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约是去年暑期前后，振立同志送来他的力作《集合价值论》书稿，嘱我作序。如今时间已过去半年有余，出版社校样都已送至案头，但“序言”却迟迟未能动笔，实在是惭愧。“忙”可能是最容易搪塞又最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我太看重为老友著作作序的机会了，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而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同时也认为至少得先把书稿的思想逻辑吃透才能张口。于是多次翻阅书稿，多次伏案电脑前又多次搁置。今天再次整理思绪，觉得还是从我俩相识相知说起，更能表达我对振立同志人品、学识及本书所蕴含思想理论的认知。

我和振立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河南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已获得高校教职，被任职高校选送到河南大学与我们同班深造。一起学习的同学总数也不过十人左右，朝夕相处，很快就混熟了。再加上我们又是临县同乡，都来自农村，有差不多相同的生活经历，感情自然愈加深厚。随后，振立考取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有一段短暂在西北工作的经历，然后就“孔雀东南飞”，到了广东珠三角地区，先是在大学任教，后到珠海特区进入党政系统，从事政策研究和开发区管理，直至退休。我则于1985年毕业留校，“一土到底”，一辈子扎根河南。虽然从相识至今将近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天各一方，我在中原立足，他则从西北到岭南，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但我们始终没有中断过联系。对于他的每一次移动，我都差不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对于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也了如指掌。其间，我们之间的直接交往多是我去取经叨扰。印象最深的是两次，一次是1997年，我们受某地政府委托谋划开发区发展战略，我带队组织相关人员赴珠海考察，振立当时正在主持珠海三灶开发区建设，那时三灶岛还是滩涂一片，满目荒凉，他则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他的创业开发计划，还请我们在珠江一个入海口的桥底下美美吃了一顿最好的海鲜大餐，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再一次是2008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深圳过年，特意抽出时间从广州去珠海看望振立，他又是以最大的热情款待我们，把我们请到一座小岛上吃鳄鱼肉，把我们家老太太惊出一身冷汗，当然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2016年，振立退休后我们在郑州相聚，谈他新的创业计划，此时我主持的中原发展研究院智库建设也正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急需高人加盟，在我一再盛邀之下，振立终以“讲座教授”身份成为我们智库团队的重量级专家。时隔三十多年再聚首，为着我们心中共同的那份期盼家乡更美好的心愿，结伴贡献我们余生的光和热，这是人生一大幸事。

振立待人以诚，做事以真，始终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与振立的友谊，使我的人生更加充实。

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振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过三年饥荒，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又目睹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之千年未有巨变，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的百年战乱动荡距离我们也不遥远。所以，从青少年时代起，在我们的心灵里就长出了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那样？急切地要找到答案。我们渴望找到甚至创造能够揭示历史真相、解释现实并指引未来的理论，希望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施展自己的抱负，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在振立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8岁他就写诗明志，要“生而大众来，死而大众去”，“盼铁树开花，思黄河水清”，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30岁在与我们一起读研期间，他就拿出了尝试从整体上解释当代乃至未来经济体系架构及运行规律的“宏论”，让我们感到震撼。日后虽然长时期离开教学研究机构入仕为官，但思考和著述一刻也没有停止，当三十年后我们再聚首河南大学时，振立同志已出版讨论国家治理问题的政治学著作《理治论》，手握讨论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问题的《集合价值论》，讨论社会文化问题的《融新文化论》也已成竹在胸，他称其为献给这个时代的“吉祥三宝”。振立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丰硕的学术成果，真有点让我们这些一辈子守在高校教学研究舞台的读书人汗颜。

振立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还在于其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多年工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但从未忘怀中原故乡，并把对家乡的情感寄托在黄河治理上，他不仅一直潜心研究治黄方略，著有治黄专著，而且在受聘于中原发展研究院讲座教授以后，以中原城市群及郑州大都市区生态建设为切入点，联系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和黄委会黄河治理规划建设专家，深入讨论，写出有理有据的研究报告，为政府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为中原发展研究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经济学是我们的本行，三十多年来，从同窗争论到日后断断续续见面聊天，尤其是振立重回大学舞台以后密集讨论的，基本上都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问题。对于他的经济学思想，虽然在三十多年前他的“宏论”问世时我已略知一二，去年拿到《集合价值论》书稿后又多次翻阅，但说实在话，至今能够理解的还是框架梗概，其精髓仍未真正完全弄懂。根据我的认识，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也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到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止，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从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的演变，也是从投入和成本分析到效用分析的演变，但这些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尝试用一个概念浓缩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及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及马克思那里是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在效用学派及其代表人物那里是边际效用及消费者剩余。所有问题都从这些核心概念出发，最后又都回到那里得到解释和说明。后来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撇开了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这些在经济活动背后起作用，现实中无法触摸和观察的东西，回到表象上来，用供求和价格将所有经济活动浓缩为均衡和资源配置问题，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振立同志沿着这一思路，尝试着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均衡理论融汇起来，结合自己对理想经济制度架构的理解和中国变革中的现实，给出理论逻辑上自我闭合的解释。“集合价值”就是振立同志自己发明的用以解释经济活动现实及演化趋势的核心概念。这种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以及多年来持续打磨凝练的毅力，也是我欣赏和佩服的。这套理论体系记录了一个经济学人的思想轨迹，为后学者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

自19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理论更是大跨度前进了，新的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层出不穷。一个人要在完全吃透和掌握这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再创新，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但实践在前进，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理论的探索空间永远存在。希望振立同志持续探索，未来不断有新的理论成果奉献出来。也希望早日看到《融新文化论》面世。

耿明斋

2019年4月2日

于中原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