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爱国斗争

20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此，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生长在这个极其动荡、变革的时代，青年张希尧树立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担当。早在学生时代，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声援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考入东大后，在爱国人士车向忱、阎宝航等人的影响下，他带领东大学生推广平民教育、提倡国货、拒毒销烟、宣传国民常识，开展外交斗争，成为东北大学从事救国运动的核心人物。学生时代的张希尧与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一起，试图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途径来拯救危亡中的中国。

一、立志为尧舜

190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希尧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房木镇房木村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他在兄弟们当中排行老二。兄长张德恩，在家协助父亲掌家，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故土。弟弟张德润（后改名张雅轩、张金辉），比他小6岁，后来跟随他上学、抗日、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实际上，张希尧的祖籍在山东西北部的掖县（今莱州市）。晚清年间，由于山东遭受灾荒，张希尧的曾祖父张克训不得不带着四个儿子，靠着打铁的手艺从掖县一路走到辽宁岫岩县小木古峪，在那里落了户。1912年，张希尧6岁那年，他的祖父张明钟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从岫岩县迁往西丰县（边外）的房木镇房木村落户，在当地开了铁匠炉，起名“福发”。张家店铺的门口悬挂着灯笼，上面写着“福发炉记”几个字，有些口袋上也印有“福发炉记”的字样，这些字通常是用墨汁打印上的，也有手描上去的。张希尧家在西丰县房木镇落户的头几年，一直以打铁为主，家里的男人们每天很早就起来，为过往的马车钉马掌。由于全家男人都打铁，他们的手掌变得很厚实，乡亲们管他们叫“张家父子兵”。后来，老张家因打铁有了一些积蓄，就开始买地、种地，逐渐转为以务农为主[2]。

为了积攒钱财置地，张希尧的父亲和叔父对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处处精打细算，克扣得很紧。张希尧少年时帮着家里放猪，冬天脚后跟受冻，裂开的口子像小孩儿嘴那么大，从里往外渗出血水。即便这样，家里为了攒钱，也舍不得给他买双乌拉，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给他缝制了一双布袜子，在外面涂上一些桐油用来御寒。张希尧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历练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后来常说：“咱从来也没有那么好地过过，咱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过。”这为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不怕困难、不惧艰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张希尧入西丰县立房木镇两级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创办于1906年，是西丰县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初小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读经，以及体育、音乐、美术，高小还多了历史、地理、格致（即自然常识）等科目。张希尧念书刻苦用功，加上他天资聪颖，每次在班里的考试成绩都是数一数二。少年时，他还喜欢吹小号，在学校当上了鼓乐手的领队（当地人叫“号答儿”）。后来，他到西丰县中学读书时，一直都把小号带在身边，只要有空儿，就到离学校不远的小南门练习吹号。

1919年春，张希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丰县唯一一所中学——西丰县立中学。这所中学始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据1938年的《西丰县志》记载：“校址校舍占用（西丰县城）南康街新建筑之游民习艺所房舍。”当年在校园里栽种的几棵柳树如今还在，树干粗壮得很难用手臂环抱。张希尧入学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个以爱国青年学生为先导，工人、商人、市民等小资产阶级群众广泛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消息传到西丰县后，张希尧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希尧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增强了反帝爱国的思想观念，他立志要像古代的尧、舜那样爱国爱民，并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德厚改为希尧，以此明志。

张希尧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平均地权”的思想。有一年，村里老范家种的地顶占了他家的地头儿，两家为地界争执不下，甚至还打起了官司。张希尧知道后，便劝说自己的父亲，宁可吃点亏也不要和老范家打官司。最初，张希尧的父亲不依不饶，他就再三劝说，并将以后要平均地权的思想向父亲讲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父亲也不想让两家因为争执地头儿而结下怨恨，终于同意撤了官司，把地头儿让给了老范家。

在乡亲们的眼里，张希尧是个古道热肠、爱帮助人的青年。有一年冬天，他从县立中学回家过寒假。一天半夜，他迷迷糊糊地听见房木北大河那边传来一阵阵“啪、啪”甩马鞭子的声音和车把式的吆喝声。原来是几辆去开原卖粮食的大车，被河面上冻结的“冰坎子”挡住，挤成一团，无法通过。张希尧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领着家里的伙计跑出去，帮着砍河冰、清路障，一直到卖粮的大车顺利地通过后，才又回家躺下继续睡觉。

中学时代的张希尧便接受了革命思想，伸张正义，敢于同强权斗争。1922年，同学们发现西丰县立中学校长贪占学生伙食费，但由于畏惧他的权位，敢怒而不敢言。张希尧挺身而出，发动全校6个班300多名同学集体罢课抗议，要求县里对校长的贪污行为做出处理。由于全校学生行动一致，在县里引起震动，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县教育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将这位校长撤职，并且追回了赃款。而张希尧却因为带头组织学生罢课被学校除名，不得不改到邻县的开原中学就读。他为了同学们的利益，不怕个人遭受打击报复，这种正义和勇敢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在他离开西丰县立中学的那天，不少同学都出来为他送行，还有人甚至落下眼泪。年轻的张希尧在这次罢课斗争中不仅爱憎分明，还表现出不凡的组织能力，这在他后来的抗日救国斗争中日渐突出。

二、“六一〇运动的干将”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出现了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倡导民主和科学，开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民族复兴之路。学生时期的张希尧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进步人士一起，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

1923年，张希尧从开原中学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奉天第二工科高级中学。奉天（今沈阳市）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希尧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大城市，眼界开阔了，见识增多了，思想更加活跃。他在学校除了勤奋读书以外，更加关心国家政治时局的变化，闲暇时间常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是一个宗教教育机构，倡导“德智体群美”，宗教性小，而社会教育范围大。这种新兴的机构倡导新颖的内容，开展了新的活动形式，在中国创办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受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青睐。1913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给古老而陈旧的沈阳社会加添了新的因素、新的颜色，以致引起了人民求新的观念”[3]。青年会举办英文夜校、阅书室、游艺室，以及网球、排球等球类活动，组建各种学习小组、读书会，开展科学的演讲会等，具有浓厚的新文化性。来者不仅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会成员以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连少帅张学良都经常光顾这里。基督教青年会成为进步青年学习科学和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深深吸引了张希尧。他在这里读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报纸书刊，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阎宝航、苏子元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进步人士。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阎宝航，字玉衡，辽宁省海城县望台乡小高力房村人。他于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同年4月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得到了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后来发展成为具有6个分校的完善的教育机构，影响较大，阎宝航一时间声名鹊起。1921年，他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总干事美籍丹麦人普赖得对其非常赏识。1927年，他受张学良资助去英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苏子元是辽中县人，1919年毕业于辽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在阎宝航的奉天贫儿学校任教。不久，经阎宝航介绍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苏子元在这里认识了上海党组织派到青年会工作的美术专科学校的共产党员韩乐然[4]，并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将上海党组织寄来的《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在青年会的进步青年中传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奉天的传播。1925年，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到奉天建立党组织，苏子元介绍青年会的韩乐然、阎宝航、高子升、吴竹村以及一些进步学生与任国桢建立起联系，对奉天党组织的建立给予有力支持。苏子元本人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准备发展阎宝航入党[5]。张希尧在基督教青年会与阎宝航、苏子元相识，共同的救国思想和爱国情怀使他们一见如故。他们不仅探讨中国在积贫积弱状态下如何谋求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还积极参与各项革命运动，共同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制造了五卅惨案，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残暴地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由此，在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浪潮。在中共影响下，在奉天第二工科读书的张希尧与广大进步学生一起投入声援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

五卅运动后，中共派共产党员吴晓天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到奉天，与之前北方区委派来的韩乐然、任国桢等共产党员一起，共同领导奉天学生的爱国运动。吴晓天提出应在奉天组织青年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开展反帝斗争。任国桢建议首先应该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以进步青年为骨干，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他们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青年苏子元与奉天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取得了联系，并于6月5日成立了奉天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小河沿的医专。第二工科的学生领袖张希尧担任了学联的执委，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奉天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请愿活动。他作为第二工科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苏子元在小河沿医专秘密召开的奉天各校学生代表的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如何组织声援问题。会议决定，将于6月10日发动全市各校学生到省公署门前举行请愿活动。

张希尧回到学校后，马上把进步同学们召集到一起，传达了会议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参加这次请愿活动。6月10日清晨，他带领本校同学徒步来到城内金银库街省公署的门前，与小河沿医专、奉天省立第一师范等19所学校的同学们会齐。小河沿医专的同学把事先做好的小旗子分发给大家，还有人把写在大幅白布上的标语展开到省公署前请愿。由于这次活动组织得比较周密，事先又很好地保守了秘密，奉天当局面对这“突如其来”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毫无戒备，紧急调来荷枪实弹的军警，把省公署前的广场围了起来，勒令请愿的同学们散去。在场的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动摇，大家席地而坐，选派出学生代表，宣读了请愿书，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同时向奉天当局提出五项要求：“1.通电援助并慰问上海学生；2.募款救济；3.与英、日两国经济绝交；4.请政府向外国交涉；5.学生游行示威。”[6]

最初，省公署对于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一概拒绝，严令学生撤离现场并且扣留了请愿学生代表。静坐请愿的同学们丝毫没有畏惧和退却，马上又选派出第二拨学生代表。提出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坚决不撤离现场。他们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小旗，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扣押的学生代表，从而博得周围群众的支持，甚至加入游行队伍之中。双方从上午9点一直僵持到下午3点多，后来由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出面与当局交涉，省公署才勉强答应了学生请愿的部分条件。奉天学生组织的六一〇运动初步取得了胜利。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当局采取的缓兵之计。当天晚上，警察将参加请愿的学校全部封锁起来，不准学生出入校门，张希尧等参加请愿的学生代表被驱逐出校外。教育厅因害怕学生再聚众闹事，紧急下令6月13日提前放暑假。奉天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宣布与外国人办的学校断绝关系。满洲医大、南满中学以及同文商科学校的一部分中国学生愤然退学，并在6月13日《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合作以声援上海之惨案》的宣言。为此，日本领事馆强迫奉天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将这次学潮的“激烈分子”驱逐，制止事态扩大。仅奉天第一师范的学生就被开除了24人。张希尧因为积极参加六一〇运动，也被第二工科校方开除了。这是他因为参加爱国运动第二次被校方开除，但他无怨无悔，因为此时他内心已明确，若要拯救危亡中的祖国和人民，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张希尧回到家乡后，又参加了西丰县中学在6月16日举行的声援五卅运动的请愿游行。

张希尧等人参加的六一〇运动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在辽宁乃至全东北都是前所未有的，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次请愿只是发生在奉天，但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大连、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也纷纷组织声援活动，公开进行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经历过这一次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的洗礼，张希尧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了。因他在这次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被苏子元称赞为“六一〇运动的干将”[7]。

三、在西丰县立中学任教

尽管张希尧被第二工科开除了，1926年他凭借扎实的学习功底，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大理工学院预科，这意味着他很快就要成为东大的学生。东北大学这所全国知名的学府，以其优越的师资条件和国内影响力，吸引着像张希尧这样的莘莘学子。然而，正在他憧憬圆梦大学时，家中的突然变故使其学业受到了影响。

1926年，他的胞弟张金辉小学毕业。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不能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他的父亲和叔父商量后决定让弟弟张金辉辍学，留在家里干农活儿、娶媳妇过日子。这个决定对于聪敏好学的张金辉来说打击很大，他很苦恼，也很无奈。为了能让三弟继续上学，张希尧和父亲、叔父谈判，主动提出自己可以暂时先不上大学，而是去县里中学做教师，赚钱供三弟读书。起初，家里不同意，张金辉只能一边帮着父亲种地，一边在家偷偷地补习功课，每天起早睡晚。张希尧看到三弟这么刻苦，一面帮助他补课，一面再次劝说两位长辈，不能让这么好学又有天赋的弟弟荒废了学业。张希尧的舅父也从旁帮着说情，最后家里总算是松了口。但条件是，在张金辉中学毕业之前，张希尧不能上大学，要教书挣钱供他读到中学毕业。张希尧慨然允诺，主动放弃了入学机会，在西丰县立中学担任初中数学和理科（博物、物理、化学）教员。

西丰县立中学是张希尧的母校，高才生再次回归母校，让曾经教过他的教职员工感到欣喜，欢迎他加入教师的队伍中。当时他未满21岁，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员。在县立中学，班上多数学生的年龄偏大。张希尧虽然身为老师，却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再加上他待人厚道、平易可亲，不少学生都愿意和他亲近。像朱大光[8]（原名朱承泽）、孙达生（原名宋介农）、阎宝勤、宋黎、王恓忱[9]、张金辉、张直卿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事，张希尧对他们谈起中国现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等，尤其是长久以来日本一直对我国东北存有的觊觎之心。他还将自己亲身所见所感讲述给学生听。一次，他在离学校不远的小南门，亲眼看到一个日本人带着他的朝鲜随从去南河钓鱼，途中要过一道浅浅的小水沟。这个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个子矮、腿短，无法一步跨过去，便命令那位朝鲜随从屈身伏在水沟里，日本人用脚踏在他的脊背上颠了几下，确认稳当之后，才从他的身上踏步而过。眼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张希尧，他在班上对学生们讲，这件事让他深感亡国之惨。日本对东北贪得无厌，久有侵略之心，近来更加显著。同学们要奋发图强，唤起同胞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否则，下一个亡国的可能就是中国，中国人也会和朝鲜人一样成为亡国奴了。他劝诫同学们要始终如一地爱国，不要只是五分钟的热血而已。张希尧还以自己在奉天参加学生请愿活动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讲述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形成的反帝斗争高潮情况，从而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据张希尧的学生孙达生后来回忆，西丰县地处辽北，较为偏僻闭塞，文风并不盛，人民容易受传统思想的束缚，革命活动没有奉天那么活跃。但是由于张希尧的联系和影响，奉天的革命活动很快传到了西丰县。比如，在五卅运动纪念日、每年的“五九”国耻日等，张希尧都发动同学组织爱国纪念活动，发表演讲，张贴标语等。对于学生来说，张希尧不仅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肝胆相照的兄长和进步思想的启迪者。学生们的许多想法都愿意与他交流和探讨，听取他的建议。张希尧适时引导，向他们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火种。后来，孙达生、朱大光、宋黎、王恓忱以及胞弟张金辉等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东北的抗日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希尧年长张金辉6岁，既是兄长又是他的老师，在张希尧教书期间，每个星期天都给在西丰县立中学借读的三弟张金辉补习英文。兄弟俩在学习之余，常常聊一些政治话题。如张希尧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夺取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他们让日货充斥中国市场，这实际上是没有硝烟的侵占行为。况且，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止于此，他们眼中盯着的是东北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矿藏，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所以要特别警惕日本的军事侵略。张希尧的这些分析和看法，烙在了三弟的思想深处。他立志努力学习，像兄长一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借读西丰县立中学的第二年便获得了免学费的奖励，家里也同意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于是，张希尧没有了经济负担，不久便辞职回到奉天，准备再次考取东北大学。1929年春，张金辉因反对时任西丰县立中学校长一家人占据学生宿舍、雇用教员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组织全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结果，他也和张希尧当年的遭遇一样，被县立中学开除了。家里知道张金辉被学校开除后大为恼火，责骂他带头闹事，不好好读书，强令他待在家中种地。张金辉每天同家庭做斗争，最后在二嫂（张希尧那时已经成家）和自己还没过门儿的媳妇（父亲给他订的亲）暗中帮助下，揣着30元钱，不辞而别，到沈阳去找二哥，想办法继续读书。

张希尧在西丰中学教书期间，反复思考为什么日本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工业化、变成军事强国的问题。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试图接触西丰领事分馆的日本人，通过关系以到领事分馆当汉语教师为名，跟他们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这件事曾一度引起了师生们的误解。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原因后，才解除了大家的疑惑。在同日本人接触中，张希尧深感中国的落后，立志要进一步学习科学技术，科学救国。在县立中学任教时，他仍继续复习文化知识。1928年秋，他重新考入了东大理工学院，被录取为预科18级[10]学生。

四、协助车向忱开展平民教育

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1929年，张希尧考取了东北大学理工学院本科，被物理学系和化学系同时录取，他选择学习化学专业，成为该系本科22年级学生[11]。张希尧入学后，不仅认真学习专业理论，同时更加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课后常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躲进北陵树林里的僻静处，偷偷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张希尧和进步学生一起秘密在理工大楼的顶层开会，商量如何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制订一个东北抗日工作五年计划[12]。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以张希尧为首的爱国科学小组，小组成员有董学礼[13]、黄宇宙等人。他广交朋友，研讨救国之策，成为东大爱国学生运动中的核心人物，被选为东大学生会主席。

这个时期，张希尧立志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力图拯救危亡中的祖国，尤其热衷于平民教育运动。在这方面，车向忱对他影响较大，他们的关系也极为亲密。车向忱比张希尧年长7岁，时任东北大学附属中学和第一高中教员，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在民族危机时自强图存，认为救国先救民，救民先教民。他自1925年从中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立志终身从事平民教育，在奉天的第一监狱内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到1928年，连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平民学校，共办了9班。他认为，在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而危亡在即的东北地区，平民教育应该与反帝斗争相结合。他指出，我国号称文化之邦，而教育却不普及，80%的民众目不识丁，“以如许之民众又何以御外侮，与列强争生存；即以内政而论，又何以为主人翁。无怪我国之内政不修，外交不振也。欲除此弊，非平民普受生活必须之基本教育不为功，此等教育即轰动全国万口疾呼之‘平民教育’是也”。[14]他联合辽宁省教育界人士扩大平民教育活动，就是“救济吾省1200万不识字之民众”。他于1928年在奉天创办了奉天平民服务团，同年9月改组为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11月又改组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经过他的宣传和实践，平民教育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影响。

针对有人认为他思想“左”倾、搞平民教育反对政府的问题，他向张学良解释道，他办平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觉悟，反对日本侵略，从而获得张学良的认可。教育厅长吴家象也非常支持他，平民教育得到奉天当局的重视，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成为官民合办的团体，辽宁省教育厅、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合办，会址设在辽宁省教育厅内，张学良担任了辽宁国民简易促进会的名誉会长，车向忱为主任干事。他一方面在奉天继续创办平民学校，另一方面动员各大、中学学校学生深入乡村，办简易学校。在经费短缺、条件困难的环境中，他不断呼吁，得到各方的赞助和支持，如张学良1929年春“惠助现大洋五千元”[15]。经过他和各界人士的努力，辽宁省共创办平民学校200多处，开展扫盲教育，涉及全省20多县，扫除文盲近万人，“使失学男女得受国民必需之基本教育”[16]。车向忱因热心教育的爱国之举被大家尊称为“东北甘地”。

张希尧对车向忱开展平民教育极为赞同。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教育是国家根本大计，简易教育是救国的教育。千百年来，劳苦大众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受苦受穷，没有文化，目不识丁。要唤醒民众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首先要让他们学文化、长知识。他应车向忱之邀，参加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和辽宁国民教育促进会。他利用在东大读书期间的节假日，到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中间，“真实地做平民的朋友”，大力兴办平民夜校和识字扫盲班，在教书识字过程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同时，为了让东大的校役“能识字读书，具有公民资格”[17]，他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东北大学校役的夜校工作。1929年9月，张希尧当选了东大理工学院附属校役夜校第7期庶务股长。该夜校学习的科目包括初小或高小国文、算术等，每晚授课两小时，教员由理工科的学生志愿担任。张希尧负责夜校班所需物品的购置、收放以及资金存放、支出等各项事宜，在他的认真管理组织下，夜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校工的素质显著提高。

开展平民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宣传上，还必须重视实践。张希尧接受了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委任，利用寒暑假时间以自己家乡西丰县作为试点，接洽热心人士，办简易学校，开展平民教育活动。1929年暑假期间[18]，张希尧回到家乡西丰县房木村。他以辽宁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会员的身份，分别拜见了村长杨书言、村副陈子明、陈思政、村会各职员、公安队书记王绩卿、区立第一小学校长程冠鹏、教员文蕴珊等，请求协助在西丰县房木村开展平民教育，他们皆表示赞助。他在街头巷口张贴布告，到处宣传读书之用处。然而，尽管大力宣传，乡民们对此仍持观望态度，三天时间报名者仅6人，其中还包括学生2人。于是，张希尧只能挨家挨户登门动员、劝导。有慷慨者立即入学，也有人虽然表面赞成这种举措，但是内心却认为读书耽误农活，以各种理由拒绝。张希尧以桑梓关系进行开导，笑道：“放心吧，你老，误多少我来补。”[19]经过他的广泛动员，学生数量大增。据张希尧统计，全村男成年者30多人，牧童35人，女子成年者3人，均30多岁，十六七岁的有20多人，10岁左右的31人，街最东端有女生31名。借郭万春富户家房子开办简易学校。在校分男女两班，午饭后上课3小时。他教授千字课课程，对民众进行识字普及。除了正课外，他还进行了许多国耻教育和打破迷信的演说。

张希尧办的简易学校将“救愚”和“救亡”结合起来，反响很好，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久邻村民众便热情地邀请他去邻村讲课。他讲的题目为“日本对华之侵略”，他讲到五卅惨案、济南五三惨案及新民霸地惨案等，号召大家认清形势，认清东三省在国际之地位，以及日本对东北的侵略野心等。强调兴办简易教育之必要，学习文化，掌握知识，具有民族意识，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有益之事。会议除了中饭时间，从早上10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听讲者达180人。听过张希尧报告后，村民大受教育，很受启发。在张希尧的建议下，该村村长侯文孚等决定也组织简易学校及国货公司，不久就招收了学生30人，由该村小学校长负责。张希尧在暑假创办的房木村的简易学校，自7月24日成立，让140名乡亲们都接受了平民教育[20]。学生们能默写千字文者达三分之二。到8月19日，因农事繁忙解散了。张希尧与程校长商议，继续组织夜校，让这些民众继续接受教育。与此同时，他的学生朱大光在西丰东双河站也扫盲了14名民众。王佐才、关善庆在西丰第一小学开办简易学校，也使50名民众受到教育。不久，西丰县国民简易促进会成立，西丰县的平民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0年暑假，他又在西丰县城带头创办了识字班，为了动员大家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他在县里的公园、老市场、戏园子讲演。几十年后，曾经听过他讲演的乡亲李永庆仍然记得，当时他以德、英、美、日各国与中国在普及教育程度上的悬殊差距，激发大家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他说：“在世界教育普及会议上，德国代表先发言说，我们教育普及才百分之九十五；英美代表接着说，我们赶不上德国，才百分之九十；日本代表说，我们很惭愧呀，才百分之八十五。轮到中国发言，我们的代表说，中国受教育的才百分之十五。”张希尧接着说：“咱们国家的文盲太多，国家咋能富强而不受列强欺负？！”[21]他以各种方式力图唤起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普及国民教育。在他的组织动员下，家乡的许多民众在平民教育活动中不仅学习到文化知识和国民常识，从中也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张希尧在家乡倡导创办识字班，得到了县里各方面的支持和响应。县城内不少小学校都办起了识字班，由学校老师义务讲课。那时候，女孩子上学的人数太少，为了鼓励青年妇女学习文化，识字班不收学费。其中，县里北太小学创办识字班最为积极，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敲着锣鼓、吹着铜号上街宣传，招收学生。后来，县里成立了民众教育馆，负责统筹全县的民众教育，村村都成立了民众学校，招收学生没有年龄限制，也不收学费，为了解决平民学校师资不足，还专门在县里的孔庙举办了师资培训班。开办识字班这种做法，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

五、参与发起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

随着平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唤起民众反日救国”成为张希尧、车向忱等人为之奋斗的目标。1929年夏，张希尧除回家创办识字班外，还与阎宝航等人在沈阳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22]（简称国民常识促进会）。名誉会长是张学良，阎宝航、王卓然为董事，车向忱担任主任干事。会址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地下室。国民常识促进会表面看是一个群众团体，实际是一个反日爱国团体。张希尧以东大学生身份参加发起成立这个团体，是车向忱开展此项活动的最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和联络者，他号召许多东大同学都参与了这个爱国团体。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他在西丰县立中学的一些学生先后也考取了东北大学。朱大光于这年2月考入东大教育学院博物馆专科，张金辉和宋黎于同年秋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东大预科。孙达生、王恓忱在此之前也考入了东北大学。西丰中学的这群师生在东大重新相聚，张希尧又成为这些进步学生群体的核心。车向忱通过张希尧将东大学生组织起来，推动国民常识促进会各项活动的开展。在张希尧等人的组织动员下，东北大学及各师范大学学生占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员的大半[23]。

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传国民常识，普及国民知识；另一方面是提倡国货，反对日货。国民常识主要包括党义、国耻、公民、科学、卫生、职业、破除迷信、公共事业、改革生活习惯、道德、乡村自治、拒毒等内容。重点放在国耻[24]方面。张希尧和车向忱等一起，制定了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工作大纲，具体规定有：1.设立公众阅报牌；2.发表公众讲演；3.发行常识半月刊；4.印行小册刊物；5.设立民众图书馆；6.设立义务写信处；7.设立民众公园；8.游行表演；9.绘画常识图表；10.游行文库；11.帮助各县设立分会；12.设立施医处。张希尧组织学生按照会纲进行国民常识的宣传活动。

为了唤起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国民常识促进会创办发行了刊物《国民常识半月刊》，由车向忱担任主编，张希尧、张金辉、郝克勇[25]等人担任编辑。《国民常识半月刊》登载的稿件内容，大多数揭露日本侵华政策和侵略罪行，以及市县分会的活动情况。张希尧等人认真地校对、整理稿件，通过宣传唤醒民众，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坚决反对一盘散沙。刊物出版后统一由促进会会员向民众发放，后因供不应求，半月刊改为周刊、三日刊。

车向忱、阎宝航、张希尧组建的国民常识促进会，凭借的是“不怕穷，不怕苦，不怕死”“实干”“苦干”“硬干”[26]的精神，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唤醒一个是一个，救得一人是一人。”张希尧参加组织东大学生，周末经常三五成群地到市内各茶馆、剧院、学校、监狱、工厂、福音堂等处宣传。他们拿着传声筒演讲、说快板、演活报剧，向群众散发传单。宣传内容包括抵制日货、打破迷信、戒烟拒毒、革除恶习等。当时，沈阳火车站附近是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那里既是火车站又是繁华的商业区，流动人群比较多。张希尧经常到这一带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意义。他说，中国人买日本货会使货币外流，长此下去，国家会越来越贫困。中国人要有志气，爱国就要用国货，要想办法生产自己的国货。比如，点灯可以把老式的豆油灯改造一下，使用豆油灯一年能比洋油灯省三四块钱。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来一盏豆油灯，现场给大家点燃了豆油灯并高举过头，在习习闪烁的灯光下，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音，动情地说：“咱们要用自己的国货挽回权利，让咱们的国货不断更新、发展，这样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国民社会地位就能提高，不再受外国人欺负。”[27]张希尧的讲演语言生动、感染力强，很能打动人，在他演讲时，听众往往越聚越多，对其赞佩不已，同学们称赞他是“东北大学最出色的演说家”。

张希尧的宣传活动引起了日本与奉系警探的注意。一次，他正在春日町街（今太原街）演讲，警探闻讯赶来，封闭路口严密搜查。张希尧机智、沉着，不慌不忙地挤出人群，溜进附近一家日本人居住的后院，拿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和服套到身上，然后神情自若地朝着路口走去。临近岗哨跟前，他故意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日本话，设卡的警察连忙向他立正敬礼，居然护送着他走出租界地。后来，他回家乡见到中学校长，校长问到此事：“你上日本人的租界地讲演，就不怕被日本人抓吗？”张希尧轻松地笑着答道：“有胆量，那怕啥？我带着日本人的衣裳，他们要抓人，我就一化装，讲几句日本话，谁也不问。”[28]

为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张希尧等国货推销联合会成员在沈阳中街广生行百货商店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大众国货商店，专卖国产货。商店的招牌由车向忱亲笔书写、挂在门上，由他本人担任经理、王恓忱为副经理。课余时间，国货推销联合会成员在各处举办国货展台，展品有土布、同昌行的老火车头牌牙粉、惠临火柴、吴春如墨汁、德丰工厂的五味素、肇新窑业公司的瓷器等百余种。张希尧身体力行，穿的是妻子在乡下为他缝制的对襟粗布衣服和前分脸式的布鞋。他这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难免遭到城里有些同学的笑话。有一次，一个同学忍不住好心劝他：“你不买皮鞋，何不买一双礼服呢鞋呢？物美价廉多好哇！”张希尧答道：“我脚上穿的这双鞋，是我老婆在家不做饭或者等孩子睡觉时，千针万线做成的，这鞋面儿是国产布，鞋底儿是用旧布袼褙纳成的。咱们推销国货得言行一致，外国的礼服呢就是再好、再便宜也不能买。”[29]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巩天民[30]很赞赏张希尧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和做法，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支持他们办大众国货商店，他和张希尧也因此成为要好的朋友。

国民常识促进会把提倡国货运动作为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其中有一种寒暑假工作团的方式最为特别。这就是由东北大学或各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夏季回家时，组成宣传销售工作团，事先把总商会的各制造业者希望销售的商品样品交给他们，请他们在故乡宣传这些商品。1930年的暑假工作团有1078人参加，其中有305人从事宣传活动[31]。张希尧等人开展的暑假工作团推销国货尤为出色。1930年暑假[32]，张希尧响应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倡议，与张金辉、王恓忱和朱大光等在西丰县城，按照东大国货消费推销社的办法，在家乡筹办国货消费社。他们动员县里的民众为国货消费社集资入股，每股一元，用实际行动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他们实行募捐自由，学校由老师负责，农村由村长负责，城内由爱国人士负责募集[33]。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两个日本商人探头探脑地混进了会场，被他发现后，将这两个日本人轰了出去，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在西丰县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几个人在7天内共集资了4000多元，在县顺城街路南租下“万和祥”西侧的三间房作为铺面，国货消费社很快就开张了，由王恓忱任经理，张金辉和朱大光等担任义务售货员。货架上摆的全都是国产商品：火车牌牙粉、八王寺汽水、丁母太酱油，还有各种颜色的宽窄幅土布、毡鞋、毡帽……共有170多个品种。国货消费社一直经营到九一八事变，有力地抵制了日货的倾销，使日本商品受到一定冲击。张希尧等人因此引起了日本领事馆的注意，对他们严加监视。如经理王恓忱每逢周末都到公园，慷慨激昂地向游人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日本领事馆对他进行跟踪，对他每天的行动都有记录。应该指出，提倡国货运动对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很大作用。

张希尧在家乡办识字班、倡导国货等活动，逐渐得到了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1931年夏天，西丰县的寇河泛滥，县城大南门外的房屋被洪水淹没，不少民众被洪水围困在高处，面临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张希尧亲临险区，当洪水冲进城内，他和一些见义勇为的青年一起，奋不顾身地泅水救助灾民，给乡亲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称赞张希尧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社会责任感，是正直热心的好青年。县长佩服张希尧，叫他“张爱国”。[34]值得一提的是，张希尧放假回家拒绝坐日本人在南满铁路经营的“票车”。他宁可多花钱，绕道乘坐马车回家，甚至背着一个小挎包，七天徒步几百里，一路走一路体察民情，沿途向老百姓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东大一些同学效仿他，发誓不买日本货、不坐日本火车。大家以这种方式，身体力行地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六、同日本的毒化政策做斗争

除了开展平民教育，拒毒、禁毒也是当时开展爱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和贩卖大烟的毒化政策，同时也为了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90周年，张希尧同阎宝航、车向忱等社会爱国人士一起，于1929年6月中旬，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辽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会长阎宝航因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事务繁忙，具体事宜委托车向忱办理。而车向忱则请张希尧和黄宇宙帮助他一起工作。

日俄战争后，日本大力推行对中国东北的毒化政策。日本商人与国内官僚、军阀相勾结，大量向东北输入毒品，纵容日本“浪人”在满铁沿线各站大量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日本人在附属地设有烟窝达400多处，专供华人吸食鸦片毒品之用，每日趋往吸毒者15000多人[35]。如在日本火车站（今沈阳站）、租界地十间房（今沈阳西塔东）等地都开设大烟馆、吗啡馆。在中国的吸毒者中，以官吏居多，军队次之，百姓亦为数不少。据调查，华人在大连、旅顺吸食鸦片者竟占全市的85%。安东（今丹东）在满铁附属地内就有烟馆1087家，每天销售烟土达4000多两，日耗大洋约为2万元以上。由于官兵加入吸毒行列，以至出现了“一手拿钢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将”现象。张希尧深知日本毒化政策的危害，在进行国民常识、平民教育的同时，积极响应阎宝航、车向忱的倡议，协助筹备辽宁拒毒联合会。

其实，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后，曾大力整顿政务，实施禁烟拒毒。他意识到，鸦片“戕身败家，弱种病国”，发布了军人禁止吸食鸦片的训令。他还召开东三省的禁烟会议，制定出“破获私售烟土，无论其多寡，悉付当众焚毁，并加以惩办”的条例[36]。但由于中国官商与日本商人勾结，禁烟拒毒的成效并不大。得知阎宝航、车向忱、张希尧等人筹建拒毒会时，张学良给予了热情鼓励及财力和物力上的赞助。刚刚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正在对辽宁省各地社会秩序大力整顿，禁烟禁毒，故也对拒毒会的各项活动全力支持。于是，在警务处的配合下，拒毒会发起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张希尧将拒毒会倡导的“宣传拒毒、调查情况、拒毒教育”等准则铭记在心，将拒毒宣传与教育结合起来，向民众讲明毒品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他们请画家用漫画形式宣传禁毒，揭露日本贩卖鸦片、毒害我国同胞的侵略罪行，这种宣传形式通俗易懂，宣传效果较好。同时，拒毒会还发行了会刊《拒毒月刊》，在沈阳设立了12处阅报牌，在各个重要路口醒目位置进行宣传。张希尧等还去茶馆、戏园、福音堂、工厂等地讲演，主要讲述毒品对我国国民和国家的危害，指出日本输入毒品是让我国亡国灭种的另一种侵略，告诫国民提高警惕，勿食鸦片，禁烟拒毒。听到演讲的民众无不动容。另外，为了说明东北麻药交易的实态，他和同学们还就如下各项进行了调查：1.烟馆数及其吸食者数；2.“吗啡屋”数及其注射数；3.贩毒者数及其进货地；4.毒品制造所；5.罂粟耕作地。这些活动，与其说是一般性的禁烟工作，莫如说是与拒毒会活动有联系的反日运动更合适[37]。

针对日本在1929—1930年三次[38]大量向东北输入毒品的状况，拒毒会高度重视，与东北当局联合在小河沿进行了三次大规模销烟。每一次销烟，张希尧都组织东大及其他学校的学生参加，成为会场上活跃的宣传员。其中第二次销烟是与拒毒会的拒毒宣传周联系在一起进行的。1930年5月5日，辽宁邮务管理局查获了日商由德国汉堡寄来的海洛因239包，以及日本人贩运的鸦片烟400箱。为将拒毒宣传深入下去，1930年6月14日到20日，拒毒会举办拒毒宣传周，张希尧等东大学生负责拒毒宣传工作。拒毒销烟工作是在东北当局许可下开展的，黄显声管辖的警界也积极配合，派出140多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6月14日这天上午9点，拒毒会成员押运查获出的两马车毒品，经钟楼小东城门到小河沿万泉公园体育场。沿街挂着刘步身先生专门为这次拒毒运动创作的漫画和宣传画，行进中车向忱把自己装扮成大烟鬼，黄宇宙装扮成警察现场表演。张希尧和赵小梦等人在现场进行宣传，他们轮流向街边的市民宣讲吸食烟毒的害处，揭露日本浪人在十间房（现北市场一带）、南站等地开设大烟馆、贩卖鸦片的罪行，导致中国大量银圆流入日本。小河沿体育场聚集了大约上万名的学生和市民，在一阵阵“粉碎日帝纵毒祸华”的怒吼声中，堆在体育场里的毒品被付之一炬。为了扩大影响，拒毒会还特别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领事们到现场观看焚毁毒品。小河沿销烟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现实版，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张希尧被强烈的反日拒毒浪潮感染着，切实感受到拒毒会领导辽宁人民在禁毒斗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更坚定了他反对日本毒化政策的强烈决心。

张希尧了解到，在自己的家乡西丰县，也有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深受其害。1930年暑假，他在回家之前，向拒毒会借出130多张宣传画。回到家乡后，正值西丰县各小学的教师进行暑期集中培训，他便动员各校的美术老师帮助临摹、复制这些宣传画，然后借县城孔庙的场所向群众宣讲吸毒的危害，介绍戒毒的方法，并提出“不种、不卖、不吸”的约章，将拒毒会的工作做到了家乡的群众中。在东大读书这两年寒暑假期间，他一刻也不停息，在对家乡人民进行平民教育和国货推销、国民常识普及的同时，又进行了拒毒知识的推广和宣传。

七、积极参与国民外交活动

1929年，随着日本侵略东北步伐的加快，东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也高涨起来，各种反日团体纷纷成立。东北当局最高统帅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暗中对这些反日团体予以支持。张学良曾对奉天商会副会长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政府不便说的话，你们可以说，可以抗议，可以示威游行。你们要做政府的后盾，使政府多为人民群众做些事情。”[39]于是，除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外，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也应运而生，会址设在奉天商会内（位于现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92号）。外交协会旨在以“国民外交之方法，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40]，是辽宁民众开展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新探索。

外交协会确立了五项主要工作：第一，注意民众及国际宣传；第二，研究对抗外人侵略政策；第三，督促当局以求外交胜利；第四，严防及检举卖国汉奸；第五，促进国民外交教育。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这几个团体在职能上有相似之处，在实际活动中也是密不可分的。如阎宝航、车向忱、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东北爱国人士都是这三个团体的领导人，所以这三个团体经常一起开展活动。1929年夏，外交协会致函各分会，介绍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暑假服务团，“志在唤起民众，与本会员旨趣相同。自与和衷共济，核员到时，应妥为协助”[41]，于是外交协会“支助东北大学生假期服务团公费现洋一百元”[42]。外交协会事实上是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等各团体开展反日运动时的上级组织，具有调整、总结这些活动的职能[43]。如外交协会成立后，明确提出“收回旅大和满铁”“收回领事裁判权”“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止日本军队在中国内地演习”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提案。张学良支持外交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希望以此成为东北当局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

1929年夏，张希尧加入了外交协会。他认识到，这几个反日救国团体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必须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应积极配合外交协会开展工作。例如，外交协会大约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讲演会，请知名人士作专题讲演，诸如关于日本的移民政策、满清政策，日本在东北的工商企业、国际形势和新发生的事件等；有时请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士就某个问题进行座谈。每次讲演会的参会人员中大多数是学生，这与张希尧的组织动员工作是分不开的。

外交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调查外交事件使民众了解外交情形”[44]，该会成立后对日本的一些侵略暴行进行调查，如万宝山案、安奉路铺设双轨案等。张希尧受外交协会委派，参加了若干调查工作。1930年10月，日本关东军准备在辽河上游铁岭县马蓬沟的要道上建一兵营。马蓬沟于1853年通航，牛庄通商口岸开埠后，外国商船可由海上进入营口，再经辽河进入铁岭马蓬沟等。日本在此建立兵营的目的是企图控制辽河上游，作为包围沈阳的军事设施。外交协会得知此消息后认为，“日军深入，实为大患”，当即派张希尧和黄宇宙化装成农民前往实地调查。果然，他们看到日本士兵正在那里修建营房，侵占了农民的耕地，用来储藏建桥的器械和材料。情况得到证实后，他们两人便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揭露日本军队的侵略野心，劝说大家不要为日本人搬石、拉沙、运料。他们还以当地老百姓的名义，给关东军司令部写信，抗议日军在马蓬沟修建兵营，要求归还占用的农地。回到沈阳后，张希尧马上向车向忱汇报了情况。由车向忱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名义，连夜赶写出《日本人在马蓬沟建筑兵营案》，提交给外交协会，要求政府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1930年12月4日，他们向新闻界披露了这件事。指出“日军此举，意在震慑开原、铁岭，威胁辽沈地区，极关系于我国国防，请全国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以弭隐患”。[45]消息传出后，铁岭人民纷纷向政府请愿，还去大南门里的日本领事馆示威。12月16日，外交协会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的第26次常委会上，再次提到了马蓬沟案。经过斗争，使这座屠杀人民的兵营最终没有建起来。这是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民在反日爱国斗争中取得的一次胜利，张希尧等功不可没。

张希尧还参加了对万宝山事件的调查工作。1931年7月，日人挑起万宝山事件后，进行歪曲事实的扩大宣传，挑动朝鲜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暴动，致使在朝鲜的中国侨胞被大批杀害。这次暴动在7月里持续四五天，侨胞死伤达数千人之多，财产损失数十万之巨，是对朝鲜华侨一次空前的浩劫。张希尧接受了外交协会的命令，与车向忱、黄宇宙一起亲自去长春万宝山进行调查取证。他们尽最大的克制态度，力劝当地民众克制情绪，决不能对朝鲜人采取报复行动，以免让日本侵略中国找到借口。回到沈阳后，他们向外交协会汇报了调查情况，7月11日，卢广绩与王化一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新闻招待会上发表了《告日韩民众书》，由朱焕阶报告了赴长春调查万宝山事件的经过和真相，从而揭露了日本蓄意制造中朝之间仇恨、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另外，车向忱、张希尧等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名义进行募集，以慰问和救助在朝鲜受难的中国同胞，共同救助。张希尧还负责将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向东大和沈阳中高等学校的同学们进行宣传。

九一八事变前，张希尧、车向忱等已经通过各种迹象洞悉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意图。日本先是增兵朝鲜，在安沈铁路沿线强行构筑了80多座炮台，加强那里的军事设施。同时又在东北大量驻兵，并加紧军事演习，伺机进行军事挑衅，企图以南满铁路为大本营，控制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本还千方百计地找寻侵略的借口，如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总之，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张希尧对于时局非常担心，多次与车向忱探讨该如何应对日本军事侵略，二人商议应该马上去找他们在军界的老朋友王以哲。王以哲时任东北军驻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是车向忱和张希尧在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成立后结识的军界朋友。当王以哲任东北军学兵队教育长时，曾邀请他们两人到部队演讲。他们在军队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对此，日本方面曾报道中国方面将反日思想注入到了部队。这次，他们去北大营找王以哲，希望王能告诫全旅官兵做好战备，以防战争的爆发。王以哲听了他们的谈话后，面带难色，将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关于遇有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的指令告诉他们。张希尧情绪激昂，强调不抵抗将会面临做亡国奴的境地，如何能隐忍下去呢？车向忱建议王以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旦日军开了火，如果你敢率领全旅官兵抵抗，只要坚持三天的时间，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持你，在群众中发动二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王以哲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认为作为军人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同时也表示：“到时会见机行事。”[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