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思敬在羊城的十年岁月

（一）身兼数职，辛勤耕耘

在1926至1935年，因中山大学改制成立未久，且时局动荡，学制变动大，学生数量不足。起初，法学院三个学系、四个年级，仅共39人，最少一年只有21人。教授也多兼课，常常一人要开设三四门课，还要教学生外语；或是开课不多，但跨年级上课，工作量仍然惊人。当时，中大共计6个学院，行选课制，学生不分院系，可以任意选听各院系教授的课。[17]

1928年，朱家骅曾对此困境作解释：“因为法科是与政治最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国家建设的人才又不敷分配，学校接办之后就遇着中央北迁，因此法科教授有的本已聘定了但不能到校，有的已到校又随中央的北迁而离校，要聘外国学者来补充又比别科感觉困难，故当时要想整理真不知从何下手呢。去年秋季开学本来好一点，惟因张黄以来，政局变迁，又跑了许多，这真是苦恼的事。在广东办大学是因为地理的关系致很难集拢人才，即如本省人都很多到外省去的，至若外省人则因语言不通，气候不习惯，又坐不定，这是不能怪那个的。因为方言的关系，北方人到了此地十个八九不能说话听话，近年来好一点，但还是差不多，为此多种关系，致使我们很难集拢学者。”[18]并说：“比较的最难集中人才的自然是法科。因为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有好成绩的人，肯在这个求过于供的时代中埋头设教，真是希见，若是请些兼差分心的教员，即全是些有学问的人，也免不了腐化。这是我们最劳心的一件。例如我们去年请好了几位名教授，走到半路，被政府拉去做委员，做法制局长，我们哪有和政府竞争的力量呢？但虽有这样的大困难……到底拉住了好几位学者。”[19]

何思敬到中大任职时，恰逢人才紧缺之困难，作为法科副主任，自然也兼讲多门课程，比如同时兼讲社会主义、中国外交史、中国币制研究、社会学、社会分工之研究、都市研究等课程。[20]通过查阅1928至1934年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及法、文学院课程表、学期考核内容可知，中山大学在其后几年师资力量有所增强，但何思敬仍身兼多门课程，跨学科教课，开办了近代社会史、修辞学、作文课、社会经济学、战争社会学、经济学、战争社会史、法国革命史、欧洲中世纪农民史等多门课程。[21]尽管课程面广且繁重，但他能面面俱到，每门课都能深受学生欢迎，足见其知识之渊博、见识之广阔、学问之高深。

何思敬讲的课内容充实，思想进步，观念新颖。当时的中大学生无论院系专业，皆时常来旁听他授课、作报告和讲演，甚至连本校资深教授崔载阳等和外校学生都要来旁听，把课室挤得满满的，[22]课室里坐不下的人甚至围站窗外听讲。群众都很欢迎，讲当时属于敏感话题的唯物辩证法也博得学生喝彩。[23]同在中大法学院教授社会学的著名教授邓初民（亦是何思敬好友）也评价他“正义勇敢、坚强不屈”。[24]何思敬的学识、为人和处世都深受尊敬与称赞，这在他许多同事、学生的追忆缅怀中处处可见。

1930年，何思敬被撤去法科副主任职务，决定离校。原本计划在张静江资助下到德国游历学习，后因资金不足而耽误。[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何思敬取消了出国的打算，赴沪参加上海文化界反日组织，投入救亡运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何思敬经韩托夫、沈志远介绍于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26]9月即按党组织的派遣，接受中山大学时任校长邹鲁的再聘邀约，回校继续任教并从事革命工作，鼓舞并帮助进步师生参与抗日活动。原本是法学院教授的何思敬，为了使课程教授内容更结合实际、不受限制，充分利用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申请调动到文学院社会学系，仍旧讲授多个社会科学的课程，[27]包括法律、经济、军事、哲学与社会学等方面，课程内容综合且充实。[28]

（二）率先垂范，教书育人

何思敬通晓日、德、英、法等多国语言，通晓人文社科经典著作，在中大任教期间十分注意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曾探讨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还摘译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部分著作。[29]学生与其同僚忆述当年深受何思敬启发，大开眼界。

许多何思敬的同事和学生都形容他性格热情大方，为人耿直，坚持正义，实事求是，绝不阿谀逢迎，言行不计自己安危，非常担心他会因此遭迫害，劝他以后慎重些，但何思敬仍不肯向恶势力低头。他对学校以及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之批评揭露无所顾忌，时任校长戴季陶要求研究“复古”，亦遭到何思敬的坚决拒绝。由于他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自1927年入职中大起，便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何思敬作报告时总是率直放言，敢于在1927至1928年间白色恐怖笼罩的校园内大骂国民党和批评当时社会的不良现象，[30]“1928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羊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退了伍，落了荒，而我们的何思敬老师在最危险的时候表现得最勇敢，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得最坚强”，[31]可谓是疾恶如仇。

当年的学生回忆道，“中山大学当时号称华南最高学府，学生有数千，教授也有数百。但立场坚定，立场鲜明，敢于公开支持革命的不多，何老师不但敢于在课室讲授马列主义，而且敢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进行斗争，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何老师当时在中大已成为一盏苦海中的明灯，指引着广大青年学生奔向光明大道的好老师”。那时中山大学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各派官僚政客钩心斗角、你死我活，校园内潜伏着各派特务，地方军阀随时插足，他们却又在对付进步青年时狼狈为奸。要在当时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的环境中宣传讲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进行实际斗争，无疑是非常不容易的，既要有胆识，又要讲究策略，“何老一方面不畏艰险，不顾安危，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而进行斗争”。[32]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像何思敬一样敢于直言且尖锐地一针见血的发言实属罕见。比如1934年1月29日文学院举行本学期第五次总理纪念周，出席并演讲的教授有数人，讲述世界现代伟人之家庭生活、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之相互关系等内容，何思敬则集中表述了对于一二·八国难日之感想：“今天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据报载各地纪念‘一二·八’非常热烈。但是抗日的军队，是完全消灭了。实在使我们非常痛心，十九路军要是在‘一二·八’努力下去，和帝国主义者拼命，就是给他们消灭了，也是光荣。现在十九路军已成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什么东西呢？现实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认识它才是紧要。现在的历史是文字的历史，是少数人的历史而已。”后又诠释了人类的未来史，十分详尽，合场鼓掌。[33]

又以何思敬1934年面向全校所作的“哲学与科学”系列讲演为例，[34]他从追求真理的立场、动机与自由为切入点，逐步深入，义正词严，尖锐地抨击了那些在国家危亡关头仍沉迷权钱色欲还为此自辩的人，“凡是自觉的中国人，那一个对于中国的现状不觉得痛心？谁愿意有些自满的人们想尽一切计谋辞藻来掩饰否认这个耻辱的地位，然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惨史终于暴露了这半殖民地的丑态和劣根性。……内在的外在的，在重重的压迫之下，我们中国是不是要翻身，要解放，是不是要推翻这被压迫，被否定，被侮辱的地位？如果，想实现这一个从悲痛中发出来的生命的呼求，那末只有变革自然，变革世界，变革历史”[35]。他的讲演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他演讲条理清晰、内容缜密、循循善诱，将先进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体现他作为一个优秀学者的博学卓识和大无畏的爱国热忱。他始终坚持革命精神，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发挥了一个学者和革命者的积极作用。他的这种品质，为同行所称赞，法学院教授胡体乾后来评价他：“何先生为人真有‘骨气’，令人佩服！”[36]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广州学生积极响应，翌年1月，广东国民大学学生发起抗日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史称“荔枝湾惨案”。何思敬怒斥反动的刽子手，严厉批评了校方和一些教师对学生运动的冷漠和不予支持，令校方十分尴尬，[37]但何思敬慷慨激昂的发言早已深入爱国师生心中。

何思敬的上课风格与为人一致，总是语言生动犀利，极有魅力，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课到激动之处时偶会手舞足蹈，乱扔粉笔，[38]学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很受鼓舞。由于何思敬热情澎湃的上课风格与社会学教授邓初民的中肯沉稳、细致入微区别很大，各有特色，学生们从两位教授同样主题、不同风格的授课中得以拓宽视野，感受良多。[39]当年的学生、同僚都提及何思敬在课上引用郭沫若诗“凤凰涅槃”来比喻说明抗战的必要性和意义，希望同学们不要害怕战火，要意识到战火方能带来新生，经过抗战烽火才能诞生新中国，自己同时还作出了金鸡飞凤的姿势；他讲《战争论》的课程，最令众多学生印象深刻。[40]

何思敬上课除了讲授课程规定的内容外，还引经据典，多视角地褒贬时事，针对性很强，极具说服力。比如在讲法国革命史时，他经常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中央社造谣红军长征溃不成军、被歼在即时，他引用外电消息，痛加驳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仍公开讲及遵义会议，痛斥蒋介石的卑劣行为，指出革命仍在继续前进。

克劳什维茨的《战争论》在上海翻译出版后，何思敬贴公告号召学生购阅，并将原来一门课程停开，改授“战争哲学”。他在课堂上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剖析当局的内外政策，呼吁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何思敬着重分析内战正义与非正义双方斗争的过程与结果，讲得义理清晰，深入浅出，庄谐并举，激动人心。[41]1933年，学生很关心红军长征情况，无奈新闻报道大都歪曲事实，班级曾开会商议请何思敬与邓初民做公开演讲，[42]后来何思敬就通过“战争哲学”课给学生宣讲。他结合《战争论》的论述，讨论日本侵华战争，再谈长征，从战略一直讲到技术，不列举教条，把课程结合时事，号召学生密切关心时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学生们不应只是个匹夫，而是年富力强的志士和抗日救国的先锋，也强调兄弟齐心外御其侮的道理（这些都是“八一宣言”精神），更鼓励学生组织读书会，讨论抗日救国的问题。虽然这门课只占两学分，每周只讲两小时，但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他在中大学者之间威望越来越高，使得当局虽忌讳、反感何思敬，却不敢轻易伤害他。[43]又因当时中大明面上提倡校内学术思想自由，当局不宜抓人，而且拥护爱国宣讲的学生过多，任意禁止怕群众闹事，只好寄恐吓信给何思敬。何思敬置之不理，坚定立场，学生之间便流传对何思敬勇敢斗争的敬佩语：“摸着屁股骂老蒋”。[44]

上过何思敬课程的学生形容他：“在这种场合，他不像讲课，像作讲演，横眉怒目，神采飞扬……何教授的爱憎态度，坚定立场，在当时中大进步教授中是最突出的。”[45]尽管爱憎分明，“是个急性子”，但何思敬对人对事都采取“很客观，富有哲理”的辩证态度。对同一个人做的事，若事情本身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他会予以肯定；若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意愿的，他就要表示反对。[46]

（三）关爱学生，高风亮节

何思敬治学态度严谨，爱憎分明，课堂上讲授哲理、抨击时事时，总是言辞尖锐，感情充沛，课后对待青年学生时，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健谈幽默，没有大教授的架子，更不以学生幼稚而嫌弃他们。许多学生都感念其恩德，认为他对学生的关心、爱护是非常出名的，这份关切甚至在他离校后也不曾改变。

据学生回忆，何思敬到校任职未及两个月，“四一五”事变就在广州发生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仍想方设法在大学讲坛上宣传革命道理，并大无畏地掩护进步群众和地下党员。[47]事变发生当日，何思敬听闻军警到校内抓捕了几十名进步师生，更是直接冲到校长办公室和教务会议室中表示反对，指责校方允许军队进学校逮捕学生，说“堂堂一个大学居然让警察侵入院内来捕人，这决不是文明国家应有的事情”，[48]“学生有学术研究和游行集社的权利，校方应该把他们救出来”，[49]在一片抗议声中，后来才有一部分人被营救出来。朱家骅知道何思敬认识当时参与学生运动的进步人士刘侃元，曾要求何思敬带人到刘家将其逮捕，被何思敬坚决拒绝。后来，他从费鸿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处知晓共产党员的危难境况，便一律暗中庇护使他们免遭政治迫害。[50]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何思敬尚未成为共产党员。

何思敬有一位朝鲜学生金奎光，是朝鲜义烈团团员，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请求何思敬的保护，何思敬答允以法科主任名义保他安全。该学生妻子杜君慧后来回忆起何思敬的学习与工作时，万分感慨：“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和金奎光同志被迫转入地下，断绝了经济来源，何思敬同志为了帮助我们，费尽了心血，最后介绍金奎光同志翻译一些日文书籍（日本庄园经济等书）解决了当时的一部分困难。……因广东反动当局的压迫，他只能在香港活动，但广东各方面的救亡活动，却紧密地和他联系着，他的家成了‘南总’[51]的活动中心，来往频繁的人，吃住都在他家里。他的爱人王艾英同志，不辞劳苦，每天都热情地接待这成群的来客，我在港‘南总’的七个月工作中（当时我的住处离他家很近）经常看到这些情况。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非赶回上海不可，我的两个孩子大的七岁，杜钳，小的四岁，杜键，实在无法安排，也是何思敬同志和王艾英同志仗义帮助，慨然允诺暂时寄托在他们家里，是时他们自己已有四个孩子，再加上我的两个共六个，当时若不是他们身后的阶级感情和见义勇为的忘我精神，是绝不会在动荡的生活中接受这个重担的。”[52]

何思敬十分爱护青年、宽厚待人，对学校规章制度并不僵硬套用。法学院有一名学生，读书十分认真，外语优秀能翻译作品，但使用了假证明书插班进入本科二年级，被发现后，法学院院务会议讨论决定将其开除，何思敬坚决不同意。当时的法律系主任薛祀光说，“我是学法律的，从法律观点来看应开除”，而何思敬则说，“我是学社会学的，从社会观点看应保留”，最终该生未被开除。[53]

何思敬的许多学生，如方少逸、张克明、侯达、栗稔、杜埃、刘天行、黄焕秋等人都曾忆述何思敬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他对学生疑惑的问题详尽回答与开导，令学生受益匪浅，更时常约请学生到家里来商讨学术、交流革命思想，给学生们讲解外国哲学等。[54]何思敬的子女回忆父亲时，说总是有很多人来找父亲访谈：“那时候我们住在芳草横街，我当时在中大附小读书，年纪还很小，不懂爸爸在讲什么，只看见很多学生来找他问问题。”[55]

从中大附小一直读到中大法学院的学生杨康华回忆称：“何思敬不仅把课堂和文章当作斗争武器，而且辛勤指引进步同学钻研革命理论和从事革命实践。凡有求教者，百问不厌，谆谆诲导。中大同学中不论是参加了‘中国青年同盟’的钱兴、栗稔、曾振声、金昌华等，或是后来组织成‘突进社’的张直心、叶乃勋、曹芥茹、黄焕秋等，以及组织起‘马列主义行动团’的李群杰、李驹良、王甲纲、乔右文等，和参加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方少逸、张克明、罗宗煌、沈瑶英等，或是其他秘密组织和读书会的成员，他都视同一体，帮助大家对大局和工作取得一致的认识，互相帮助，团结战斗。”[56]由于何思敬当时有特殊地位、任务，不方便直接参与这些运动或直接介绍建党对象参党，便以间接的方式帮助学生开展活动。据其自述称，“我在中山大学上任后不久就有些学生来找我谈谈，其中有两个同学，赖寅仿和凌伯骥同志对我说他们有个组织，他们的负责人想来找我谈谈，是否愿意。当时我心想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所以我答允和他谈谈。那位负责人就是温盛刚同志。初谈时他表示希望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但我说我如果加入了，恐怕会影响我的教书工作，不加入更方便些，不过做朋友或发生师生关系，这些不会有什么妨碍。我订有外文国际通讯和其他外国进步杂志，还带有外文理论书籍，我可以把国际通讯和其他外国进步杂志里的东西告诉他们，也希望他们谈谈两广的种种情况。”他一直陆续将有志者介绍给相关学生组织，热心指导学生开展抗日革命活动，[57]并且处事十分谨慎，已有秘密工作时的细致。[58]

何思敬对抗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入党前便时常在课堂上宣讲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援助地下共产党员和抗日革命活动，秘密入党后返回中大任教，更为自觉地坚持讲授进步思想，努力完成共产党组织交予的任务，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支援“广州文总”的革命工作。[59]由于何思敬高度的政治智慧，当局政府只是认为他言论激进，但不知道何思敬已经加入共产党，仍把他当无党派人士看待。[60]1933年成立的“广州文总”，全名“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和中国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在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为中共中央广州市委的恢复创造了条件。由于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广州文总”在广州存在时间不长，何思敬的工作除了在中大教课外，还要尽量收集国际帝国主义在西南活动的情况并寄往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华机关。[61]当时的广州白色恐怖严重，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被大肆搜捕，何思敬的工作处境异常困难，但他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此之前，为抗日救亡、反对白色恐怖，广州陆续成立了一些爱国革命文化组织，其中中山大学的抗日剧社、踏绿社等取得了合法资格的青年组织影响较大，而这些团体都接受了何思敬的指导与帮助。何思敬还参与了许多抗日爱国革命刊物的主办，例如1932年5月中大爱国革命团体“中大文艺研究会”要订立会刊，就接受了何思敬等教授的命名建议，取名为《新启蒙》，[62]由于邹鲁认为言论“太左”，开办一年就被迫关停了。此外，《新宇宙》等进步刊物也是由何思敬与邓初民等教授主编的。[63]

1934年，何思敬作为邹鲁的代表赴日要求日本政府退还庚子部分赔款，未果；在此期间他代表中山大学感谢了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老先生，并赠与孙中山青铜立像；他还到东京了解了日本准备继续侵华的情况，回国后向党组织提交了相关报告。回国后，他赴日之行受到学生关注，在中大爱国学生召开的会议上重申了必须要继续抗日到底的要旨。

1935年，“民族革命同盟”在何思敬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但他本人只提供许多资料和指导，未正式加入组织。[64]“突进社”也是在何思敬的支持下由各爱国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前期（1935年10月至1936年3月）主要在他的指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65]他本人亦没有加入该组织。同年12月23日，何思敬还在新校区大礼堂面向全校进行了“荆棘之路  神圣之路”的抗日救国演讲。[66]

从上述资料可见，何思敬无论是身为教师，还是作为爱国进步人士，抑或作为共产党员，其斗争精神、品德和胆识都令人尊敬，学问尤使人折服，不愧为中大学生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