会舆论支持全省教职工的正义斗争。”[77]会后，邓孝慈以书面的形式正式将要求呈交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与此同时，云南大学、昆明师院两校联合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并派代表向省政府请愿，地下党组织学生访问社会知名人士，以争取社会支持。在社会舆论压力以及广大教职员生的强烈要求下，6月23日，省政府终于同意暂时为每位教职工借垫银元40元至50元。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后，邓孝慈继续全身心投入云南省教育事业战线当中。1950年起，邓孝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云南省政府高教委员，参与了对原云南教育机构的改造、高等教育机构的建设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78]此外，作为云南教育界代表，邓孝慈亦活跃于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民主党派之中，积极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进言献策。1951年，邓孝慈担任昆明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次年，担任昆明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79]1955年起，邓孝慈连任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80]1956年，邓孝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81]并接连担任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委员。[82]

1969年，邓孝慈因病于昆明去世，享年81岁。昆明人民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以缅怀这位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诸学科上均颇有造诣的学者为祖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