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程度学校”≠“中学”

在清华100多年发展史上，1911—1928年为第一个历史时期，即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时期。

对清华学校的程度，社会普遍存在以今视昔的误解，认为清华学校类似当下普通中学程度。实际上，清华毕业生始终保持高水平，达到了美国初级大学的程度。试举数例：

陈鹤琴：1914年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17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吴宓：1917年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1920年）、硕士（1921年）学位。

李权时：1918年入碧洛脱大学，1920年获得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叶企孙：1918年入芝加哥大学，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0年入哈佛大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陈岱孙：1920年入威斯康星大学，1922年获学士学位。1922年入哈佛大学，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博士学位。

根据1937年《清华同学录》刊载校友信息，统计清华毕业后进入美国大学年级，则看得更加清楚：(1)

吴景超曾考察指出，清华毕业赴美的学生“学文科的，到美国可以插大三，或大四；学实科的，有时可以插大二，有时还要进大一”(2)。由该表可见，1921年之前，清华学生大多数进入美国大学一、二年级。1921年开始，进入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始增加，尤其是三年级人数增加尤快。为了认识、理解清华学校college程度这一点，必须从清华学制说起。

清华在开办之初，清政府的定位是“游美肄业馆原为选取各生未赴美国之先，暂留学习而设……现经拟定办法，于该馆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级，并于高等科分科教授，参考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庶将来遣派各生，分入美国大学或直入大学研究科，收效较易，成功较速”(3)。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其学程以四学年计，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其学程以四学年计”(4)。

清华学校时期，清华学制八年（1925年成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除外）。但在八年内各阶段分期上数次变更。1911年2月颁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高等科与中等科各四年；(5)到这年9月，为了与学部颁行的中学堂暨高等学堂毕业年限相符，清华学堂即由“四四”学制改为“三五”学制，“高等科三年毕业，中等科五年毕业”(6)。当时在读的吴宓事后回忆，这次学制改革由教务长张伯苓推动进行。(7)在这次改革中，清华还降低课程难度，在当时，此事连同教务长胡敦复去职一事曾引起一次风波。

1927年，邱椿在《清华年刊》发表文章提到“到了民国元年，唐开生做校长，把清华课程改革一番。当时有许多学生反对他，说他把清华的程度改得太低，还闹了一次风潮”(8)。吴宓在其《自定年谱》中提到，这次课程改革是张伯苓取代胡敦复任教务长后实行的，并具体说明了如何降低课程难度。“张伯苓先生，又力言‘不可妄趋高深’，故课本悉皆改换，惟取简易”(9)。

这个时期，唐国安任校长、张伯苓接替胡敦复任教务长。因此，即使改革由张伯苓发起，也必定得到校长唐国安的支持才可能实行。因此，可以将邱椿、吴宓二人的判断结合起来考察。

从1913年下半年起，清华学制又改为“四四”学制，直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学生全部毕业。

可以说，清华学校时期，学校程度是完整的中学教育加大学一二年级，不单纯是中学，也非大学预科。

这种学制使得清华陷入“大学不是大学，中学不是中学”(10)“学生程度，能插美校何级，尚不能知”的窘境，(11)给毕业生联系美国学校入学插班带来不便。由于某些美国大学并不了解清华课程实际程度，High Shool的毕业文凭又不能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曾有美国大学教务人员发出“清华高等科程度能否与美国High School相敌，尚系问题”的疑问(12)。因此，清华学生联系插班时，或者出示清华英文章程等反复恳切陈情，或找在读中国学生协助解释说明。(13)如果某校此前没有清华学生就读而又对清华学生程度有所疑问，那么第一个联系该校的学生就会遇到诸多障碍。对于不能插入高年级的学生，只能从低年级开始，重复学习在清华已经学过的内容，造成时间浪费。而对于不能出国同学，由于在校所受教育不是完全的大学教育，走向社会后，就业发生问题。(14)随着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立足于本土培养大学本科学生，大学部学生不再毕业后公费留美；原来留美预备部随着1929年最后一批学生毕业留美而取消，这种“大学不是大学，中学不是中学”的问题自然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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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希珍：《清华留美学生之研究——以留美预备部学生为对象》，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第119页。

(2)吴景超：《清华的历史》，《清华生活：清华十二周年纪念号》，《清华周刊》社1923年4月28日出版，第8页。

(3)《外务部学部呈明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缘由（宣统二年十一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4)《清华学堂章程（宣统三年正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146页。

(5)《清华学堂章程（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146页。

(6)《游美学务处改行清华学堂章程缘由致外务部申呈（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151～152页。

(7)《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103页。

(8)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270～271页。

(9)《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第100～103页。

(10)费培杰：《学程标准问题　大学问题》，《清华周刊》，第267期，1923年1月13日，第62页。

(11)《本校秋季开学志事》，《清华周刊》，第286期，1923年9月20日，第16页。

(12)邓耀冠，黄宪儒，费培杰：《通信》，《清华周刊》，第268期，1923年2月9日，第51页。

(13)王天优：《为今夏来美诸同学进一言（续）》，《清华周刊》，第79期，1916年5月31日，第7页。

(14)费培杰：《学程标准问题　大学问题》，《清华周刊》，第267期，1923年1月13日，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