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迫离开中大

何思敬在中大授课，一直到1936年广州“荔枝湾惨案”发生后，粤系军阀陈济棠主持的当局决定批捕他，才最终离开广州，转移到香港继续活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向国民党政府作出种种压迫与索求，蒋介石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国家的独立主权遭到损害，中华民族陷入极大危机。同年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何思敬据此精神写下了《悲壮的民族事诗》之序曲《抗战之号召》，[67]诗中写道，“乾坤一掷，乾坤再造”；“抗战是现代中国唯一的叙事诗曲，抗战是现代中国唯一的综合艺术”；“丧失的是什么？是枷锁。是过去。获得的是什么？是未来。是自由”，均令爱国师生们精神振奋，心潮澎湃。

在1935年8至12月这段时间，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黎东方等一批中大进步爱国教授都在秘密紧张地筹划着广州抗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何思敬、邓初民还召开过一些主要负责人员的秘密会议，商讨筹备抗日救亡的行动”。[68]中大学生率先热烈响应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运动”后，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并且以中大为主要基地，先后爆发了两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广州当局难掩其畏惧群众的本质，开始封锁民众示威运动。

1936年1月9日至13日，广州当局实行暴力镇压，史称“荔枝湾惨案”，事件导致学生死伤多人。何思敬家属回忆：“当时我年纪很小，还在上小学。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们家仍住芳草横街。后来知道陈济棠要抓我爸爸，陈铭枢知道这件事后，赶紧让人告诉爸爸说‘你快点走啊！’……在学生救亡运动那天，就冲突发生之前，爸爸是上台讲了话的，然后讲完立刻就买了张火车票赶紧走了。那天晚上就有十几个警察到我们家来搜查，我妈妈和我们兄妹四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一声不出，安静站在墙边，等他们搜人。他们什么都没搜到，只好走了。我们在广州这边继续生活了半年，才全部移居到香港九龙去了。”[69]后来广州报上登出“昨夜搜查何思敬家”等字样，实际上是彻底扑了空的。[70]

至此，何思敬结束了在中大的教职工作，到香港负责“南总”事务了。但他就算离开了中山大学，也仍关心学生们的生活与安危，“全家移居香港九龙后，有很多中大学生来找父亲，讲C.P（即中国共产党）怎样怎样，父亲很关心他们”。[71]与何思敬相熟的许多进步学生，后来大都成了新中国的重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