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变革中心的阅读、演讲与发表

维新时代的皮锡瑞与这场思想运动最为接近，特别是1898年从江西回到湖南以后，在“南学会”与梁启超等人共事的经历，可谓是他一生中最进步的时刻。

甲午战败的难堪挥之不去，但生活仍要继续。1896年春天，读书、作文、看报、讨论是皮锡瑞的主要活动。这两年来，他的心态变化很大——1894年以前，个人境遇虽不如意，但甚少忧国忧民；如今，平静只能留待追忆，现实世界充满了骚动不安。扰乱心情最直接的触媒，就是来自报刊上源源不断的“帝国主义”，让读书人神经紧绷，譬如，二月初四他的日记就写道：“见《万国公报》，俄与倭争朝鲜，俄已得手，利归渔翁矣。德国言俄假中国重赀，侵中国边地，大得利。其言可怕。又比中国于病人，更可愤也。”[6]

对“帝国主义”的怨恨，部分化作探求西方社会的动力，促进了对西学的阅读，部分转化为对朝廷的批评，滋养了政治的主体意识。四月二十一，看到报纸上朝廷借钱修缮圆明园的新闻，皮锡瑞十分愤怒：“时事更不堪问……有识者均有燕雀处堂之虑，而所行若此。今年花炮用数十万金，哀哉！”[7]这种激烈的情绪成为评判时事的主体基调，矛头直指当朝，“中国之官丧心至此”、“中国之官如此无耻不堪，安得不受制外夷”——此类直言不讳的咒骂，逐渐布满日记。

不过，此时的批评尚未在人心世界引起1900年以后的那种反叛。“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情怀，赋予读书人群体努力恢复社会秩序的责任。同许多人一样，皮锡瑞开始追寻中国的富强之路。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一个精神上的根本困惑，即为什么泱泱大国会败于虾夷岛国？日本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896年春，中国报刊正处于一个“空档期”，无力解答社会上普遍流传的精神困惑。尽管《万国公报》早就“敦”起中国的“政本”，但读书人对这份报纸没有表现出预想中的热情；[8]上海新闻纸固然因为战争而影响大增，但它报道的时事片段，显然对这一较为深层复杂的问题无能为力。精神世界的困惑，使读书人转向了当时还为数不多的西学书籍，以皮锡瑞为例：

三月二十一，阅《泰西新史》，云俄国与东方诸国近，习俗相似，衣皆长大，昏用媒妁，彼得出，始改从西法。

二十三，阅《泰西新史》，极言英法便民。

三十，阅《俄游汇编》、《中倭和战》等书及《中国宜改革旧法论》，颇得其旨。[9]

由此可见，由广学会出版、传教士所著的书籍，成为近代中国读书人了解西方的启蒙读物。有了初步的“他者镜像”，便会自然地产生“自我想象”。所以，当皮锡瑞读到“俄君主大权独揽、不设议政院”，认为其“其制度必有与中国合”，而中国变法不能“惟英人之书是信”；读到英国“先民与上争权，且酿成杀逆大乱”，便又感叹“变法之难言矣，今中国亦当屡及此”。[10]

经过一段时间的西学启蒙，皮锡瑞对世界格局已能建立起一定的感知：

予谓中国此时恐似土耳其，将来当似美利坚。美本土番，无所知，欧人开辟之，而彼卒自建国，不受欧人约束。巴西亦然。况中国之大，岂有终受制于欧人者？然不暂使欧人经营中国，则中国终不能变旧习、行新法。故天必使欧人暂至中国行之，将来有豪杰出而驱除，仍可为大一统之世。[11]

这段对世界各国历史的陈述，可能得益于阅读《泰西新史》，反映了他的世界知识的迅速增长。不过，他的判断却毫无科学精神——“帝国主义”是上天派来逼迫中国变法的，此后仍有大统世界。此种宿命论的逻辑，既与缓解精神紧张的迫切需求有关，又因缺乏可资利用的知识资源所致。

那么，使本朝重新焕发青春的变革之道在哪里呢？这恐怕是那个时候萦绕全中国读书人心头的思虑。八月初六，以探索这个根本问题为己任的《时务报》到达南昌，一下子就吸引了皮锡瑞：

阅《时务报》，其议论较《申报》殊胜。主笔者梁启超，新会人，云即康有为弟子。论变法，谓中国与前不同，不值泰西各国，犹可不变，今变亦变，不变亦变，将有人代变矣。此非《申报》所及。[12]

显然，与此前一直阅读的《申报》相比，《时务报》以“议论”见长，这正是张之洞所说的“识见正大，议论切要”，符合当时读书人的普遍期待。或又因梁启超“变亦变，不变亦变”与自己的想法较为契合，读来很有琴瑟共鸣之感，因此，《时务报》很快就成为阅读的首选，这也是当时许多读书人的共同选择。自此，日记中就隔三差五地出现阅读《时务报》的情形——“带《时务报》第三、四本归阅之”、“见《时务报》卷五、六”、“《时务报》阅至第九卷”、“见十号《时务报》”、“《时务报》九本已复阅一遍”、“倦时阅《时务报》数本，每日皆然”，显示了皮锡瑞阅读此报的连续性。

日记并未直截了当地表达太多的读后感，但片言只语之间，仍可发现《时务报》中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议论文字，对皮锡瑞的影响力。这些文字透露的思想，是他思考中国变革之道的参照。譬如，十月十八，“策问改作一篇，视前作颇畅，然恐骇世，未敢如《时务报》所尽言也”；十二月十九，“见示李观察手书，其议论与《时务报》略同，慷慨激昂，不知是由中之言否”。[13]。

时序进入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皮锡瑞再次从江西回乡，处理完一系列复杂的人情琐事后，他终于迎来一生中最光彩熠熠的岁月。1898年春，凭借深厚的经学造诣，皮锡瑞受聘家乡的南学会，得以和当时最进步的人士梁启超等展开交往，谈论时事、西学和变法事宜。在南学会任职期间，皮锡瑞公开发表演讲十二次，题目如下：

论立学会讲学宗旨、续论讲学之益、朱陆异同归于义利、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论交涉公理、论保种保教均先必开民智、论圣门四科之学、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论胜朝昭代之兴亡原因、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拒之法。[14]

仅从题目去望文生义，便可知演讲的内容为古今中西杂糅。事实上，他的讲学风格正是以传统经史为依据，目的是要寻找出中国变法的合理性。本来，他受邀负责讲授经学，但演说内容早已脱出传统范畴，各种时事、学会、群学、变法、平权、交涉、通商等都成为抒发的内容。

那么，这些关于新事物的知识来自何处呢？与梁启超等人的交往、阅读各类时务书籍（如《庸书》、《日本国志》、《西学书目表》）自然是应有之义，但维新报刊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譬如，他常在讲稿中安排“时事”内容。第六讲“论交涉公理”，就“增入一段说胶州事”；第七讲“开民智”，又加上“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之类的新闻。此外，诸如变法、平权、改革之类的新观点，受报刊的影响亦多。皮锡瑞1898年前后的日记，频繁出现购买、阅读《时务报》、《湘学报》、《经世报》、《渝报》的记录，这些主要以议论见长的报刊，提供了获取时务知识的新场域：

阅所携《时务报》、《知新报》——江西寄来者，梁卓如痛言中国变法，知讲求船只枪炮，徒为西人利；不知讲求学校、科举、官制，西人无所利于此，故不以此劝变法，其实此乃根本所在。可谓探源之论。

《湘报》刻予七次讲义，谭复生《治事篇》十篇已毕，论及平正。

《渝报》十本已略阅一过，宋芸子论时务尚切实，处处以《周礼》比较西法，与卓如言《公羊》不同。[15]

时值1898年春，向来作为读者的皮锡瑞，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与报刊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关系：他在南学会的演讲稿，全部刊登在《湘报》上，成为公开表达的政治见解。这一经历在今天看似平常，当时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没有报刊的时代，这些文字再怎样动人心魄，却也“往往具有很强的‘私人性’，是在不公开的文字中进行表达，也许年深日久之后才可被后人发掘出来”；而一旦这些具有相当政治色彩的演讲被报刊登载，就“意味着全新的表达方式”，[16]它打破了传统政治渠道封闭的纵向结构，横向地撒播到社会之中，被互不相识的读者同胞平等地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