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文明的洗礼，迎来了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经过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步入了持续和平发展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经过四十年的不断推进，开创了引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笔者在自豪和幸运之余，深感时代使命之神圣。
当今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有竭诚报国之心，实现“中国梦”之志。无论身处庙堂抑或江湖，均赤心系之。
笔者生于1954年，在河南农村长大。18岁时，曾写下“早操四令”以明终身之志。[1]改革开放后，读大学、研究生，攻读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专业入门书，笔者曾反复研读。“生产与占有的一致，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必要性和有效性的实现”，是笔者在学习和思考中悟出来的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人民共和的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是笔者奋斗的方向。
“集合价值”这个概念，从1984年提出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它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与剩余价值论相对应，紧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是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论。
《集合价值论》与2013年出版的《理治论》以及将在后几年出版的《融新文化论》是笔者献给当今时代的“吉祥三宝”。这“吉祥三宝”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生根、开花、结果。
《理治论》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明三种潮流相互交汇、碰撞和融合的趋势中探讨人性本质、思维规律、社会基础和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人是讲理的，人类具有理性，人性从理。决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因是人的理性结构，由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两方面的理性构成。该书通过“理源于真，非真无理”“理成于同，不同则乱”“理立于优，不优则废”的三维理性范畴，说明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理性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宋明理学的解析，实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性价值；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的分析比较，指出了二者的异同和相互融合的趋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上的通融性和融合性。
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可融通和融合的基础上。这种认识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社会基础来自人类理性的“公约数”。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寻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路向标、向心力、聚合力和正能量，并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占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这个制高点的体现。
《理治论》将政治定义为“公共治理”。它认为，政治是“根据公共意志，掌握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共治理”。民主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民主政治主导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流趋势。只有将民主政治理性化，实行理性民主，才能将社会制度建立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坚实基础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理性民主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它强调民主与自由的统一，民主与平等的统一，民主的多数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自然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它主张根据三维理性原则建构现代民主制度，增强其具体真实性、公众认同性和社会进步性。
《理治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出发，将理性民主付诸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出了国家政治与居民政治分层治理，建立“双层、三级、四元”政治体制的设想。
《集合价值论》从经济理论层面分析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它从生产与占有的一致、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必要性和有效性的实现这三个基本命题入手，切入价值理论，逐一分析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等理论观点。通过分析比较，分别指出了它们在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上的理论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坚实的价值理论。这个价值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融为一体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历史性课题。要破解这个课题，就必须分别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提纯后的整合和“排异手术”。《集合价值论》一方面在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的剖析中揭示其基因结构，剔除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异化因素；另一方面从社会理性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脉络正本清源，纠正理论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的扭曲。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的“父本”基因与市场经济的“母本”基因融为一体，使其融合成能够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功能的新体制、新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应有的制度功能。但在“左”的理论和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革命的目标被阶级革命的目标扭曲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而不是由一个阶级的专政取代另一个阶级的专政。阶级斗争、阶级革命、阶级专政是制度革命的手段，不能用手段代替目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下，社会主义应有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元素被冲击、被破坏了，应有的和谐一致的主体关系被分化、被肢解了。
特别是革命成功后，如果不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功能实现民富国强和长治久安，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是试图用强大的国家机器维持专政性的政权，就难免落入“推翻别人的政权，自己的政权又被别人推翻”的历史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突破这种思维定式、摆脱这种历史逻辑，以制度革命的思维纠正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革命的扭曲，将社会主义定位在持续性的文明进步制度上。《集合价值论》从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主体一致的本质要求出发，着眼于主体一致基础上制度功能的实现，即生产与占有相一致、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必要性和有效性得以实现，将主体结构、运行条件和内在机制统一于集合价值规律。
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1～8章）是基础理论，分别是：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命题，说明三个基本问题的价值理论，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从社会理性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制度目标的改革创新，集合劳动与集合价值，集合价值的分解。这部分中，集合价值的形成和分解是核心。
第二部分（9～16章）是微观理论，分别是：劳动者权益与劳动就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企业制度的演变及走向，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劳动产权得以全面实现的新型企业制度，劳动与资本的复合产权结构，新企业制度的行为机制，企业家和企业团队。这部分中，企业制度创新是核心。
第三部分（17～23章）是宏观理论，分别是：公共服务，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财政定位与财政体制改革，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的常态化，集合价值规律。这部分中，税收、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创新是其核心。最后一章“集合价值规律”是对本书的总结性论述。
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融合，在融合与创新的相互递进中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是“融新文化”的精髓。《融新文化论》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中通过对国际性的各种文明潮流的分析研究，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条件和可行路径。
《理治论》、《集合价值论》和《融新文化论》被笔者视为“吉祥三宝”，希望能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吉祥”。
[1]其一：旭日喷薄出，神气对太空，举目八万里，岁月载锦程。其二：兵戎长城志，文笔是非清，为共产主义，奋斗誓终身。其三：生而大众来，死而大众去，求得满园春，苦乐畅心怀。其四：走五湖四海，经异风奇浪，盼铁树开花，思黄河水清。现用微博号、微信号“黄河水清”，是不忘初心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