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议政时代：一种新政治人际关系的浮现

1894年6月，青年孙中山（1866～1925）从广东急匆匆地赶往天津，试图面见李鸿章（1823～1901），陈述其对国家前途的看法。此举颇有理想化色彩，在帝制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布衣上书十之八九以失败收场。黯然回程的途中，或是出于无奈，孙中山将《上李傅相书》发表在上海的《万国公报》。[1]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身在天津的严复（1854～1921）却没有知难而进，而是主动将《拟上皇帝书》刊登在《国闻报》，供读者共同欣赏。约半年后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召见他时，向他表达了“急欲观之”的心情。茅海建说，严复万言书的，“公开发表起到了比上书进呈更大的作用”。[2]

两个偶然的历史片段，本谈不上什么联系，唯一可以解读的象征意义，是读书人政见表达方式的变化。1894年的报刊，对孙中山而言不过是“退而求其次”；四年后却已成为严复的首选。这一想法的变更，自然与此期间中国报刊的生态变化有关。梁启超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此语虽略有夸张，但“《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3]却是可见的事实。“集成”、“求实”、“经世”、“萃”、“湘”等报，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冒出，将报业的星星之火转变成为遍布全国的燎原之势。

相较上海新闻纸，由中国人自办的“维新报刊”，自有不同寻常的气质。它绝非商业的产物，不追求利润，符合读书人轻视经济的一贯心态；它的风格，也不会与上海的轻佻小报苟同，而是要承担寻求国家富强的重要责任。它不仅要描绘惨淡的现实，还要告诉读者如何去改造这个世界，所以，偏向“议论”，就成为它的独树一帜之处。事实上，“文人论政”本就是儒者的精神所在，但借助报刊这一新式媒介，却是“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新一代自改革者的发明”。[4]张灏说：“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与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5]

这个评价，用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时代名流身上，可谓恰切至致，且相关讨论已卷帙浩繁。本书描述的主人公没有如此耀眼的光芒，他们大多处于追随位置，只偶尔借助报章发言，有的还是默不作声的无名之辈。不过，他们却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底色。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报刊读者的精神世界，哪怕只发生微小的波澜，聚集起来也有壮阔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