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如何扼杀增长

贫富不均问题在全球范围加剧，引发研究这一现象起因和结果的新风潮。不管身处何种意识形态，你都很难反驳这样一种说法：一定程度的贫富不均有利于推动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而严重或迅速加剧的贫富不均则会扼杀增长。

这种说法的基本逻辑在于，随着收入的增长，富人的消费在其新增收入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并低于穷人和中产阶级，而储蓄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富人在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已经消费充足，因此，在财富继续增长时，他们已无须在这些基本消费品上进行消费，或鲜有消费。而当穷人和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现金时，他们首先需要满足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去购买食品和服装，品尝更新鲜的牛肉，或启动原本因没钱购买汽油而取消的周末旅行。按照经济学家的术语，随着收入的增长，富人会拥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³⁾。于是，当富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不断提高时，消费支出总额的增长反倒会放慢，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速度。

这种观点的第二层内涵涉及贯穿本书的主题：变革。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无疑来自IMF研究院的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他们明确区分贫富不均的程度与“增长的高峰、低谷和稳定”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后者在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他们认为，在战后时期，拉美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频率并不低于被人们奉为“奇迹”的亚洲国家。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拉美国家增长的高速期往往持续时间较短，而且更有可能因猛烈的“硬着陆”（violent endings）而夭折。如果按照它们追赶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来衡量，硬着陆不仅使它们此前的短期增长消失殆尽，甚至会让经济倒退很多年。增长为什么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结束？伯格和乔纳森发现，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拉美国家严重的贫富差距：“贫富不均会阻碍增长，背后的部分原因可以理解为，贫富不均就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而再分配本身就会削弱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贫富不均不利于增长，但税收和财富转移未必是正确的解决手段”。

当然，他们并非认为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要求一定会阻碍增长，而是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权衡轻重的问题。在一次圣地亚哥的会面中，智利前总统皮涅拉对我说：“必须以两种手段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这意味着，要找到一种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推动财富平均分配的投资模式。

当新兴市场国家通过社会福利计划，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投入（譬如巴西和印度最近采取的措施，随后又决定迅速增加开支），增长会遭遇最严重的威胁。当大量资金用于解决贫困问题时，可能会造成政府预算失衡，导致政府机构臃肿低效，并最终遏制维系社会福利所必需的增长。伯格和奥斯特里也发现，较低的收入均衡程度往往对应较长的高速增长期，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穷人就拥有了他们所需的财务手段来实现自我发展，比如投资教育或创办小企业。

但严重的贫富不均则会放大高速增长期结束时爆发的金融危机。当繁荣达到疯狂阶段，财富的高度集中会刺激富人将很大一部分财产投入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进而招致仇富心理的炫耀性消费。当不可避免的危机降临时，必然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化为灰烬。

当危机爆发时，政治家必须清楚，谁将成为损失的主要埋单者，而由此引发的不满和怨恨，必然使债权人和债务人难以达成一致。就在欧元区国家为解决希腊债务危机而绞尽脑汁时，希腊的债权人和当地的普通民众选择袖手旁观。面对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他们根本不急于向水深火热的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几十年来，希腊的富人几乎无须纳税。到2015年，民怨已清晰可见，恐惧笼罩着希腊经济。那年夏天离开圣托里尼岛的一家酒店时，酒店总经理和他的助手不断叮嘱我随身携带账单和信用卡刷卡单。如今，海关官员会抽查游客，核实酒店是否接受现金的证据，因为游客接受现金支付可以帮助酒店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