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大亨与互联网新贵

用好和坏为亿万富翁贴标签，是这项规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即使超级富豪在一国财富中占据不寻常的比例，家族企业遏制竞争，但只要这些财富集中于生产性企业，他们依旧是推动增长的积极力量。如果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开发智能手机的新型应用程序得来的，而不是借助政治势力进行强取豪夺，那么，他们依旧值得社会尊重。

和发达国家一样，在新兴市场国家，低比例的“坏富翁”也可以弥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缺陷。在韩国，主宰国家经济的家族产业之所以没有成为众矢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韩国人从很小起就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体会爱国情怀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比如缺乏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成为工业强国。尽管家族产业的影响力在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有一个事实并未发生变化：在韩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很少（仅有5%）来自易遭受腐败侵蚀的行业，这让他们不倾向于以炫富方式展现其影响力。此外，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也让企业家们看到竞争的希望。韩国出现一大批新晋的亿万富翁——如白手起家的化妆品巨头、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庆培（Suh Kyung-bae），他在全世界掀起一波韩范时尚大潮；从事在线游戏产业的企业家、韩国游戏公司世曼凯（Smilegate）的创始人权赫斌（Kwon Hyuk Bin），其开发的游戏“穿越火线”（Crossfire）已风靡中国。

在中国台湾地区，亿万富翁拥有的巨额财富及其对财富继承的依赖性，在本质上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从事产业的生产性减弱。在中国台湾地区亿万富翁拥有的资产中，由生产性企业创造的财富比例很高，达77%，而且主要集中于全球知名品牌计算机的制造和组装。有些企业专门生产苹果手机及其他苹果产品的零部件。他们的环境富有企业家精神，在这种环境下，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大多数企业的生存形态。此外，中国台湾地区富豪的财富量级通常也较为适中（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亿万富翁之间）。2015年，全球约有1 800位亿万富翁，他们的平均资产约为39亿美元，而中国台湾地区亿万富翁的平均资产则为20亿美元。与韩国富豪一样，中国台湾地区的亿万富翁也习惯于保持低调，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存在安全问题。

在发达国家，“坏富翁”的低比例也减少了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问题引发的政治纠纷。在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中，“坏富翁”财富比例最低的国家是意大利（3%）和德国（1%）。尽管德国经济和意大利经济缺少共性，但富豪阶层几乎不涉足“寻租行业”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德国，亿万富翁创造财富的手段是众多的生产性企业，从滚动轴承到宝马汽车，从远洋运输到软件设计，从消费品到谷歌，几乎一应俱全。谷歌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就是一位极富远见的德国人安德烈亚斯-冯·贝切托尔舍因（Andreas von Bechtolsheim）。尽管2015年新近的富豪榜中很多德国人都出自老牌公司，但其中至少有3人从事的是互联网创业企业孵化，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桑维尔（Samwer）三兄弟。他们的经营模式是将美国的互联网业务从欧洲克隆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种照搬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争议。2014年，亚历山大、马克和奥利弗三兄弟在柏林拥有的火箭网（Rocket Internet）公司公开上市，德国由此多了3位新科亿万富翁。

在瑞典，“好富翁”也呈现出增长趋势。尽管他们确实非常富有，而且也继承了巨额财富，但我猜想，他们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在发达国家当中，从富豪阶层拥有的财富总量及继承财产的数量两方面看，瑞典均名列前茅，但其在质量上则排名第三，因为在瑞典的亿万富翁中，只有5%来自传统的“寻租行业”，而且大多数财富源于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包括时装业的H&M及从事家具零售业的宜家。这些全球知名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海外市场，并且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瑞典，因此，他们根本无须去争夺有限的国内资源。然而，亿万富翁的巨大财富及根深蒂固的家族经营模式，依旧可能阻碍瑞典的经济增长，尤其在绝对差距太大而引发民众不满时，这种可能性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

这样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美国。在那里，“好富翁”与“坏富翁”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模糊化。在财富排行榜的前十大富翁中，尽管很多人已入列几十年，但是凭借他们所拥有的公司——如微软、伯克希尔·哈撒韦、甲骨文或是沃尔玛，任何经济体都会不断提升其全球竞争力。而有幸能跟在这十大富豪身后的亿万富翁，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涌现许多高科技业务富豪，如雅虎的杨致远，但他们如今已不知去向。而在最近几年，一批从事移动互联网软件业务的精英浮出水面，如推特的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高朋团购网站（Groupon）的创始人埃里克·莱夫科弗斯基（Eric Lefkofsky）以及瓦次普（WhatsApp）创始人简·库姆（Jan Koum）。他们借助全新的高科技业务一举成为亿万富翁。在硅谷，也曾出现过因科技开发人员与纯服务人员之间收入差别不断扩大而引发的抗议。在美国，这些发迹于高科技领域的大亨被视为顶级名人。从电动汽车到太空旅行，都是新晋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涉猎范围，很多学术评论对他“正在改变世界”的发明大加称赞。

硅谷的亿万富翁里从来不缺少民间英雄，因为消费者确实喜欢他们提供的服务。《福布斯》杂志曾指出，在面世后的6年间，瓦次普赢得7亿追随者，这已经远远超过基督教在前19个世纪里赢得的信徒。越来越多新技术业务被市场迅速接受，这成为他们的特征：从爱迪生发明电，到1/4美国人开始用电，中间历经四十几年。此后，形成发明到被市场接受之间的时滞不断缩短，收音机用时30年，个人计算机用时15年，万维网用时7年，脸书（Facebook）更是只用时3年。因此，马克·扎克伯格能成为民众偶像和好莱坞纪录片的主角并不难理解。脸书在201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即世界上任意两人，其中一人最多通过另外6个人就能认识对方）理论已不再成立。今天，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个理论应该修订为“4.7度分隔”，即任意两人之间只需4.7个人即可相互认识。这要感谢互联网领域的亿万富翁。

在当下的美国文化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典型意义上的“坏富翁”。因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现代版的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或其他20世纪初的强盗式贵族。即便人们抱怨微软和谷歌之类的公司已成为企图操纵高科技领域的“死亡之星”（Death Stars），但是在某些狂热的科技圈以外，这些富豪级创始人始终是令人膜拜的人物。实际上，包括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内的美国顶级富豪，就曾公开呼吁富豪们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就像洛克菲勒晚年时那样），并提倡以征收高额遗产税来遏制家族性财阀的形成。或许有人会认为，典型性“坏富翁”应该来自石油、天然气等“寻租行业”，比如洛克菲勒的名望和财富就来自他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但是在美国，依靠石油创造新财富的源泉，则来自于以前无法触及的页岩油，而这种创造财富的手段就是新的石油、天然气开采技术。因此，在这些新的美国富豪中，许多人不能归入被泰尔称为“技术失败”（technological failure）的那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