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张希尧是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他目睹和见证了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践踏家园、涂炭生灵的侵略罪行，他愤怒、悲伤，却无助、迷茫，九一八事变前一心要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瞬间破灭。他与不甘当亡国奴的同学们一起流亡入关，在北平参加了由东北爱国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王化一、卢广绩、孙恩元等组建的东北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东北学生界唯一的代表，张希尧当选为救国会执委，在阎宝航负责的宣传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宣言的影响下，他意识到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必须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在张学良和救国会的支持下，他参加组建并领导了第一支东北学生军，这些人训练后大都出关抗日，为东北抗战增加了一支特殊力量。

一、亲历九一八事变

果不出张希尧和车向忱所料，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蓄意制造的侵略战争爆发了。他们以中国军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为由，炮轰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晚10点多钟，“轰隆”一声巨响，将刚刚入睡的沈阳城惊醒。没过五分钟，又是一连串的炮火轰鸣，张希尧、张金辉、宋黎、苗可秀等人闻声赶快从东大宿舍里跑了出来。只见不远处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驻地的上空被火光染红，坦克的马达声、机关枪的扫射声、人喊马叫声混成一片。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还是日本常规性的军事演习吗？他们几个人望着火光冲天的北大营做各种猜测。张希尧敏锐地感觉到，日本有可能正在进行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是日本关东军侵略沈阳城的第一步。如果真是这样，王以哲第七旅是否会采纳他们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如果进行了抵抗，部队伤亡情况如何呢？张希尧心急如焚，脑中不断地闪现出各种画面。

一直到拂晓时分，从北大营传来的枪炮声才渐渐稀落下来。第二天午后，有同学从城里回来，得到的确切消息是，东北军第七旅已往东山嘴子方向撤去，沈阳市区被日本关东军占领。他们在城墙上架起机枪、插上了膏药旗，到处行凶杀人。据《北平晨报》沈阳通讯报道：“现在（19日）沈市，日旗已到处飞扬，我国各种军事设备，几完全颠覆。沈市日侨及学生，或荷枪，或持木棒，臂缠绿色或白色布章，上有关东军司令五字方印，三五成群，游行街市，其势汹汹……”[47]城内家家门户紧闭，路上行人稀少。宋黎等化装成工人模样，匆匆前往中街去看他们苦心经营的大众国货杂货店。但见到的情况是被查封，匾额和窗户上都被日本军刀刺破，国货商品被扔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他们又赶往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已被日军包围。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成立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这三个反日团体以及辽宁平民学校等都被彻底捣毁了。后来得知，日军在九一八当夜就前往这几个反日团体的会址去捕捉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等团体的负责人。好在杜重远、高崇民出差在外，王化一在北平，阎宝航、卢广绩虽然在沈阳，但在美国人迈尔斯的帮助下逃离虎口，前往北平。高崇民也辗转到了北平。看到这些团体被摧毁解散，张希尧等靠兴办教育、振兴实业救国的种种设想和努力顿时都化为泡影。

九一八事变令东大的学生们悲愤交集。大家自动地聚在理工教学大楼前，不少人痛哭流涕上前演讲，有的主张学生们组织起来，参加军队进行抵抗；有的提出向在北平的张学良请愿，要他出兵抵抗；也有的认为，几十万大军都不抵抗，靠赤手空拳的学生又能有什么用？也有一些人认为，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张希尧登上台阶发表演讲。他号召同学们国难当头不要彷徨动摇，要抱定投笔从戎的态度和决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的主张得到不少进步学生的赞同。当日军很快要来接收学校的消息传来，谁都不想留在校内束手就擒。张希尧和张金辉、宋黎等人去刘馥教授家，刘教授激愤地说，“日本公然挑起侵华战争，今后不可能再安心教学了。东北青年应当奋起抵抗，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48]听了刘教授的分析，张希尧等人将百余名东大同学聚集在一起，离开学校向北去寻找军队，准备保卫国家、收复失地。

同学们离开学校时，随身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行装。尽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些惶惶然，不清楚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行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谁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当晚，他们在沈阳北郊三台子一所小学校的教室里住宿。夜深了，大家把课桌和凳子拼凑在一起，蜷缩着疲惫的身子躺了下来。临近中秋时节的圆月高悬在空中，显得那么苍白而惨淡，日本侵略军在9月18日这天不到24小时就占领了辽宁的主要城市，这样的国耻让每个人都感到心里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

两天过去了，同学们除了偶尔在街上看到几个散兵外，没有找到东北军的队伍，只好各自散去，只剩下张希尧、张金辉、宋黎等六七个人。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先返回学校，再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由于沈阳已遭沦陷，学校教职员大多离散。张希尧和车向忱、苗可秀等决定，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骨干为核心，动员东大以及散落在城内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分头乘火车入关，发动民众，共同抗日。张希尧等人与巩天民取得了联系，表示想要去关内。巩天民在老家时学会了赶大车，他想办法找来了一辆马车，亲自驾着马车拉张希尧先行到皇姑屯站。他们两人在附近一位老乡家里的土炕上谈了半夜，主要谈了三件事：一是对外揭露日军侵占沈阳的罪行。巩天民对张希尧说：“由于日军占领了无线电台，所有电报及长途电话均被破坏，沈阳对外消息完全断绝。你们赶紧把日本侵占沈阳的事传出去。”他具体指明，让张希尧到锦西去找东北军第三旅的军官。二是托张希尧向天津《大公报》递交他写的关于日军侵占沈阳的报道。天津《大公报》是巩天民与关内联系的唯一一份报纸。三是与张希尧约定了今后的联系方式。他告诉张希尧：“我肯定不能走，秘密联络的地点就在世成庆货庄的旧房子，即使我不在，也有人值班。”[49]

9月21日清晨，张希尧与车向忱、张金辉、宋黎、苗可秀、张坦之、董学礼七人到达车站，巩天民目送着他们一起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张希尧与东大同学乘坐的是北宁铁路的一辆货车，车厢内拥挤不堪，全都是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百姓，张希尧在回忆中提到此时切身感受到了“亡国味道”[50]。为了不让学校的贵重物品落到日本关东军的手里，张希尧临走时把系里做化学实验用的白金锅背上，到北平后把它交给了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途经锦州时，得知东北军独立步兵三旅张禹久的部下驻扎在此，张希尧跳下了车厢，慷慨激昂地向他们宣传，恳请他们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拯救东北的父老乡亲。许多爱国官兵被深深地打动，表示愿意抗敌复土，但作为军人身不由己，不得不服从命令。张希尧得知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其父治丧，又贸然拜访了张作相。张作相一贯对日本关东军保持警惕，九一八事变前夕，他曾多次提醒张学良要提防日本人的野心。他向张希尧表示，要与张学良商讨对策，决不向日寇屈服。

二、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

在锦州短暂停留之后，张希尧等人于1931年9月23日到达北平，在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临时落脚。奉天会馆是辽宁人在北平的同乡会所在地，是奉天籍的一些官僚政客聚会的场所，九一八事变后聚集在这里的东北流亡同胞有几百人之多。这些亡家亡省的东北流亡同胞一致认为，日本侵占了东北家园，政府不管，但东北人不能再等待了。他们准备成立一个东北的抗日救亡团体，以团结更多的东北同胞共同抗日复土。9月27日，在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卢广绩、车向忱、孙恩元等人的倡议下，在奉天会馆东院的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参加的人员达4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救国会以“抵抗日本入侵，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51]为宗旨，是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第一个东北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9月28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东北民众书》，痛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52]，而且在事变之后步步进逼，“易帜设官，进兵吉长，既据我辽吉，复窥我黑哈”“咄彼倭奴，欺我太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53]。宣言指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武力抵抗，“速起自救”“与倭奴决一雌雄”[54]。救国会设总务、军事、宣传三个组，后来改为三个部（宣传部后来改名政治部）。总务部由卢广绩、高崇民负责，军事部由王化一、彭小秋负责，宣传部由阎宝航、车向忱、杜重远负责。张希尧、张金辉、宋黎、苗可秀、郑洪轩、宁匡烈、黄宇宙、高鹏[55]等东大学生都加入了救国会。作为“东北学生中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56]，张希尧被东北学生界推选为救国会的执委之一，是31名执委中唯一的学生代表，在宣传部任职。东大学生许多都在宣传部工作，张金辉、郑洪轩、刘韶九等都是宣传部干事，宋黎、黄宇宙后来也加入了宣传部。高鹏担任了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东北流亡学生是救国会的主要力量。

加入救国会后，张希尧等东北流亡学生身先士卒，活跃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组成各种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到北平的街头、工厂、农村、学校中，以其自编自演的一些歌曲、舞蹈、话剧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他们还深入东北沦陷区进行宣传。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学生在车向忱率领下，到绥中、兴城一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在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到来时，东大学生郑洪轩和刘韶九到沟帮子、大虎山、北镇、黑山等地进行宣传，他们还搜集了日军预谋侵占东北的罪证，通过东北爱国志士巩天民、刘仲明把这些证据交给调查团团长李顿[57]。

此外，他们还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等形式扩大影响。10月17日，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召集北大法学院及中学以上的东北学生1500多人，不顾北平当局的劝阻，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请政府出兵收复东三省”的口号，矛头对准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会后组织了队伍游行。东北流亡学生组织了几次爱国请愿活动，其中以1931年11月的请愿规模影响最大。1931年10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敦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请愿团由628人组成，大多数为东北流亡学生。冯庸大学校长冯庸担任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的总指挥，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为副总指挥。11月5日请愿团发表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国民政府共赴国难。通过这次请愿，张希尧等东北流亡学生认识到，只能靠自己武装民众进行抗日，而不能再依赖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

救国会的主要工作是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张希尧等东北流亡学生响应救国会的号召，为义勇军筹款捐物，给义勇军以物质上的支持，尤其在声援马占山的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他们在北平市各娱乐场所、街头巷尾等处，募集了大量的现金和军用物资，动员爱国青年组织的援马抗日团奔赴前线，援助物资也纷纷送抵前线。他们与全国人民一起支持义勇军的救亡活动，给予义勇军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持，促使其发展壮大。到1932年夏秋之际，东北义勇军总数在30万—50万人[58]，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与东北学生各界的声援是不可分的。

救国会最初是用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和北平公安局长鲍毓麟两人捐出的400元（每人200元）作为开办费，随后，卢广绩又从北平行营得到14000元拨款。当时在上海的朱庆澜捐助了1万元，上海海关的丁贵堂也捐助了5000元给救国会。救国会虽然得到一些爱国人士的赞助，但经费仍然捉襟见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经张学良批准，救国会于1932年6月在东郊民巷2号成立了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发行爱国奖券筹集抗日经费，每月10日当众开奖一次。先后共发行了6期爱国奖券和1期特种奖券，净余额17万多元，为救国会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张希尧负责掌管部分经费，后来在卧佛寺举办西山东北青年干部训练班的费用，就是用这笔钱支出的。

张希尧是关内领导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东北中学在1931年12月也建立起来，加上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群体有万人之多。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特殊遭遇，这些血气方刚的东北学生成为事变后反应最激进的一个群体。“东北青年，亡省最早，受敌寇压迫最久，痛苦最深，他们的抗敌情绪高涨，实属必然；而且他们有更深的仇恨，对抗战的决心与信念，是更坚决的。”[59]这些学生背负着亡家亡省的痛苦，爱国热情极为强烈。为了将这些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张希尧以东大为据点，广泛进行联络和宣传，使其加入救国会，成为东北救亡斗争的重要力量。

三、组建东北学生军

在救国会宣传部任职的张希尧以其卓越的组织才干和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很快得到了宣传部部长阎宝航的赏识和信任。不久，阎宝航又在宣传部内成立关外指导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培训出关抗日人员，张希尧又被调到这里工作。他感受到东北流亡学生深感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关头，必须自救，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愿望强烈。于是，张希尧动员组织东北流亡学生投笔从戎，组建一支由东北学生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培训后直接出关抗战，保家卫国。

为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张希尧邀请救国会常委车向忱一同去见张学良。他们怀着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迫切愿望，向张学良讲述了家乡被侵占、同胞惨遭杀害的情景，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同时提出以流亡的东北青年为基础，成立东北学生军，准备训练出关抗日的骨干力量。此时的张学良面黄肌瘦，精神面貌不太好。他听后表示，出兵抗日“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但对于成立东北学生军是非常支持的。他说：“有愿意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张学良不仅当即同意把江西会馆借给东北学生军用，还答应在教官、给养、武器、弹药、马匹等方面给予支持。

得到了救国会和张学良的支持后，张希尧通过与东北大学交涉[60]，把流亡的东北学生组织起来。1931年11月，他在宣武门（俗称彰仪门）外的江西会馆组成了一支40多人的东北学生军。东北学生军成立当天，张希尧与苗可秀、王中九、张金辉、张兆麟[61]、高鹏、赵世光、赵侗[62]等人，以夜晚的青天白月为国旗，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成立典礼。同学们无不怀念故乡与故校，为了能够早日返回家园，而今在这里“凉风露宿……劳作军操”[63]。东大刘永济教授以悲愤的心情，为东北学生军写了一首《满江红》：

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敌忾之气，为谱此调与之。

禹域尧封，是谁使、金瓯破缺？君不见，铭盂书鼎，几多豪杰！交阯铜标勋迹壮，燕然勒石威名烈。忍都将神胄化舆台，肚肠裂。天柱倒，坤维折。填海志，终难灭，挽黄河洗净、神州腥血。两眼莫悬阊阖上，支身直扫蛟龙穴。把乾坤大事共担承，今番决。

张希尧等人受到鼓舞与鞭策，决定以这首《满江红》作为东北学生军的军歌。他们每天训练时唱响军歌，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在内心燃起，军歌在队伍中的确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和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经过张希尧等人的努力，队伍很快便从最初的四十几人扩展为二三百人。张希尧为总指挥，负责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苗可秀任大队长，张金辉、宋黎等为重要成员。张金辉任联络科科长，负责学生军的对外联络工作，奔走各地为学生军筹措经费。学生军抗日决心大、热情高，虽然这支队伍不带部队番号，但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青年最初活动的一个武装团体”。[64]队伍按照军队的建制编为一个连，下设排、班。学员们身着军装，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地铺，每天早起跑步，由东北军派来的两名教官负责军事训练，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内容包括射击、投弹、肉搏技术、爆破技术等。东北军教官常常带领他们到彰仪门外打靶，进行军事演习。学生军除了军事训练，还邀请阎宝航、车向忱等著名社会活动家做抗日救亡报告。有时，张希尧也带领学生军的小型宣传队在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军在东北烧杀抢掠的罪行。

由于需要紧迫，学生军只训练了两个月时间便被派往东北，并在义勇军中很快成为军事骨干。一部分学员如张金辉、苗可秀、赵侗等人还出关组织义勇军。张金辉和戴昊等人在沈阳组织义勇军，不久又和宋黎等一起建立中华青年铁血团，在辽西地区开展抗日活动；赵侗、赵伟在岫岩组织起百余名的学生团、抗日救国会；苗可秀担任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改造训练军队，使东北民众自卫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辽南一支抗日劲旅；1934年，苗可秀、赵侗在义勇军低潮之时，以学生大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视为辽南三角地带的一个“毒瘤”。

除了组织东北学生军外，张希尧还关注东大组织学生军训的情况。1931年9月24日，国民政府颁布《义勇军教育纲领》，通令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65]。冯庸大学、东北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等对该训令之响应最为积极，并增加了复土还乡、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内容。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成立了东大军训处，提出以培养学生既能拿笔也能拿枪为目标，组织学生定期参加军事训练。规定学生每天学习1—2个小时的军事课程，每日清晨要在聘请的教官指导下练习步法、列队、卧倒、劈刺、射击等动作。1933年秋，东北大学聘任北平军分会中将参议、国民政府军事教育处主任高仁绂出任校内训练处主任，学生们被编为5个大队和3个中队，以日本式操练法进行军训。

1933年9月，在东大新学年开学典礼上，高仁绂讲，东大处在特殊地位，实行军事训练的原因之一，是为收复东北失地。因为东北失亡是大家亲眼所见，如果不能收回失地，无论将来个人前程怎样都算不上成功。当时的军训十分艰苦，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学校规定：“凡未经请假而竟旷操一次者记大过一次，在一学期内旷操三次者开除学籍。”[66]当时学生军训分为学、术两科。学科有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术科主要是野外实战演习。学校设有军械仓库，有步枪百余支、手榴弹、轻机关枪等，由专人保管。张希尧于1933年东北大学毕业后，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拟聘他为东北中学教员，作学生指导。但他“以为救国会较学校为重，暂不就”[67]。他留在东大军事教育处总务组，参加东大学生军的训练工作。为了加强党对东大军训处的领导，张希尧将一些党内同志或进步青年介绍到东大军训处。如1934年李士廉和戴昊[68]从沈阳返回北平后，被推荐到东大担任军训教员，曾在北平西郊组织董学礼等同学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射击、投弹等军事技术。

四、送战友秘密出关

救国会宣传部除了在关内进行抗日宣传外，还派员深入东北沦陷区，联络、慰问和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先后派出车向忱、黄宇宙、张金辉、宋黎等70多名政工人员分赴东北。张希尧非常赞成这一行动，帮助他们策划出关的路线、方式、方法等，对其全力支持。为了加强长白山区义勇军的组织建设，张希尧向救国会建议，准备和黄宇宙一起出关，联络、策动东边道一带的军警一起抗日。救国会同意他的这一建议，但考虑到张希尧正负责组织东北学生军的训练工作，不宜离开，决定先派遣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黄宇宙出关联络。

黄宇宙为河南新野县人。1922年新野师范毕业。1926年任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炮兵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战功显赫，并在北伐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阀孙传芳乘机反扑，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全军覆灭。黄宇宙受伤后失去了组织关系，流落到沈阳，与车向忱、阎宝航、张希尧等爱国人士结识，参与到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联合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爱国团体的活动中。因为抗日救国的共同志向，张希尧与黄宇宙联系密切，张、黄两人曾受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指派，一起去铁岭马蓬沟秘密调查日军建军营、赴长春调查万宝山事件的原因。1929年黄宇宙考入了北平华北大学，但他利用寒暑假期间仍然到沈阳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共同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出关联络东北义勇军是一项极其特殊、危险的工作。黄宇宙此时才新婚两三个月，张希尧、车向忱等人希望黄宇宙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再做决定。黄宇宙的妻子郑英和岳父都深明大义，完全赞成他的爱国行为，还捐赠给救国会50元，托郑英转交。张希尧对郑家的义举深表钦佩，他安慰郑英，称东北方面已经安排人保护黄宇宙，让郑家不要过分担心。他们交给黄宇宙一封由王卓然起草、张学良在一块白绸布上亲笔书写的信，签名并且加盖了公章和私章。信上写着：“辽吉热黑军政民钧鉴：派黄宇宙秘书前往代为问候，并协助组织联防部，以防胡匪。张学良。”（胡匪即指日军）[69]信的内容言简意赅，字写得很漂亮。起初，黄宇宙还以为是出自哪位秘书的手笔。张希尧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熟悉校长的笔迹，便在一旁说：“这是我们校长张学良将军亲笔写的。”[70]肩负着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重托，黄宇宙顿时感到这项任务的光荣和神圣。

为帮助黄宇宙化装出关，车向忱和张希尧到店铺给他买来一套青色夹袍、夹裤、一双宽脸布鞋、一顶毡帽，还有钱褡子，里面装着算盘和旧账本等。他们在西城区大觉寺4号阎宝航家中，帮助他化装成去东北收账的小商人，并让他连夜学习打算盘的歌诀。考虑到黄宇宙出关的安全，阎宝航还想法儿找到一个青帮的人，教给他一套青帮规矩，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张希尧、车向忱在黄宇宙出发前，特意找到负责与张学良联络、沟通的救国会常委王卓然，在其安排下，一起到北沟沿（后改名赵登禹路）顺承王府专程拜见了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知道出关抗日生死莫测，交代他若干注意事项，还批给黄宇宙经费2000元，但黄宇宙只领了200元，其余经费托车向忱、张希尧等转交给辽西抗日义勇军的郑桂林部。

黄宇宙到东北后，克服艰难险阻，几次几尽丧命，他不断奔走于沈阳、开原、铁岭、清原、抚顺、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发动与组织当地抗日武装。他将张学良的委任状交付东北军旧部唐聚五，晓以大义，对其进行策反。在他耐心的工作下，1932年4月，唐聚五在桓仁誓师起义，组建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副司令张宗周、高德隆、孙秀岩。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在新宾、三源浦、辑安等地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卫军由举旗时的几万人发展到10多万人，成为辽东最大的抗日武装。张希尧一直关注着好友黄宇宙出关后的行动。黄宇宙也一直与救国会张希尧等人保持联络，曾回北平汇报辽宁民众自卫军队伍的发展情况等。张希尧等救国会成员对他大加赞许。

1932年初，为了联络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共同抗日，车向忱受救国会委派出关前往东北。据车向忱回忆：“在我出发前，老战友张希尧同志对我帮助很多。我们在北京秘密研究了潜回东北的方式、方法和化装用品。”[71]张希尧同张金辉、黄宇宙、宋黎等爱国青年为其饯行，还在北平西山照相留影[72]。之后，车向忱化名杨秀东，装作卖药先生，由北京出发到塘沽，乘日本的轮船去大连，再从大连火车站去辽吉黑各地。他历尽艰辛，虎口余生，先后往返三次，联络和慰问了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李杜、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部的抗日义勇军，向他们颁发了张学良的委任状，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志和决心。

为了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希尧支持弟弟张金辉出关抗日。1932年元宵节，因肺病在西山隔离休养的张希尧特意赶到北平城内，为即将出关抗日的三弟饯行。他非常支持张金辉出关联络、组织义勇军，但他知道弟弟此去生死未卜，凶险难测，不免担心他的安危，内心五味杂陈。临行前，兄弟两人在一家小饭馆里要了两盘饺子，但谁也吃不下去。他按照车向忱、黄宇宙出关的经验，告诉他要化装成商人模样才容易躲过日伪军的检查，嘱咐弟弟要学会同敌人做斗争的技巧，保护好自己。席间，他们再三互道珍重，相约一定要争取胜利重逢！

在兄长教育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张金辉不负众望，出关后积极联络、组织抗日义勇军。他在铁岭、西丰、海龙一带联络了宋黎、郭明德[73]、江涛、李士廉等有志青年，7人在奉天成立了中华青年铁血团，他任主席，队伍很快发展为七八十人，有二三十个骨干。他还争取了新民、法库一带活动的绿林武装“老头好”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以救国会名义委任其为义勇军第三十路司令，他为副司令，帮助解决武器弹药问题，使这支义勇军的抗日活动达一年之久。

为了向国联调查团反映日本侵华的罪证，张金辉将上千封信通过刘仲明、刘仲宜设法通过英美领事馆递交到国联调查团，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甚至去做长春伪军的策反工作，试图刺杀溥仪（后计划失败）。不久，他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为此遭到了大搜捕。1934年3月底，他从哈尔滨返回沈阳后，得知一起参加抗日斗争的战友江涛和郭明德已经被捕，其他人也遭到通缉。他和宋黎紧急商量，一方面设法搞清楚被捕同志的下落，找关系设法营救；另一方面通知其他人暂时隐蔽起来。因张金辉斜颈，相貌特征明显，宋黎等劝他先回家暂避一时。

张金辉到西丰县刚一下火车，就得知敌人已经到他读过书的中学抓捕过人，而且张希尧在九一八前的抗日宣传活动早就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将张家兄弟两人都列入“黑名单”进行通缉、追捕。在张金辉还没回家之前，日伪警察已经来家里搜捕过了。全家老小又紧张又害怕，男人们都跑到东山里躲起来，年轻的媳妇们纷纷带着孩子躲回娘家或者亲戚家。张希尧兄弟俩的母亲是裹足小脚，身体又不好，根本跑不动，索性横下一条心，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她从炕柜里找出一件最好的蓝布大衫儿穿上，盘腿坐在炕头儿，手里拿着烟袋杆，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被拉出去喂狼狗。

由于老张家一大家人，上下几十口人乱乱哄哄，张希尧的夫人龙若兰趁乱溜出了家门儿，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挎着个小布包袱，包袱里藏着一本“蓝谱儿”，那上面写着和张希尧一起参加抗日的青年名单。这名单意味着几十条抗日青年的生命，如果落在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龙若兰不紧不慢地走着，一直走到村外很远的一口枯井旁，顺手把包袱扔了进去。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伪警察正好从远处走了过来，他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她，质问那是何物。龙若兰镇静地答道：“我去亲戚家住些日子，这孩子太沉，我在这儿换换手，歇一会儿，不小心把随身带的衣服包儿掉下去了。这不，正着急呢！”那个伪警察将信将疑，说：“是吗？”“可不是咋的！我一个妇道人家，唬（东北话‘唬’即‘骗’的意思）你干啥？再说，这位小兄弟，咱都是中国人，凭良心，你也不该跟我过意不去呀。”[74]这位警察的良心未泯，又未看出什么破绽，挥挥手就让她走了。因此，敌人未能拿到这份抗日青年的名单。张金辉在半路上得知家里已被搜查，只好等天黑后绕小路直奔山里，走了个把钟头来到外祖父家。他的舅父怕走漏风声，避开家里其他人，把他带到一间僻静的小屋里，端过来一点饭菜给他吃，然后拿出50元钱做路费，又匆匆送他上了山路。因为抗日，有家却不能回！那天夜里，张金辉只能绕到家东边二里地以外的祖坟，跪在祖父的坟前磕了一个头，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同时因无法与父母相见而感到伤感。

张希尧时刻惦念着三弟张金辉的安危，希望得到他的消息。1933年1月15日，张金辉派孙国章从沈阳到北平报告工作并请求接济时[75]，张希尧询问了张金辉的情况。1933年6月11日，沈阳方面有消息称沈阳的救国机构已经被日军破坏。张希尧与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车向忱一起商议应对措施。他们派陈沛高赴沈阳探寻，并将车向忱出关计划暂时中止。张希尧心急如焚，不断通过各种关系探寻张金辉的下落，终于与张金辉取得了联系。得知其安然无恙，才“得安极慰”，电话通知了王化一[76]。1934年11月，张金辉自关外归来数月后，报告前方情况，总结了在关外的经验教训，并与张希尧商讨了今后抗日救亡的工作计划。

五、救济东北难民

救国会成立后，从关外流亡过来的东北民众络绎不绝。有的是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前来要求支持弹药、物资继续作战，有的因为部队解散来这里寻求出路，还有大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家属、烈属找到救国会，亟待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中有些寄居在东北难民救济院（德胜门内大街一个破旧的院子里），有些在西单皮裤胡同内的东北难民收容所（这里主要是流亡的学生和教员），还有些甚至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因此，安置东北流亡难民成为救国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看到这些缺衣少食、流落街头的东北流亡同胞，张希尧的内心焦虑不安。作为救国会的骨干分子，他除了负责东北学生军的日常工作外，还自愿承担对东北难民的救济事宜。张希尧白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东奔西走，了解情况，夜晚坐在微弱的灯光下登记造册。他对来访的流亡同胞总是热情接待，讲清道理，指明出路，耐心解决各种问题。

救济难民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而哪一方面都需要与各机构协调后才能解决。张希尧首先找到北平救济机构反映情况，并得到该机构的同情，批准发给东北流亡同胞一定的生活救济（如每人每月小米30斤，菜金5角等）。为了让他们自食其力，他还设法与一些厂家联系，让义勇军家属糊纸盒、缝衣服，使每人每月可以赚到一两元钱，作为生活保障。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他四处调查，得知德胜门有育文大学已停学，校舍空闲，即向有关部门申请，拨给义勇军家属，使他们有了遮风避雨的住所。但入冬难民没有御寒的衣物，张希尧请示阎宝航后，将救国会库存的衣物发放给抗属烈属……为了解决这些东北难民的生活问题，张希尧真是费尽苦心。1934年，经过阎宝航、张希尧等人的共同努力，东北难民教养院终于办成。张希尧向阎宝航建议，举荐“东北甘地”车向忱当院长。

除了解决东北难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张希尧还为解决流亡抗属孩子的教育问题奔走各方，他负责募捐到一部分现金，购置了桌椅板凳等，聘请辽南抗属孔昭懿为校长，办起一所抗属小学。另外，针对东北流亡学生生活困难的窘况，张希尧汇报给张学良。张学良特批准每月1000元救济费，用于救济东北流亡学生，交给他办理。[77]对于张希尧的辛勤劳动，抗日眷属有目共睹，他们称赞说，“张希尧是真诚的好同志”“关心抗属的生存”！[78]

张希尧为安置和救助东北难民付出了大量精力，他从早忙到晚，生活毫无规律，有时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结果身体素质下降，感染上了肺结核，整日咳嗽，出现低烧，整个人明显消瘦，不得不住进位于阜内大街路北的中央医院治疗。出院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到香山疗养院进行短期隔离休养。

救国会领导成员对张希尧的病情非常关心，对他予以亲切慰问。据《王化一日记》记载，1932年5月20日，“（王化一）同卢乃庚（卢广绩）、王迴波（王卓然）、张雅轩赴香山慰问张德厚同志”；6月23日，“（王化一）同车向忱、张欣生赴香山视张德厚、黄宇宙之病，赠送水果等，共商救亡大计和东北工作策略。”[79]同人们的关怀和慰问，令张希尧感到十分温暖。

张希尧病情稍有好转，又回到救国会忘我地工作。但他的身体时好时坏，病情反反复复，工作一劳累就开始干咳，浑身乏力，只好休养几天再继续工作。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令张希尧无法安心养病。继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1933年日本又侵占了热河，张希尧深感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对此愤恨不已，更为自己不争气的身体着急上火。有一次，他竟然将端在手上的中药碗重重地摔到地上，流着泪说：“国都要亡了，吃药还有什么用？！”[80]长城抗战打响后，张希尧与车向忱一起前往古北口前线对爱国官兵进行慰问，连日的疲劳让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起来。王化一在日记中记载，1933年5月17日晚，他同车向忱到住所看望他。1933年5月21日晨，张希尧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与王化一同赴阎宝航处，又找来王卓然、车向忱，共同商议关外及北平工作，商讨紧急措施[81]。6月1日晨，张希尧赴王化一处谈了两个小时，“一为锄奸救国工作；一为互相勉励自修”，王化一评价张希尧，“张青年有为，刻苦耐劳，为青年人好榜样，但身体太弱，劝注意调养”[82]。因王化一同时还兼任东北中学校长，他知道张希尧领导学生经验丰富，准备聘其为东北中学教员，可见对他信任有加。

六、亲赴古北口前线慰问

日军占领锦州后，侵略矛头直指热河，向榆关进发，平津震动。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中，东北军与中央军、西北军一起部署长城沿线，进行古北口长城抗战。为鼓舞士气，支援抗战，张希尧与车向忱等组成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简称后援会）[83]慰劳团，亲赴古北口长城，慰问前方将士。

入关后的东北军将士因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成为全国人民谴责的对象，内心十分困苦。他们多次表达要与日军死战的决心。1932年12月，在日军炮攻榆关后，驻守关口的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84]星夜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认为“事情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时刻了”！[85]张学良也表示要与日军“拼”了的想法，并以北平军分会委员名义加以部署。何柱国率部参加了榆关之战，誓言但留一兵必固守。榆关之战很惨烈，守南门的一名营长与四名连长先后战死，全营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全团官兵伤亡半数，东北军被迫退守，1月3日榆关陷落。虽然榆关之战仅三天就失败了，但是东北军将士与日军的激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长驱直入逼向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退，致使承德失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又出动第八师团主力向古北口追击，北平乃至华北都面临陷落的危机。

当时驻守长城古北口一线的是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部，改番号为一〇七师，王以哲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兼一〇七师师长。1933年3月7日，张学良将驻古北口的东北军合编为一个军，升任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下辖一〇七师、一一〇师、一一七师及一个炮兵旅，一个工兵团，总兵力两万余人，负责古北口至滦东一线的防务，与傅作义、宋哲元、关麟征[86]、黄杰等部协同作战。此前，王以哲曾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东北是咱们丢掉的，咱们有责任收复东北。”当他接到命令后，星夜赶赴前线指挥。一〇七师原来属于王以哲驻沈阳北大营的第七旅，九一八之夜在北大营遭到日军袭击，正是因为遵循不抵抗命令，使得官兵束手待毙、狼狈撤退，对日本侵略的仇恨一直未报。而今，他们个个都憋着一口气、摩拳擦掌，发誓雪洗九一八带给他们的耻辱。当时日人所办的《满洲日报》曾这样评述：“王以哲旅全体士兵，个个怀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是满洲治安的隐忧。”[87]

东北军同中央军、西北军协同抗战的消息传来，张希尧等救国会成员个个振奋不已，希望尽己之力支持长城前线的抗战官兵。当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已经在北平合署办公，两会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古北口抗战的部队进行后援及宣传工作。而古北口抗战的队伍没有后勤部，救国会和后援会就组织人马，根据前方需要准备和运送救援物资。3月8日，车向忱、张希尧代表救国会和后援会，与李士廉、刘惠民、李放、王奎久、侯敬民、郑长甲等50人组成慰劳团，乘坐十来辆汽车，车上装载着炮弹，以及棉衣、毛巾、酱菜、锅饼等慰问品，直奔古北口的石匣镇，慰问前线抗日战士。

慰劳团行至密云时，遇到行进中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师黄杰部队及撤退中的东北军一〇七师王以哲部队，他们的车队夹杂在行进和撤退的队伍中间，缓慢地行驶。突然遇到了日军扫射的飞机，慰劳团的一辆汽车被炸毁了，车向忱和张希尧研究决定，将车上的慰问品分给过路的战士们。当时北方仍然是地冻天寒，中央军没有来得及准备御寒的衣物鞋帽等，器具也极为缺乏，就在他们无助的时候，车向忱、张希尧的慰劳团将棉衣、鞋子等防寒装备及时送到。战士们手捧着慰劳团冒险送的罐头、毛巾等，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着“把日本赶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慰劳团赴前线支援抗战，使全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88]。这次亲赴前线进行慰问，所见所闻所感是张希尧在后方没有体会到的，对他触动极深。

从密云到石匣镇不到30里，但途中因道路颠簸不平，加之车轮破旧，车队只能走走停停。为了减轻运载重量，遇到上坡路时，慰劳团的成员们便纷纷跳下车，背着慰问品步行。途中，遇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大家趁飞机轰炸间歇的空当儿，赶紧躲到隐蔽的地方。一次，车向忱坚持留在民房里不肯出来。危急之中，张希尧不由分说，连拉带拽地将他拖出门外。刚跑出去不远，飞机又一次俯冲下来，将民房的房顶整个掀翻，有的平民被炸死，甚至肠子被挂在树上。真是患难见真情，目睹眼前的惨景，他们不由得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慰劳团把慰问品送达前沿阵地后，因前线战事惨烈，缺乏救援人员，他们马上又组成救护队，参加战地救护、宣传，并动员民众参加支前工作。他们冒着头上敌机俯冲和轰炸的危险，用担架运送伤员，共抢救伤员2500多名[89]。车向忱、张希尧组织的慰劳团还向民众讲解支持前线的意义和防空、防奸知识等。他们的勇敢行为受到前方将士的敬佩，也鼓舞了东北军、中央军的士气。他们血染疆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如王以哲率所部与关麟征所部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与日军展开血战。王以哲率部在古北口多次打退敌人进攻，还在滦东夜袭桃马渡之敌，“两役歼敌一千五六百人”[90]等。

古北口抗战十分激烈，部队伤亡惨重。虽然中国将士奋勇杀敌，但张希尧在抗战前线也看到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的另一面。张希尧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在长城抗战时，由于做战地工作的机会，曾亲眼看见国民党二十五师的士兵负伤后，因上级领导不周，竟然遍地爬行，最后把徐军长（徐庭瑶）的汽车抢下坐了。”[91]这让他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这次赴前线后援，前后70天。[92]车向忱、张希尧一行从古北口的石匣镇回到北平，向救国会高崇民等汇报了前线情况。因赴前线参加后援，两个多月的辛苦劳顿，使张希尧回到北平后就累倒了。5月17日晚，王化一和车向忱代表救国会慰问了他，他们在一起谈了鼓励军队之办法[93]。但没过几天，张希尧的身体还没缓过劲儿来，在察哈尔又出现了新的战事。

1933年四五月，日军越过长城，侵占察哈尔省的多伦、沽源等地。冯玉祥认为守土有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于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该军队以驻守长城的部分抗日军队和东北义勇军为基础，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共产党员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抗日同盟军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人民的声援，纷纷通电支持，先后回应加入者达七八万人。抗日同盟军接连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表现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斗志。

为了鼓励这支抗日队伍，张希尧与车向忱代表救国会和后援会，前往张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组织部分东大学生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他们在慰问中结识了冯玉祥、吉鸿昌这两位爱国将领，亲眼看到这支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军队军纪严明，生活艰苦朴素，作战英勇顽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此，王化一在1933年6月6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晨，向忱、德厚两君自张家口归来，报告和冯玉祥秘密会见情形，对其治兵之严厉，生活之刻苦极为钦佩。”但是，他们还汇报说，“关于政治方面表示他对内比重大于对外，不能同意云云”。可见车、张两人能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不盲目崇拜，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向救国会同人们表明了正确的态度。

七、宣传抗日遭逮捕

长城抗战后，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战区”，为日本控制华北和天津打开了方便之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逼迫国民党当局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与日本开战，一方面对日本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对抗日民众实施镇压，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张希尧等人因在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活动而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下野。救国会失去了张学良的有力支持，加上国民政府取缔抗日活动，救国会处境十分艰难。首先是霍维周被刺事件对救国会的打击甚大。1933年6月17日上午11点，救国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霍维周坐人力车在西单北大街石虎胡同西口外，被人连射三枪，中弹身亡，年仅32岁。霍维周被暗杀，救国会成员陷于悲愤之中。高崇民抚棺痛哭，阎宝航、卢广绩自上海来电，对霍沉痛哀悼，要当局缉凶并筹恤，阎宝航还亲写祭文祭奠。因霍维周被刺，救国会委员相互转告，以后从事抗日活动要格外注意安全。其次是救国会赖以生存的爱国奖券被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停止发行。1933年6月30日，爱国奖券停止发行后，救国会的主要经费来源被断绝了。正如王化一所言：“救国会工作大部分经费靠此，停发等于停止工作。”[94]虽经救国会委员几次向华北政务委员会请求恢复，但均遭拒绝。

尽管救国会接连遭受打击，张希尧抗日救亡的斗志和决心并没有动摇。7月10日，国民党当局强令取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激起救国会会员的强烈不满。张希尧准备上街发传单，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径。7月15日，他和李德仲[95]上街张贴反对《塘沽协定》的传单，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追捕。平日喜欢运动的李德仲身手敏捷，骑车跑进他经常踢足球的东单体育场，被熟识的看门老人藏起来躲过一劫。而张希尧因体弱来不及逃脱，被当局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96]。当天晚上，王化一在东北中学办公时接到张希尧请求营救的电话，他因在街头散发抗日爱国传单被警察捕去，急找公安局负责人。7月16日，王化一午后赴公安局，找到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邵文凯与他为同乡，他向其保释张希尧，认为“张德厚这样纯洁爱国青年，如再治以罪名影响甚大”[97]。邵文凯因其同乡关系未加责难，张希尧被关押不到两天就被释放了。

1933年7月31日，在救国会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决定：“1.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2.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更求精练；3.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98]大会推选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为今后工作拟出具体方案提会，同时宣布救国会解散。救国会委员、国民党CC派的黄剑秋禁不住感慨道：“日寇不怕几十万国军而怕十几位救国会的委员。”[99]黄剑秋即黄恒浩，CC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的三叔父，九一八事变后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力主抗日救亡，并担任救国会的委员。黄剑秋所言，说明救国会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救国会解散对于救国会成员来说，是当头一击。解散之时，张希尧等东北流亡同胞心情沉重，政府不出兵抵抗外敌，为何也不允许民众抗日呢？难道东北民众就只能当亡国奴吗？很快，他们达成一致，如果政府不让公开抗日，东北人就秘密进行抗日！一定要收复东北失地！

在那段艰难的时间里，张希尧仍斗志不减，承担了救国会解散后的善后工作。同时，他继续坚持做东北同乡的工作，指引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曾邀东北爱国青年杜介雨同住一室。张希尧比杜介雨年长5岁，在与他聊天时，经常从政治思想上启发、引导他。一次，他向杜介雨谈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时指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断送了东北；长城抗战失败后，又搞《塘沽协定》断送了冀东，让日寇得寸进尺，华北即将不保。国民党叫嚣的“攘外必先安内”，实质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是开门揖盗的亡国政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扫清道路。蒋介石早已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多少年后，当杜介雨回忆张希尧说过的这些话时指出：这些话“使我的思想觉醒，如打开天窗看见了光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要抗日非共产党不可！希尧同志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带路人”。[100]杜介雨在张希尧的启发下，出关抗日，担任救国会委派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六路军司令，领导东北民众活跃在抗日战场上。

1933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当晚，张希尧与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陈先舟等人在“欧美同学会”以同乡聚会的名义，秘密成立了复东会。中共中央北方局柯庆施指示张希尧参加该会组织的抗日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把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派送到抗日前线。张希尧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