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议中大西迁澄江、继续办学

1938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加紧了对华南的军事行动。10月，日军占据广州，战火在广州迅速蔓延，一时之间，整个广州笼罩在惊慌恐怖之中，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形势日益恶化的广州，中山大学被迫作出迁校决定。

由于迁校之事决定仓促，事前对具体相关事宜尚未作好计划和准备，因而学校在迁至粤西的罗定仅一个月后，又拟改迁往广西龙州。[55]这一次，时任代理校长萧冠英等一行人先行到龙州考察，却发现龙州并不适宜办学，从而需要选择一个更为适宜的新校址。时任校长邹鲁当时正在重庆养病，他考虑到中大迁往云南兴许会较为理想，便电联祖籍云南的邓孝慈，委托他在云南寻找一个合适办学之地作为校址。邓孝慈对选择校址的事情非常慎重，他找到祖籍云南澄江且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的吴信达商量。经过深入的探讨，邓孝慈认为学校迁往澄江最为妥当，澄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办学有许多优势：第一，云南是大后方，战时环境安静，从来没有受过敌机轰炸过，其中，澄江又较昆明隐蔽，更不为日方战斗机注意，适宜办学；第二，澄江是大片平坦的开阔地，南邻抚仙湖，东、西又有龙潭流水灌溉，无干旱之灾，一年的粮食收成可供三年食用；第三，澄江是明清时期的府城所在地，因而仍留存有不少闲置的建筑、庙宇以及相关设施，可以供学校使用；第四，澄江距离昆明仅六十余公里，公路基本已通，汽车可通行，交通较为便利。[56]最终，邓孝慈的建议为校方所采纳。因此，正在前往龙州途中的中大师生，随即调整路线，改迁云南澄江。

在澄江这段时期，即便学校所处地区偏远，物资短缺，教学设备简陋，生活艰苦，邓孝慈仍然恪守本职，坚持教书育人，继续讲授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史、经济学史等课程。[57]为适应战争时期的情况，法学院政治学系决定增加开设战争经济学原理、战时经济政策、战时财政学等与战时制度政策相适应的选修课程。[58]作为政治学系资历较高的教授之一，邓孝慈身先士卒，为政治学系各年级的学生开设了属于自己专长领域的战争经济学原理课程，[59]以开拓学生的时代视野。在邓孝慈看来，中大全体师生迁往澄江并不是为了消极地躲在后方避难，而是为完成抗战救国的大业而养精蓄锐。在抗战时期，青年学子肩负着民族革命的责任。青年学子要想救国，首先要有学问；要想有学问，就要读书。因此，培养一批有智识的青年在学成之后参加抗战救国工作，对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培养有智识的青年、鼓励毕业的学子加入救国大业正是高校教授和学者的使命所在。倘若国家能够拥有这些智识青年作为民族革命的主力军，那么“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标定然能够达成。[60]正是因为中大法学院内有诸多像邓孝慈那样心怀国家、高风亮节且颇具学术造诣的教授和学者，艰难时局中的中山大学法科教育才能继续顺利开展。

除教书育人之外，爱国之心炙热的邓孝慈亦加入了挥动笔杆子救国的行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让人们更充分地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加强与各地文化教育界的联系，邓孝慈联合一批中大教授以及部分云南教育者商量创办一份刊物，宣传抗日救亡，争取民主。

1939年7月31日，时任中大校长邹鲁发函聘请邓孝慈、张云、梁伯强三位教授为中山大学《中山公论》半月刊出版委员会委员。[61]同年9月，《中山公论》正式发刊。刊物由邓孝慈担任总编辑，肖隽英担任发行人，由《中山公论》出版委员会编辑，刊物编辑部设在澄江县城内。该刊物的固定栏目仅设时评和专论两栏，其余文章不分栏，但凡是有关国内各地政治、经济、文化运动、战况，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以及与欧战有关的文章与系统的通讯均可予以登载，但刊物内容侧重于时事评述，每期均以时评类文章为开头。[62]刊物的撰稿人主要为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如萧冠英、杨开甲、吴信达、薛祀光、漆琪生、季宏略、邓鸿藩等，他们的文章水平较高，撰文能抓住要点，论述全面。身为总编辑，邓孝慈亦数次在刊物上发表与宪法主题相关的文章。除此之外，部分云南学者，中山大学的讲师、助教以及在校学生亦会投稿。[63]因此，刊物内容之翔实可谓一目了然。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学校经费短缺，印刷条件十分有限，许多刊物在当时都改为铅印或手抄。[64]作为总编辑的邓孝慈为使刊物能够在全国发行，向国民宣扬救国救民、争取民主独立的口号，四处奔波寻觅专门的印刷馆印刷刊物，并找寻总经销商在全国各书店分售《中山公论》。故总体而言，《中山公论》虽在澄江这一小城编辑，但该刊物在内容质量、印刷、纸张等各方面，均属于那个时代刊物的上乘之作。

在创办《中山公论》的整个过程当中，邓孝慈始终秉持学者凭借严谨治学精神以文救国的坚韧信念，结合国内外形势多次撰文，抒发其爱国情怀，发表见解立场，呼吁全国人民加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在创刊号中，邓孝慈的《欧战局势与我抗战前途》一文被选为刊物的发刊词。文章首先指出，在“九一八”九周年、“八一三”两周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五周年来临之际，第二次欧战在德波境内爆发。邓孝慈随之分析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形势，认为战争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是一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冲突、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弱小民族、德国与英国相互对立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毒祸人类与危害民族的战争。他进而认为，面对欧战的影响，在我国历经抗战两周年之际，欧战的发生既不足以动摇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更不致我国陷困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相反，它可以成为我国人民抗战前途的有利转机，使我们坚定坚持抗战到底的根本原则。因此，凡我大中华儿女，应当大众一心，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坚守各自的岗位，积极参与救亡工作，才能完成所担负的使命。[65]

不仅是邓孝慈自己，《中山公论》出版委员会的众编者们亦认为，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站在争取民主、自由和反侵略的立场，来维护世界的正义和人类的幸福，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国策，竭尽绵力为大后方文化界服务既是刊物创刊的宗旨，亦是编者的职责所在。虽然由于部分刊登的文章涉嫌批判国民党当局，文章被大段删除或全文被扣的情况常有发生，但是编者们依旧认为，在政治上促成宪制的实施，在经济上发展后方的建设，在教育上推进抗日教育的发展，是刊物研究的主要课题，因此刊物仍将坚持其宗旨，同时坚信只要努力，流过的每滴血、每滴汗，都会取得有价值的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1940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视察云南之时，认为《中山公论》所刊载的内容过于“反动”，《中山公论》被勒令停办。这一事件也影响到后来邓孝慈在中大聘任期满的续聘问题。就此，《中山公论》从1939年9月创刊，第一卷共出版6期，至1940年3月发行至第二卷5期时停刊，共计发行刊物二卷11期。[66]

随着战火不断蔓延，澄江地区物价持续增长。澄江虽然风景优美，气候适宜，但由于校址位于偏远穷乡，物资短缺，加之学校在澄江并无固定资产，教职员仅持有微薄俸禄，学生亦仅被给予微小贷金，由此导致全校师生均难以应付骤增的生活费用，生活境况极为困苦。邓孝慈一向非常关心在校师生的生活问题，因此，在法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之时，邓孝慈就此问题与院内其他教授共同商议，互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生活费问题事关全校师生的生活，不可置之不理，如果无法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山大学的发展前景。故，1940年3月，邓孝慈与时任法学院院长黄元彬以及徐焕、吕复、漆琪生、薛祀光、丘琳等诸位法学院教授联名发函，请求校长召开全校校务会议，以讨论解决全校师生生活费问题的具体办法。[67]

即便在抗战时期，邓孝慈依然坚持不懈为青年学子争取求学机会，鼓励和帮助他们入校学习。在中大任教的最后一个月，邓孝慈以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身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学员马宗庆、蔡衍南、钟振基、龙甘泉等数人担任入学保证人。在保证书中，邓孝慈对诸位学员思想纯正、笃志向学的品性予以赞赏，并承诺如果这些学员有背叛党国、破坏纪律等行迹，他愿负一切责任，以此来换得他们入学读书的机会。[68]在自身即将离开中大之际，仍能为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争取学习机会而操劳，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