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有容乃大

生前受到万民敬仰，死后能够流芳百世，这是中国古代很多皇帝的目标，但遗憾的是，在五代十国时期（907—979）的55位统治者里，只有少数几位享有这份殊荣。李嗣源（867—933）死后庙号为“明宗”，意即开明的祖先，他是那少数几位里最为优秀的一个。他在同光四年（926）的军事叛变中登上皇位，尽管不合正统，但在接下来的七年半里，他凭借自己的丰功伟绩，不但让当时惊疑不定的大臣安心，且获得他们的爱戴，更重要的是，几个世纪后，独具慧眼的历史学家也对他的为人处事深感认同。在他去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慷慨地赞颂了这位五代皇帝，这是异乎寻常的：“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同样的赞誉出现在《新五代史》，在书中，文化沙文主义者欧阳修不得不承认：“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¹⁾明宗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正反映出当时人们热切期待一个高度负责的政府——合理的税收，适度的开支，贪腐现象减到最少，社会监管保持警惕——对一个并非天生当皇帝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切，足以证明他极其精明。⁽²⁾

作为沙陀突厥的后人，明宗一直致力于维持朝廷内外的民族和谐，这一点能反映在他的使命感上，用他的话说，是要“统华夷”⁽³⁾。沙陀统治中原已有好些年了，至于统治是否成功，其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明宗身上，尤其是要看他是否有能力调和中原内外各种民族关系。对明宗来说，要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桥梁并非易事，因为胡人对汉人而言，本身就是“非我族类”，更何况在中原内各地区之间、阶级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裂痕。他必须要求各色群体适度放弃自己的利益，以服务于更大的社群，亦即为了达成长远的目标而抛弃短期的利益。作为在史书中享负盛名的统治者，对他的遗产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他有效建立起了自己的核心班子，当中有实力超群的辅臣，也有雄心未泯的亲密伙伴，有像安重诲、石敬瑭那样的军事谋略者，也有像赵凤、冯道那样的文臣，他们助燃了他的雄心壮志，但也会适时劝止他的过分行为。本书虽说是明宗的政治传记，但对庞大的文武官僚集团，也会予以足够的关注，此外，对那些在他统治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配偶与亲属，我们也会讨论。如此，我们才能让这位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更人性化，让他的功绩融入时代的背景，更显真实。尽管明宗具有很多天赋，但他并非毫无缺点，然而，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努力并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也把自身缺点的影响降到最低。

明宗并非后唐的创立者，作为第二任皇帝，他承担了协调者和巩固者的历史责任——他要去浊扬清，在前任皇帝积极政策的基础上，设计新的制度并付诸实行，以为王朝开创物质丰富、社会和谐的万世之基。作为领袖，他显现出难能可贵的大公无私精神，并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这一点在以下文段中最能体现出来：

朕统华夷，不求奢侈，临食虑兵师之馁，授衣思黎庶之寒，……四方侯伯，皆朕忠臣；万国人民，皆朕爱子。⁽⁴⁾

他的这份声明为这个涵盖一切的政权展示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无论是各大城市中最有权势的节度使，还是穷乡僻壤里最为贫穷的农民，他们都是他的“爱子”。通过“四方”一词，明宗暗示着一种地理上的普遍性，这显得既严肃又夸张，因为这反映出明宗渴求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秩序，但当时南方大多数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北方。按照传统，一个国家的国祚是否绵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任皇帝的统治是否成功。短命的帝国，如秦朝和隋朝，她们的灭亡似乎不是因为创立基业的父皇狂妄乖张，而更是因为第二任皇帝德行有亏。明宗在宽容、节俭、魅力及自律方面，都能媲美唐代杰出的太宗皇帝，但太宗去世后，唐朝国祚延绵近三个世纪，而明宗的后人却在短短两年之内被消灭殆尽——这种命运似乎并不合理。命运还真是罪魁祸首之一：在明宗六十七岁时，死亡打断了他接近八年的统治。他的不幸不止如此，他的两名亲生儿子和一名养子围绕继位问题互相倾轧，这种冲突让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倍感失落，而后又使他身后的政治局势变得动荡不安。五代统治北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沙陀王朝就如此悲剧收场了，这同时也是明宗个人的悲剧，这位严于律己的皇帝唯一放纵自己的，就是对孩子们过分骄纵保护。后唐之后，另外两个沙陀王朝接踵而来，即后晋与后汉，但由于她们都缺乏像明宗一样有先见之明且怀仁爱之心的领袖，国祚一个不如一个。因此，五代沙陀权力的顶峰就是明宗的统治时期，而沙陀人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其最大潜能也反映在明宗日常的行为和长远的目光上。不久之后，他的族人也从中原的视野中消失了，这让今天重塑他们历史的工作成为一份近乎神圣的事业。对沙陀而言，他们留下来的只有历史。

北中国的五个朝代只持续了53年，就帝制中国的标准而言，这可谓时间飞逝，而明宗统治的八年时间，更只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沧海一粟。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位皇帝值得我们关注呢？在军人旷日持久地把持中国政治长达一个世纪之后，文官的权力在10世纪逐步复兴，明宗的统治正好处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为我们提供了文官统治潮流的微观证据。后唐在这一重要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尽管存在大量的材料，但却鲜有专著——无论是中文还是其他外文——对这一时期进行过单独的研究。五代时期，各国为了物质和人力资源进行激烈的竞争，最有活力的政权，往往通过侵袭小国，掠夺他们的人才，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后唐朝廷在其巅峰之时可谓人才济济，这正是她在占领中原核心地带前后，通过侵略来补充人才的一种反映，而且这种人才招揽方式不拘一格，不分阶级、文化、种族和地域。实际上，明宗招揽及挽留人才的方式让人印象深刻，这可以反映在他统治时期变节来归的人员数目上。这种对外招揽的成功，反映出后唐皇帝作为中原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广受认同，这一点是后来两个沙陀王朝——后晋与后汉所难以比拟的。而且，在五代时期，不但领土的疆界随时改变，民族间的界限也显得模糊，因为此时内亚民族要与汉族合作，故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跨文化磨合的水平与程度，这一点很像唐代统治早期备受称赞的第一个百年（这一百年经历了太宗、高宗、武后及玄宗的统治，可谓繁盛）。沙陀皇帝继承了唐的国号，也居住在唐代东都的皇宫里，这意味着他们认同了唐代文明的正统，正因为如此，在唐朝灭亡几十年之后，其传统依然继续被奉为圭臬。同时，我们见证了沙陀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君主制的过程，他们把游牧文化与宗教活动融入皇室生活当中，这有时候会让一些先知先觉的辅臣感到惊慌。正如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交流所反映的，在政治中优先考虑文化的认同与冲突问题，会时刻警醒他们并非中国的主体，尽管如此，这种考虑同样也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眼上展示出沙陀故事重要的一面——最终，他们会在政治上融入中国。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把五代看作一个历经丧乱的时代，但这仅适用于个别时期，而非整个时代。“十国”当中有九国僻处南方，总体而言，那里的遭遇要比北方好：军事冲突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也更为稳定，尤其是本地区几个最大的王国——吴、蜀与南汉——更是如此。南方各政权平均能持续四十多年，而同时期北方每个朝代，平均只能维持十年左右。北中国五个政权频繁更替，表面上看肯定不如南方稳定。同时，北方的中央王朝不但在内部受到各地节度使的威胁，南北两线边界的强邻也对它虎视眈眈。就减少边境冲突这方面而言，明宗对后唐的统治是可圈可点的。他的前任庄宗花了十多年来构建这个雄伟的帝国，并为明宗建立高效的政府打下最为重要的领土基础。三年后庄宗驾崩时，他的军队正远征四川，他过度的对外扩张，似乎早已超过一个起源于黄河北岸的帝国的自然极限了。明宗把更多的努力放在维持现状上，这让政府的收入有所增加，臣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⁵⁾对帝国而言，皇帝似乎雄心已泯：在西南，他逐步放弃了新获得的土地，而在北方，沙陀唯一的竞争对手契丹又得以加强长城以北的实力，并为他们后来进一步进攻中原腹地做好准备。而像南平、吴越这些附属国，尽管国土面积不大，但都给北方朝廷制造出不少麻烦。巴蜀地区到明宗统治末期，已被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了十年，此时它又再蠢蠢欲动，想宣布独立。明宗对国内事务的要求相对合理，而处理边界问题时，他也作风务实，从不好高骛远，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正是这些个人的美德，令他的历史遗产稍有逊色，他总是倾向于妥协让步，而非为原则而战，这让他经常否决如安重诲这样的鹰派人物提出的政策方案。

帝国的命运往往跟皇帝子孙的性格与能力交织在一起，但明宗与大多数伟人一样，遭受了一个悲惨的命运：相对他而言，他的后代并不顺利。他的长子李从璟死于同光四年（926）把他推上皇位的那场叛乱之中，此后，他致力于培养两个成年的儿子，期望他们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最为明显的是他对长子（以在生论）李从荣的训诫，后者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李从荣喜欢打马球，也能熟练地掌握并应用汉语。他亲手写出的诗歌超过一千首，并经常以诗会友，受到京城文学爱好者的追捧，但这种兴趣让他父亲很不安。⁽⁶⁾长兴三年（932）的某天，他向父亲承认，他喜欢哲学思考：“有暇读书，与诸儒讲论经义尔。”但明宗的回应非常谨慎，而非赞许，这让儿子大为沮丧。《新五代史》记载如下：

经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须硕儒端士，乃可亲之。吾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也。汝将家子，文章非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其余不足学也。⁽⁷⁾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次对话的另一个版本，当中明宗承认他在闲暇时间也喜欢听儒生讲经，尽管他没有机会正式学习（吾虽不知书）。根据第二个版本的描绘，明宗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反对儿子从事汉语文学的探讨，但无论是哪个版本，他们的交谈都有足够的象征意义。⁽⁸⁾这表明，皇帝关心族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害怕儿子对文学的自我吹嘘被揭穿而遭人耻笑。在对话中，他也提到前任皇帝沉迷汉文诗歌之事——此事发生不久，一切历历在目。显然，他想以此提醒儿子，作为沙陀领袖，如若过分沉迷于汉人之道，则会分心，不能履行传统的责任，尤其是战争时或者受到战争威胁时所应尽的军事责任。明宗提到庄宗，其实也在暗示，政治领袖特别容易受到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故意夸大自己才能以获取重用的谄佞之臣的蛊惑。明宗并没有贬低汉人之道的意思，也并非不鼓励儿子的文学追求，实际上，他是要提醒儿子，作为来自内亚的武士，他们家素有尚武的精神，这一点对维持权力非常重要，尽管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征服者到执政者的转变。为抵御汉族文化的天然诱惑，明宗为孩子们寻找一条界限，以保护沙陀文化的独立自主。他不一定能改变这个儿子的嗜好，但他的情绪肯定能为两种文化的平衡提供一种引导，一种他的继任者不能完全忽视的引导。

对明宗价值观的研究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出现在他与枢密使范延光之间的一段对话当中，这段对话发生在皇帝人生的最后一年，他质疑帝国在武装力量配备上花费过甚。两人当时正在讨论如何平衡对骑兵和步兵的投入，但对话后来却演变成皇帝质疑过去十年一直在执行的先军政策，他认为，相对于整个庞大的社会，军事投入确实太过优先了。皇帝首先承认，军中的战马从三十多年前的7000匹，增长到如今的35000匹，足足增加了四倍，这是增加国内马匹供应，以及扩大西方和北方马匹进口等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枢密使告诉皇帝，对一个骑兵投入的费用，可以养活五个步兵，显然，他想以此作为论据，支持国家投入向步兵倾斜。但这番话让明宗长叹一声，并说出令人惊讶的言论：“吾老矣，马将奈何？……肥骑士而瘠吾民，何益哉？”⁽⁹⁾此时，明宗对帝国骑兵的巨大发展已经贡献甚多，且之前并没有过多考虑这种投入是否有价值。幸运的是，明宗统治时期没打多少次仗，就算有，规模也很小，持续时间也不长，省下来的钱足以弥补对军事建设的投入。正是这一原因——当然，还有其他——让他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控制军事预算的时代，这反过来也反映出明宗在政治上信奉主流的儒家思想。

除了在军事花销上有所节制外，明宗跟很多少数民族领袖一样，平民化程度很高，他们更像同侪当中资格最老、也最为优秀者，而非从天而降的“天子”。他随意的风格使中国本土的帝制传统严重褪色。历史材料透露出这位皇帝在六十多岁时还保持罕有的出巡率。他经常流连于洛阳近郊的宗教寺院与名胜古迹，重临他从前坐落在郊外的官邸，视察私人农场与公共马场，宴请辅臣与生平好友，甚至随时跟被征召而来的工人谈话——这一切乍眼一看像是娱乐活动，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这一切实际上是要冲破中国君主制度的藩篱，同时保持草原统治模式中最好的元素。前任庄宗皇帝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是完全分开的，但明宗却大不一样，他经常出现在京城的闹市中，以至于他晚年身体变差不能出现时，会引起公众特别的关注。他也打破了当时皇帝的常规，离开京城到其他地方长久驻留了一段时间。天成二年（927）他去开封平定宣武节度使朱守殷的叛乱。尽管平叛军队不用多久就取得了胜利，但明宗还是决定在那里驻留一年，这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年以前，他的前任庄宗想亲自率兵进攻四川，但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最后他被迫把这一任务委托给他的枢密使郭崇韬。在开封期间，明宗想更进一步地往前推进，这次是要去魏州（今河北大名），但这次他同样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去魏州的问题上，他妥协了，但他还是坚持要留在开封，结果这次驻留的时间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离开京城的愿望有所减退，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威胁减少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自己的精力衰退。尽管这样，如此重要的先例一开，这位皇帝的行动会更加自由，而这个先例对他的继承者而言也是个正面的影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有所选择。

明宗频繁出现在京城内外，并非单纯为了要从沉闷的中国君主制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他要让自己融入中原王朝的民众当中，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故他渴望缩短与子民之间的距离。在过去两代，沙陀人就是通过团结北方边境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并且融合一大帮北方汉人，来巩固他们在黄河以北的统治根基，并最终征服中国核心腹地的。那些在征服中原之前早已声名显赫的内亚胡人，尤其是沙陀的本族兄弟，在征服中原后依然显赫，并在政府中担任军事要职，成为皇帝的私交好友。明宗还致力于改善京城里潜在的民族摩擦，于是他大幅启用汉人，不但让他们管理内政事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方面很有影响——还让他们分享军事征服的成果。明宗时代，众将军与节度使的人选，主要还是汉人。政府官员由不同民族的人担任，在定居与通婚等事务上也没有为不同种族设置任何人为的界线，这让沙陀的历史经历跟中华帝国后期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大不一样。因此，与四个世纪以前由拓跋鲜卑统治的北魏王朝相比，明宗统治下的沙陀更具自我意识，更懂保护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统治政策更加包容，如在军队等特定圈子中不再享有一些优先的特权。

两代人以前，王赓武先生在他的开山之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一书中，强调了五代对于10世纪中央与地方的斗争、文臣与武将的较量等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后梁与后唐两个政权。⁽¹⁰⁾中央朝廷的权威重新旁落到各地军事首领的手上，这一过程始于9世纪晚期唐朝统治逐渐衰退之时，但却在几代之后的后梁达其顶峰。后梁朝廷任命了好些专任官员，包括军事上的崇政使与财政上的租庸使，以减低各种额外开支，并要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后梁大多数相关改革的精神一直延续到后唐，尽管具体做法有所调整。但根据王赓武的论述，庄宗在控制地方军事势力方面的政策更为进取。明宗在信中也表明认同这种政策，并使之成为他统治前期较好的统治精神，然而在长兴元年（930），亦即他的统治中期之后，他完全抛弃了这种政策。王先生指的是征讨川蜀孟知祥失败一事，并认为此事极具象征性意义。在此之后，明宗默认了节度使对节度判官的任命权。王赓武注意到，明宗晚年缺乏了其早年的雄心壮志，他坚称：“事实上，无论是李嗣源在位时期的最后几年，还是其死后十五年内，内政改革都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¹¹⁾明宗在即位之前当过好几年的节度使，相比庄宗，他更能体会节度使的需要，因为庄宗没有这种经历。王赓武的研究可以提醒大家，五代中央集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在910至920年代有所推进，但在930至940年代又大幅倒退，在950至960年代才又重新出现，并最终为宋朝平定地方势力奠定基础。明宗是这一时期统治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但他为这一过程所作的贡献与其任期并不相配，而他的政策更是与之背道而驰。

通过对明宗的统治时期作更为仔细的研究，我们发现他表面上就地方军事势力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让步，但他不一定在原则上作出退让，实际上，他要预留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涉及人民大众的社会问题。诚然，在明宗统治后期，军事改革有所延缓，朝廷甚至还跟四川等敏感地带的节度使达成妥协，但此时，核心地带的地方军事势力远远不能威胁洛阳朝廷，长兴元年（930）以后基本没有军事叛变，这正能说明问题。此外，明宗此时也已经六十好几，如中国其他帝王一样，他逐渐关注自己将要留下的历史遗产，他知道，他是否能流芳百世，在于他能否有效创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否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以及能否引入法律和秩序，以代替各地节度使心血来潮的突然决定。皇帝新的关注点能反映在他自己之前的感慨上，在此，他把“肥马”与“瘠民”相提并论。他更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代表着一位职业军人的历史转变：从征战者到牧民者，从草原的战士到中原的皇帝。这个过程，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并融合的过程。

(1)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95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6页。

(2)　见曾国富：《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载《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

(3)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5《发号令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94页。

(4)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5《发号令四》，第694页。

(5)　见曾国富：《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

(6)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荣传》，第163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8，长兴三年十月壬子条，第9077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58《诫励第三》，第1766-1767页；卷270《文学》，第3067页；傅乐成：《沙陀之汉化》，载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319-338页，尤其是第331页。

(7)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荣传》，第163页。

(8)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78，长兴三年十月己酉条，第9077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58《诫励第三》，第1766页；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9《明宗戒秦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9页。

(9)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1-602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第577页。

(10)　请参见王赓武著，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五章及第七章，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

(11)　王赓武著，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170-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