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相关研究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很多。而在诸多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则最具紧迫性，因为犯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急剧上升的犯罪率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令政府、学者和社会人士担忧。总结学者的观点，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特点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四大群体性特征——双重性、边缘性、时代性和发展性。双重性主要表现为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希望过城市人的生活，但又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边缘性主要表现为他们不仅仅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而且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因此被排斥在城市之外；时代性表现为他们身上的种种特征是时代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产物；发展性表现为他们身上有着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征，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希望被城市人认可，而不愿意再回到家乡去。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也呈现出四大特征——低龄化、团体化、侵财性和报复性。

李锡伟（2010：第12～15页）通过对广州市人口以及犯罪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后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行为特征主要是图财、犯罪暴力倾向突出、犯罪随意性、流动性大，其中图财为首要原因，占到51%；团伙作案存在地域性、血缘性、集居性、从众性特征；身份特征主要是25岁以下的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作案的目的性特征有精神空虚、寻找刺激，对社会不满、寻求发泄。林彭等（2008：第29～34页）通过对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所辖各监狱服刑、年龄在16～26周岁、来自外省市且户籍在农村的青年服刑人员的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团伙犯罪明显，主要表现为结群性与从众性；侵犯财产为目的的犯罪比例占到81.0%；犯罪具有很强的冲动性和盲目性；暴力倾向突出，初犯较多，低龄化；而且犯罪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除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类型外，绑架勒索、抢劫汽车、吸毒贩毒等新型犯罪也日益增多。李然（2007：第10页）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归纳为以享乐为目的的侵财性犯罪较多、暴力性和报复性较强、犯罪的季节性较强、随机性和冲动性犯罪率较高、团伙化趋势明显。总之，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数属于“80后”和“90后”，年龄小、涉世不深，因此作案的动机很简单，主要为侵财，而且随机性很强，流动性很大；他们集中居住在郊外，相互影响并发展为犯罪团伙；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让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报复行为，如报复性抢劫和杀人等。

2.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在于一个“新”字，表明他们是与以前的农民工不同的一个群体，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他们有双重身份，他们是农民，但是他们在城市长大，或者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快速成长。他们走进城市，希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群隔离却非常严重。城市居民从心理上轻视、贬低他们，不尊重且不理解他们，对他们更多的是歧视、冷漠和排斥，在这种冷漠和隔离中，他们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范，从而走上犯罪道路。他们的参照群体是城市居民，但是体制因素使他们无法成为城市居民，角色落差导致犯罪。

谢建社（2010）通过对广东GGF监狱3230名获罪人员调查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息息相关。成长环境失利、家庭教育缺损、基本权利（健康权、生命权、劳动报酬权、民主平等权和社会保障权等）缺失等导致农民工走上犯罪这条道路。这其中既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内部因素，也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和谐因素，是社会失衡的结果。农民工想融入城镇，但是融入城镇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角色扮演成功者，顺利融入城镇生活；角色扮演失败者，其中一部分回到农村，而一部分则被送往监狱。吴鹏森（2008）通过概念辨析和理论解释后指出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根本原因。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个人与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解体；但是农民工没有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也不能嵌入城市社会结构中。迫不得已，农民工在自己的群体中建立了临时性社会结构，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张勇濂（2008）发现由于体制性因素和社会方面的客观原因，使得农民工进城后“显性利益”（经济利益）和“隐性利益”（政治和精神利益）均被“剥夺”，工作和生活均陷入困境，与城市居民相比内心产生了“角色落差”，被剥夺感增强，从而导致犯罪。李福芹（2010：第24～29页）从犯罪整合理论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社会原因是社会生存空间缩小（即从政府机构、民间、家庭和社会网络获得的社会支持匮乏），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约束力的缺失（家庭联系纽带和社会联系纽带的松散和破裂，传统社会对其约束减少），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缺失（基础教育薄弱，文化水平较低；个体信念的丧失，人生价值观的扭曲；职业教育不够，劳动技能缺乏导致的城市生存能力和机会较小）。

3.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已经不仅仅是农民工的问题，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农民工犯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现代化是农民工犯罪之源，因此我们要从现代化本身去寻找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策略。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民工服务站）、社会（建设社区和谐文化，关心外来流动农民工，营造社区文化亲和力，消除社会排斥）和农民工自身（加强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社会竞争力）几个角度去解决农民工犯罪。

张勇濂（2008）提出通过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深层次问题来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就业问题，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权利，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等策略，不要把农民工看作城市的“另类”，而是要改变管理理念，从精神上关怀、照顾农民工，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减少犯罪。李锡伟（2010）建议通过制度防控（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社会防控（利用政府力量，建立农民工服务站；加强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将农民工整合到城市社区建设体系中）和治安防控（以公安机关为主，同时发动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参与）等减少城市农民工犯罪。唐欢庆（2007：第42～45页）建议通过“文化善治”方法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以文“化”人，增强农民主体素质和自身竞争力；以文“化”嫌，弱化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冲击力；以文“化”邻，通过建设社区和谐文化，关心外来流动农民工，营造社区文化亲和力；以文“化”法，安排法制规范社会各主体之间的调和力。岳平（2009：第245～257页）建议在全国建立综合的户籍制度框架（即递进式户籍制度）、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与精神层面建设、发挥大众媒体和社区的作用消除社会排斥，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

以上研究主要是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去解剖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并没有将农民工犯罪融入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去解释。本文将新生代农民犯罪融入城市化和由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消费主义大背景中解读农民工犯罪。

（二）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

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年代的人都会颇有感触，中国城市在近3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消费革命。计划经济时代和当代已经分属完全不同的两种消费观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节俭的消费观——消费以够用为限度，以实用为目的；按等级序列消费，自己隶属于哪个阶层，就按哪个阶层的消费要求消费，不越界。而当代社会，不同的人群，出现了不同的消费观，如：节俭的消费观（崇尚节俭、实用）；大众消费观（按部就班、安于现状、不敢标新立异）；追求现代物质生活的消费观（重视符号消费、懂得享受，敢于追赶时尚和提前消费）；后代消费观（对小孩的关心培养胜过其他一切）；成就消费观（把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发展消费观（发展性、个性化、与时俱进性、健康性）。总之，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所产生的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目标。

中国城市社会的消费革命，请看“两代人的账本，两种生活滋味”。

衣：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衣服款式单一、颜色单调，不管是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山装”和“列宁装”，还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绿军装”，在那个时代，人们穿着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展现；而1983年，中国终于结束了长达30年的票证制度，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人们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时髦意识被唤醒，服装款式也开始向多样、颜色丰富、精致、注重细节、时装化和个性化转变。

食：计划经济时代，市民排着队、拿着票（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购买食品，柜台上物品并不充裕，食品要等着售货员给消费者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消费者没有自主进入柜台察看食品的权利。而在当代，在琳琅满目的超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出，可以自己在货架上选购喜欢的产品。因此，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已经从温饱型向方便型、营养型、保健型转变，食物从配给制、单一化向自由市场、多样化发展。人们经常出入餐馆，外出就餐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

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住房条件，只能按照工龄、职位等待单位分配住房，常常是一家四五口人挤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当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区，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住房产权获得方式、居住条件、内部装修、住房的舒适度、居住环境等得到了极大改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0平方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行：强大的自行车流，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一大景观。现代城市的滚滚车流，彰显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用：由第一代“四大件”（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向第二代“四大件”（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再向第三代“四大件”（电话、私房、小汽车和电脑）转变。

娱：从单一化的样板戏、跳“忠”字舞等具有意识形态的娱乐，向多元化的如旅游、卡拉OK、家庭影院、休闲运动等更私人化的娱乐和休闲方式转变。

“两代人的账本，两种生活滋味”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城市消费革命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自由，给人们带来了免于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让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带来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城市消费革命也带来了消费主义。消费革命使得社会实现了从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到以消费为主轴的社会的转型。消费在各种形式上已日渐重要并以其能力开始主宰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生产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不管是生产环节还是人们日常生活都围绕生产的逻辑来进行。而到了以消费为“主轴”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不管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一切围绕消费的逻辑进行。叶启政在《启蒙人文精神的历史命运：从生产到消费》中提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过去（马克思）看来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初级的，莫过于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现如今，似乎已经使得人们关心的重点从生产面向消费面转移。

城市消费革命使货币扮演了重要角色。市场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交换通过货币的形式来实现。货币增强了消费者的自主性，货币成为连接“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纽带，使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戴慧思认为，一个领域自主权增加，可能意味着对其他领域的制约。消费者在运用货币增强其自主性的同时，也受到对新奇的渴望、对消费的崇拜等这些潜在内心世界深处的意识的影响。人们普遍去追逐无限扩张的更高更多的消费，这种消费的目的，满足的主要不再是需要（need），而是“欲望”（desire）。消费主义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不断膨胀的、难以彻底满足的购买欲望和消费激情。消费主义将消费看作美好生活和人生目标，消费是自我精神和物质满足，也是人生目的。人生的意义就体现在消费的质和量：物欲的、满足的、感官的享受乃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因此，消费主义在当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内化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理念，成为他们的行为指南。即时满足、追逐变化、喜新厌旧等价值理念成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与此同时，以往被视为美德的“节俭”却沦为过时并亟须摒弃的旧观念。

消费主义并不是人们合理生活的追求。从个人层面来讲，消费主义超出个人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压抑基本生存需求而去追求高档、奢侈性的消费方式。从社会层面上，消费主义把超出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炫耀性消费和竞争性消费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普遍推行，消费的不平等加大了贫富差距并产生社会矛盾和社会排斥。消费主义不仅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身上盛行，也被新生代农民工看作其人生目标，从而使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三）社会资本^[2]

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布迪厄的概念本质上是工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体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来建构，它是其他收益的可靠来源（张文宏，2003：第23～35页）。布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摄取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张文宏，2003）。布迪厄指出了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即资源、网络和制度。

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两个个体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纽带，创造和积累社会资本可以为自己带来未来收益；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义务和期待、关系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

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则是，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强调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收益。显然，他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界定社会资本的。

波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受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等因素的影响。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要素：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

边燕杰（2004）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则是：“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在行动者之间可以转移的资源。任何行动者都不可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而是必须通过关系网络来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他提出，当从个体层面来研究社会资本时，可以分为三个角度：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大，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张文宏，2007）。因此，边燕杰从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资源三个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张文宏，2007）

国内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及比较早的是张其仔，他简单地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李惠斌和杨雪冬（2000：第36～37页）定义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内的个体通过内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后形成的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规范。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第88页）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张文宏（2003）指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网络位置、关系强度、嵌入性资源（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卜长莉（2005）指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文化为其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社会资本包涵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信任、非正式规则和社会制度等。在本文的分析中，把社会资本划分为基于个人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型社会资本、基于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参与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安排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给行动者带来利益和价值的资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