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其人其地

沙陀族人

后唐明宗是沙陀人，其本名邈吉烈，成年后取汉名李嗣源。李嗣源生于唐咸通八年（867），其父名霓，乃沙陀军中一名将领，母亲姓刘；祖父名琰，祖母姓何。⁽¹⁾嗣源母亲与祖母的姓氏，暗示着他的母系很有可能有部分汉族血统。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在几个世纪之前，刘姓是内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采用的姓氏之一，如北魏时期的独孤氏曾改姓刘，而十六国时期的刘渊，更是匈奴人；而何姓在唐代也是来自内亚的“昭武九姓”之一。嗣源出生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那是一个离长城大概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也在那里成长至十三岁，那一年父亲去世，让他成为孤儿。他父亲是后唐献祖李国昌的爱将，也是地方军队中的精英。因此，双亲在去世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对嗣源进行锤炼，另一方面，十三而孤，又足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融入新的家庭。⁽²⁾后来，嗣源追随李国昌跟李克用，扎根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南。李克用的妻子跟李嗣源的母亲同样姓刘，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两位女士有家族血缘关系。此时李嗣源年华尚少，但他弓马娴熟，长于猎杀，这给李国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位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先侍奉于献祖左右，后又被安排到献祖的儿子李克用帐下。

嗣源到十七岁时已经骁勇善战。当他到达晋阳时，李克用的小妾怀上第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年近三十的李克用此时还没有男性后代，而嗣源正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很快就情同父子了。但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最早是发生在嗣源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之间的，嗣源曾经这样描述李国昌对他的感情：“爱幸不异所生”。⁽³⁾即使当中有夸张的成分，但这样的陈述至少暗示出养父对他的影响不异于他的亲生父亲。在那个战争年代，北中国边境的孤儿普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变成了李嗣源的机会，他因此得以融入晋阳，这个地方是山西中部的政治与社会中心，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更好地培养出报效沙陀部族的雄心壮志。嗣源在往后的日子里为这个收养他的族群作出了史诗般的奉献，这是因为他心怀感激，正是这个族群让他逃脱了一般十几岁孤儿的命运，使他没被遗弃，也没受奴役。嗣源长大后，成为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人，有时人笔记说他“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⁴⁾，暗指他从早年开始就不太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坚持终身。李克用的继承人出生于唐光启元年（885），他与嗣源相比，反差很大，且令人震惊：李存勖视权力和荣耀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为人极其傲慢、奢侈和自私。存勖与嗣源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长大的，但却走上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李嗣源是沙陀人，所谓沙陀，即草原中的大沙漠，有学者认为，这一民族乃与今天的土耳其人同种，更有学者认为，所谓沙陀，是从突厥语直译而来的。他们以游牧的方式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中古时代，这里属于中国的内陆。⁽⁵⁾然而，有关沙陀的历史材料最早乃见于唐代（617—907）。他们之前可能有别的名字，或者从其他族群中分裂出来，例如处月突厥，又或者她是由其他各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中包括粟特、鞑靼、回纥与吐浑。⁽⁶⁾很有可能，沙陀族是在其史前时期，由当时边境附近其他不同部落的人合并而成的。在整个唐代发展过程中，它逐渐成为朝廷的雇佣兵，这是唐代“以夷制夷”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让一部分外族去抵御其他外族对中国的入侵，而沙陀也心甘情愿地成为唐代这一政策的代言人。他们曾经从天山南北出发，游走于甘陕地区和山西北部，其活动范围之广，足以反映出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渗透性，在此过程中，他们贩卖牛羊马匹，这些牲畜他们自己消费不完，大多数用于南方的边境贸易。⁽⁷⁾突厥人统治那个多民族的边境地带长达七八个世纪，沙陀很有可能就是内亚突厥这个多民族共同体下的一个分支，但随着他们南迁，沙陀很快就发展成一个独特的民族部落了。有历史学家认为，沙陀人应该是会突厥语的，而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很有可能是从中演化而来的。⁽⁸⁾一些材料也偶然地暗示出明宗会说“蕃语”，这有可能是他本身的沙陀方言，但更有可能是突厥语的一种变体，而突厥语乃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通用语言。⁽⁹⁾

早期的沙陀人“尊重鬼神，沉迷占卜”，显然进行着一些与摩尼教有关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在7世纪隋唐统一中国之前的那个大分裂时代就已传入中国。⁽¹⁰⁾亲属死后给他们祭献牲口，也是源于这一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沙陀人并不只信奉一种宗教，如萨满教在他们当中也很有影响力。沙陀人敬天的行为，更体现在对自然的尊崇上，例如他们在丧葬中喜欢用动物——尤其是马匹作为祭品；明宗当皇帝时期作为消遣经常流连的一些景点，也被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减少人的痕迹。⁽¹¹⁾无可否认，汉人同样敬天，也同样占卜，但正如下文所谈到的，10世纪的汉人更倾向于认为自然的异象是可以预测的，而像沙陀这些北方民族则认为大自然变幻莫测，正因为如此，明宗常常会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反应过甚。

在某些史料中，沙陀被称为“沙陀突厥”，有时又被称为“沙陀三部落”，这说明他们最开始是一个多部落的联盟，后来才趋于融合与统一。沙陀的崛起，正伴随着8世纪东突厥的衰落。⁽¹²⁾他们的军队在9世纪中叶最多可能不超过三到四万名常规军，因为根据明宗自己后来的回忆，李克用时代“马数不过七千”⁽¹³⁾。但沙陀士兵非常“骁勇”，他们弓马娴熟，在战争中善于围城。事实上，他们最好的弓箭手能拉满硬弓，箭无虚发，敌人往往应弦而倒。⁽¹⁴⁾8世纪中晚期，沙陀反复依附回鹘与吐蕃这两大西北部族，直到唐朝统治的最后一百年这两大势力衰落之后，他们才正式归顺中央王朝。⁽¹⁵⁾随着沙陀往长城以南迁移，他们也从一个草原上的自治部落，逐渐变成唐王朝统治的一部分，这个发展过程用了接近一百年的时间，当中既有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冲突，但偶尔也有合作。⁽¹⁶⁾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之后，沙陀人在唐朝政府的庇护下，定居在长城以南的代北地区，至此，他们的势力基本游弋于太原平原往北至大同地区。在唐代，这一地区被称为“河东”（即黄河流域以东），尽管对当地人来说，“晋”作为该地区的古老地名更受欢迎。山西北部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比较适合这些游牧移民打猎和放牧，故此，沙陀人决定定居于此，并把这里发展为他们的根据地。定居河东有利于沙陀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因为在9世纪早期，唐朝的将领们喜欢招募这些勇猛的内亚武士来镇压帝国内部的叛乱，并最终把他们纳入一种世袭的庇护关系之中，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以唐朝政府利益为优先的关系。⁽¹⁷⁾

一些数据表明，沙陀战略价值不断增长的趋势愈见明显。据《旧唐书》估算，8世纪晚期的沙陀户口大概有六千余帐。⁽¹⁸⁾但这种估算是极其保守的：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内亚胡人和本土汉人会不断融入这一部族，故我们很难把单纯的沙陀人独立出来——但这正是人口估算的基础。而且，沙陀人实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从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早期，他们的人口可能增加了不止一倍，这一方面是因为来自草原的雇佣兵融入了这个部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跟其他内亚胡人以及中原汉人缔结了战略性的婚姻关系。到那时候，这一部族的突厥血统已经逐渐淡化，相反，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了半定居的族群。显赫的社会地位和重要的战略影响，让这些河东居民变成10世纪早期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势力，而与此同时，唐朝皇权旁落，帝国岌岌可危，并最终走向灭亡。此外，与中原王朝的战略联系，还让沙陀人的文化习惯得到改变，这其中包括文字的流传与使用，在此之前，沙陀人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甚至没有一个简单的姓氏。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之一，他在其中写道：“夷狄无姓氏。”⁽¹⁹⁾这肯定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欧阳修把少数几个民族的习俗概括为所有北方民族的共同习俗。但单就沙陀突厥而言，他们确实在形成民族并发展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开始使用姓氏，而这一举措似乎也是对汉民族习俗的一种模仿。就我们目前所知，他们最早的祖先名叫沙陀金山，其活跃时期可以追溯到唐高宗（649—684在位）和唐玄宗（713—741在位）时代。⁽²⁰⁾李嗣源义父的曾祖尽忠把朱邪作为族名，但后来一些史学作家将之误认为姓氏，故称之为朱邪尽忠。⁽²¹⁾尽忠之孙朱邪赤心（卒于文德元年，888）的名声更大于乃祖，他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受回鹘相掘罗勿之赂，率本部军队攻击回鹘可汗。⁽²²⁾尽管如此，赤心还是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放弃了他的突厥姓名，唐朝皇帝给他赐名“李国昌”。⁽²³⁾

唐朝政府对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往往给予最高形式的奖励，当中就包括赐予他们国姓与汉名，通常也会把他们纳入宗室谱籍（以之属籍），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但这种出于战略需要的举措，被额外赋予了文化层面上的意义：沙陀领袖象征性地成为了中国统治家族中的一员，并取得了相关的头衔与地位，但却失去了其独立性。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中央王朝这一特殊举措，并没有遭到包括李国昌和李克用在内的边境游牧部落的激烈反对，后者是前者的儿子兼继承人，他十几岁时就获得了自己的汉名，并一直沿用，从未改变，以致他的沙陀名字永远遗失在历史当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同样也有专用汉名的倾向。后唐同光元年（923），后梁俘虏王彦章冲口说出李嗣源的沙陀名字邈吉烈，这让他大发雷霆，尽管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将领，但还是气得把王彦章杀掉。⁽²⁴⁾几代以来，沙陀领袖们都为这一普通姓氏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一姓氏背后，是他们与李唐皇室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但热衷汉名与各种头衔，并不代表必须对唐朝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唐朝政府边境管理模式的美妙之处本来就在于多用萝卜，少用大棒，多慷慨赐予，而少镇压打击。此外，在本民族语言缺乏各种名字的情况下，沙陀认为必须发展出其他方式来定义他们的族群，并维持他们固有的文化。对唐朝政府而言，赐姓赐名只是安抚并拉拢边境民族的惯用伎俩，但对沙陀而言，这却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契机。

尽管沙陀愿意为唐王朝忠心服务，但也许是痴心错付，他们与唐王朝合作发展的步子慢得令人沮丧，甚至双方之间一些局部的猜疑有时也会引起武装冲突。从唐朝廷的角度看来，李国昌“恃功益横恣”，他在870年代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朝廷的不满，于是他被投置于北方边境之地。⁽²⁵⁾沙陀突厥甚至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遭到朝廷给予的一系列挫折之后，短暂撤回到更远的北方——蒙古高原的鞑靼地区。然而在一年之后，黄巢引领了新一波的叛乱活动，这无疑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最严重的危机，但这同时又给了沙陀另一个机会，让他们团结在朝廷的旗帜下，重拾信誉，成为朝廷可以信赖的雇佣兵：在中和三年（883）把叛军驱逐出长安的战役中，他们起了显著的作用：在沙陀军队的无情打击下，黄巢的部队溃不成军，被迫撤离长安。就在同一年，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856—908）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八岁。克用睿智地征募了鞑靼雇佣兵，并让他们和突厥伙伴们一起，给唐朝境内的残余叛军以最后的打击，并成功在一年之内把他们全部剿灭。可以说，没有沙陀雇佣军的帮助，黄巢的叛变有可能无限推进，尽管他们还不足以推翻整个王朝。作为回报，唐朝廷把李克用封为河东节度使，而河东所辖之代北地区，有大量沙陀族人定居。⁽²⁶⁾未来明宗的祖籍所在地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在代北的范围内。

李克用的母亲秦氏很有可能是汉族人，但她儿子的行为方式却植根于草原。他年少时就以善射闻名，甚至能够“见双凫翔于空，射之连中”，赢得喝彩；他后来一系列英雄式的行为，为他赢得了“独眼龙”的绰号。⁽²⁷⁾在十几岁的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李克用就已经参与他父亲的战斗，并慢慢成长为一位英勇的战士和深谋远虑的军事家。⁽²⁸⁾毫无疑问，是年轻时候的战斗让他失去一只眼睛，并获得自己的绰号的。⁽²⁹⁾尽管失去部分视力，但他的箭法一样精准，他对敌人实力的评估依然独到。克用在中和三年（883）继承了国昌的爵位，当中没有遭到多少反对，这很可能说明，父子相传的继承方式早在8世纪沙陀身处河东之时就被引入，尽管当时其他很多游牧民族更流行兄终弟及制。⁽³⁰⁾那时，克用已经年近三十，这个年龄足以让他在族人面前证明自己。

虽然李克用天资过人，但他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管理沙陀时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也许是有意为之，或惯性使然，他逐渐融入中原汉族的政治世界：他很享受被唐朝政府册封为晋王，这一爵位他将传给自己的儿子。然而，在李克用掌权的前十年，沙陀与南方的关系依然艰涩：京城长安里懦弱的君主常常为势所迫，在内政事务上轻视坚忍的沙陀李晋王的意见，同时骄纵一些足以对他构成竞争甚至威胁的节度使，例如朱温。朝廷甚至一度对晋采取制裁性的军事行动。⁽³¹⁾同时，沙陀频繁掠夺，有时是为了自卫，但更多是在要求政治认同与授权被拒绝后的一种发泄。如光启元年（885），李克用要求朝廷讨伐朱温不被批准，他转而率军助河中王重荣抗击朝廷军队，并进犯京师，“纵火大掠”⁽³²⁾。后来在结盟稳固之后，克用才下定决心保卫李唐皇室，其决心可以说更甚于帝国大多数汉族节度使，尤其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曾力劝唐昭宗剪除李茂贞，但昭宗始终对克用有所疑忌，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次克用息事宁人，没有率兵进犯京师，只是感慨朝廷错失大好机会，后来李茂贞的确进犯京城，但克用已鞭长莫及，爱莫能助。⁽³³⁾在此过程中，沙陀被其他内亚民族视为南方，他们的未来肯定会逐渐与中央王朝纠缠在一起，而跟北方的大草原渐行渐远。⁽³⁴⁾奇怪的是，新、旧两部《五代史》，以及五代制度汇编《五代会要》都没有在作品的最后把沙陀归入“胡人”之类，这跟《新唐书》很不一样。实际上，到宋代这些五代史料完成之时，沙陀不再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跟汉族有分别的异族。不管怎样，这一小群外来者最终融入中原，成为中原民族的一部分。

从李克用开始，沙陀人的活动基地就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中心，而他父祖的根据地代北，也在晋阳的辐射范围之内。这一地点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重要性，因为这里是隋朝皇帝的避暑胜地。也同样是在这个地方，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在隋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反隋，进攻京城长安。唐朝政府随后把晋阳提升为“北京”，以承认它在王朝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尽管唐朝皇帝们从来没有在这里管理过整个国家。唐朝的统治者会娶一些来自当地显赫家庭的女性为妻，这其中包括了高宗的第一任妻子王皇后，但她后来被另一个太原人武媚娘害死。⁽³⁵⁾后者后来成为高宗的第二任皇后，并打破了历史惯例，亲自以皇帝身份统治天下。她是一位强大的女性，其活跃的精神往往被归因于她故乡过去的多元文化。⁽³⁶⁾隋朝的统治家族同样也跟晋阳当地的精英联姻，并把他们好几个王子安排在这一地区的显赫位置上，当中包括了隋朝第二位皇帝隋炀帝。⁽³⁷⁾晋阳出皇帝和皇后的名声在五代达到了高峰，当时统一北中国的五个家族有三个来自这里——分别是后唐、后晋与后汉。该城池同样是北汉都城的所在地，这是十国当中的最后一个，独立且好斗，竟敢公然违抗宋朝政府的指令，一直负隅顽抗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把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放到统一进程的最后一刻。

李克用的责任感、忠诚感和荣誉感可谓根深蒂固，此乃一种植根于阴山武士文化中的价值观，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茁壮成长，故从小就对此耳濡目染，后来他又把这种价值观带到了他的新家河东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克用的义子李嗣源也同样拥有这些性格特征。家人和朋友都会记住克用可爱的个人品质，但他的同袍，尤其是他手下的军官往往因为要服从军纪，只看到他威严的一面。例如，《旧五代史》提到，“武皇性严急，左右难事，无委遇者，小有违忤，即置于法”，其中包括可怕的宫刑。⁽³⁸⁾同时，他的脾气相当暴躁，语言非常尖刻。他曾经仅仅因为弟弟李克修“性俭啬，供馈（军队）甚薄”而咒骂并鞭笞他。笞刑对身体的伤害，再加上辱骂对精神的摧残，让克修羞愤交加，最终突然发病而亡。⁽³⁹⁾这些故事说明，李克用对手下控制非常严格，包括跟他关系最铁的血亲。连自己的族人都不能在他的暴怒下得到幸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尽管专制，但也显得公正。正是政治上的霸气强势和生活上的多愁善感，让李克用成为后唐两位皇帝——庄宗与明宗的人生楷模，尽管前者缺乏父亲的个人自律，而后者则在处理家人和朋友的问题时，不像义父那样公平公正。

揣测李克用的脾气是需要技巧的，而这种技巧似乎只有一位将领能够掌握，他是盖寓。⁽⁴⁰⁾在一次偶然的外交事件中，盖寓与李克用的私人关系起了关键作用。⁽⁴¹⁾他懂得婉辞劝说，也会借古讽今，因而能够影响晋王，让他在瞬间的暴怒过后，可以自我反省，变得善于纳谏。他们的关系中更为值得称道的一面，是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持久信任，后梁的间谍曾经想离间他们的关系，于是偷偷诽谤盖寓，指责他忠诚有失，将要取代克用，但这些流言蜚语丝毫无损克用对他的信任。他们经常在对方家中饮宴，这不但让两人的私交更加深厚，更让两个家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所以，当这位武皇爱将在天祐二年（906）罹患重病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李克用“日幸其第，手赐药饵”。而在盖寓最终逝世时，克用大受打击，就如亲人逝世一般，尽管这两人很可能来自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⁴²⁾坚毅不拔的忠诚和多愁善感的魅力，足以抵消晋王的缺点——顽固与暴躁。克用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建立起他的核心班子，当中有男性的副手，也有女性的伴侣，这些人都能凭借各自的特点，对他作出平衡，甚至有利于他。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趾高气扬，相反，他的自信反映在他对战友的信任上。这些优秀的个人特质几乎都被李嗣源继承了。

李克用核心班子的中心人物是两位女性，一位是刘氏（死于同光三年，925），她是克用的正室，另一位是次妃曹氏，她为克用生了四个儿子。根据这两位女性的姓氏，她们很有可能是中原汉人，但血统不一定非常纯正，因为该地区的汉人长期以来都有与外族通婚的习惯，而根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姓曹的人也有可能来自一些北方民族。⁽⁴³⁾有关克用正室刘氏的家庭及族源，史料很少提及，但唐代晋阳地区确实有一个较为显赫的刘氏家族，故此，刘氏很有可能跟这个家族存在着某种联系。⁽⁴⁴⁾天赋聪明、才华横溢，往往会给一位上层女性带来自信。王国建立之初，可谓矛盾重重，而当时时刻陪伴在克用身边的女性，正是这位刘氏，她经常在政治与军事问题上给丈夫出谋划策，其果敢自信的作风，很像来自内亚的女性，如契丹主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后，也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过比刘氏更为年轻。⁽⁴⁵⁾刘氏更是常常指导皇室女性骑射之术，这种活动可以追溯到唐代早期，唐朝建立者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就曾组织过一支“娘子军”。⁽⁴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内亚，历史上皇室女性支持甚至执行这种任务的例子，俯拾皆是。

唐天复二年（902），梁军大举包围沙陀的根据地晋阳，在此一役中，刘氏夫人充分展现出其勇敢气概，以及在危机中独立判断的能力。此役之前，晋军已经丢失了一大片领土，这令李克用异常震惊，他甚至开始动摇，想要逃到北方的匈奴之地。他忠心不二且战斗经验丰富的义子李存信，此时也力劝他北撤。刘氏夫人首先质疑存信的能力：“存信，代北牧羊儿耳，安足与计成败邪？”然后，她又说服克用死守晋阳，抵御侵略者。她敏锐地指出：“今屡败之兵，散亡无几，一失其守，谁肯从公？北边其可至乎？”⁽⁴⁷⁾她的言辞合理，理据充分，最终不但说服克用，也让其他军官信服，当中包括另一位义子李嗣昭，他也力劝克用死守故地。克用最终下定决心，这让早已离心离德的士兵重新振作，很多离开了的士兵也重新归队，晋军人心恢复统一，这使得侵犯者孤立无援，最后逃去无踪。

到年近三十时，由于正妻无所出，李克用与侧室曹氏发展出亲密的关系。就如正妻刘氏一样，侧室曹氏也开始在李克用个人及政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她的“从容谏譬”在克用的盛怒之下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⁴⁸⁾她是后唐建立者庄宗的亲生母亲。根据史料记载，庄宗对母亲极为孝顺，她的去世，甚至让庄宗变得偏执狂妄，且喜怒无常。在生之时，曹氏对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并对儿子有极大的正面影响。按照沙陀惯例，她在儿子成为皇帝后，被册封为太后。刘氏和曹氏是李克用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出于对他的爱与尊重，她们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这是一段永恒的融洽关系，这种关系在妻妾之间也十分罕见，曹氏去世时年纪不算太老，而她去世的原因，正是过分思念早她一年而去的终生挚友。克用家庭的和睦有序，为儿子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当中包括李嗣源，他的亲生母亲也是姓刘，而他的皇后也是姓曹——也许这冥冥中也是嗣源和他义父一家的一种联系。

李克用还有另外一名妾氏陈氏。她祖籍中国中部偏南的襄州（今湖北襄樊），本是唐昭宗的宫嫔，昭宗为了向克用示好，于乾宁二年（895）把她和另外四名宫妓赐给了克用。⁽⁴⁹⁾作为大唐后宫的宫嫔，她肯定很有吸引力，据史料记载，她“才色冠后宫”，善于书法，为唐昭宗所爱；⁽⁵⁰⁾同时，她祖籍中国腹地，估计也跟克用生命中的其他女性一样，具有汉人血统。他们两人的关系异常亲密，唐光化之后，克用在军事上屡屡受挫，故常常独自思考人生，而此时得被召见的女性伴侣，就只有陈氏一人。显然，她没有孩子，起码没有生男孩，在天祐五年（908）⁽⁵¹⁾克用薨逝后，她离开了晋阳王室，到洛阳佛寺削发为尼，以此履行她很早以前对克用作出过的承诺。她重新露面是在明宗统治时期，那时她的新角色将是一位精神领袖，这也标志着她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尽管如此，克用并没有被她爱妾的宗教热情影响，他去世之时有何宗教信仰，我们已无从得知。⁽⁵²⁾

有趣的是，克用一生中几位主要的女性，尽管至少比他多活十七年，但却从来没有移情别恋，她们相互之间也一直保持亲密融洽的关系——这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非常罕有的关系。一个男人无论生前对自己的女人多么热情如火，但死后多年其在女性心中的地位并没减退多少，这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克用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个人品质，而这些品质也足以抵消他用情不专的缺点。⁽⁵³⁾综上所述，每位女性都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陪伴着克用，这三位女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而她们跟克用都很不一样。史书并没有用“绝色”等词语来描绘刘氏和曹氏，可见克用在选择妻子和主要伴侣时，主要考虑的并非其外貌，而是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才能，也包括持家能力。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内亚民族的家庭有着强烈的母子关系认同，这跟汉人社会强调父子关系的现象形成对比。⁽⁵⁴⁾李克用时代沙陀统治家族的经历，显然可以支撑这一假设，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往往是保育者，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儿子对母亲必须孝顺，哪怕母亲的话是错误的。

李嗣源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复制李克用的，他早年的生活也是非常简单，后来有一段婚姻，一大堆嫔妾，子嗣不算太多。此外，在他即位之前，他所操持的家庭也以和睦著称。据说，嗣源在战斗中收留了一些寡妇和女仆，这些女人最终被他养在家里，最典型的就是李从珂的母亲魏氏夫人。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一位新寡夫人和她的孤儿，并给了他们一个新家。他的动机最多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成员。他与梁太祖朱温的反差是非常显著的，后者惯于抢占弱小的妇女供自己发泄性欲。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李嗣源是个沉迷酒色的人。这也足以说明义父义母对他的影响，在家庭问题上，他以他们为榜样，处事细心稳重。后来他在洛阳即位为君，统治了北中国七年半，在此期间，他身为皇帝，本该享尽人间尤物，但却还是远离女色。他喜欢与原来的嫔妾为伴，绝非喜新厌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