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过去的一两代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们都会把单个王朝看作独立的整体，认为她们有独特的制度与身份认同。他们都喜欢关注一些主要的王朝，比如唐（618—907）和宋（960—1279），同时忽视一些过渡性的时代，如五代十国（907—979）。然而，最近几十年，人们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这些过渡时期，认为她们是前朝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后朝历史发展的基础。我关于五代的著作，包括一本正史的翻译（即《新五代史》的英译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和一本皇帝的传记（即《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都肯定了这一时代一些正面的变化，尽管它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混乱且倒退的时代。

我的第二本书《山下有风》在1995年1月交付给出版社，尽管它最终在1996年12月才正式出版面世。而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全力翻译《新五代史》（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已经开始着手一些零星的工作）。我在台湾中正大学教过两年书，这让我可以围绕着自己的工作去组织一些课程，并跟学生讨论相关注释。之后，我获得“蒋经国基金”的资助，这让我在2000年至2001年中，把一个学期的学术休假延伸到一年，也就是在这一期间我完成了译稿的初稿。这个资助也允许我在2001年3月在北京逗留的一个月里，邀请中国社科院的刘晓研究员逐字逐句地审读译稿。

众所周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于胡汉不同的文化习俗带有强烈的偏见，但这本史书依然保留了很多有关后唐的材料，尤其是其中的《本纪》、《唐臣传》和《杂传》。无论是中西学界，都对这个独特的统治家族关注甚少，特别是这个家族产生了很多个性鲜明的男女人物，而我两本关于后唐皇帝的传记，也是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写作而成的。此外，《家人传》这种独特的结构，允许读者在看到皇族男性成员行为的同时，也能看到其女性成员的事迹。而在其他王朝正史中，对这两种人群的记载往往是分开的。我们也同时发现了《册府元龟》的价值，而这本书现在已经出了点校本，这就让我们更加容易阅读了。

在我那本关于沙陀武士李存勖即后唐庄宗的传记里，我列出了很多沙陀统治者与汉族大臣之间合作无间的例子；我也特别强调了一点：五代各王朝的统治继续遵循唐代模式，尽管统治者们会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对过去的做法作出一些改变。然而，庄宗作为武士的天赋并没有延伸到治国上，他只统治了短短三年，就死在怨气冲天的乱兵手上。有关庄宗的著作，其实为我这本关于李嗣源（867—933），即后唐明宗（926—933在位）的传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前一本书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后唐建立之前沙陀人的征服行为，这就容许我在这本书里集中关注沙陀人征服北中国之后的时代，这一点肯定更加诱人，因为明宗后来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统治者。叛乱很少能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但因叛乱上台的明宗皇帝，其众多的想法与政策，无论在社会还是政治领域，都被证明是具有革命性的。

毫无疑问，明宗是10世纪沙陀统治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这一时代，三个沙陀王朝在连续27年里相继统治着北中国的中心地带。他最以熟练平衡沙陀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而著称，他为他的王朝走出了一条“中间路线”。与高度汉化的前任皇帝不一样，明宗识字不多，故在日常生活中，他与他的儿子们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文化自主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在政治上他与众多文武大臣通力合作，当中大部分是汉人，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其他民族。在边境政策上，他野心不大，也尽量避免长途跋涉去侵占远方的土地；如果他还是有军事干涉行动的话，其目的仅仅限于保卫本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偶像唐太宗，甚至他的前任庄宗，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面两位都曾推行过大规模的扩张政策。明宗不愿意把财富都推进战争的泥潭里，因为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故此，当条件发生变化时，他曾三次突然叫停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他宁愿牺牲皇帝的脸面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内政方面，他熟练地运用萝卜与大棒政策，对贪污及有伤风化的大臣他会判处死刑，而对诚实正直的大臣，他会以皇帝的名义予以嘉奖：他成功地平衡了儒家的道德观与当时时代所需要的政治与军事纪律。作为一位高效的管理者，他在宫廷开支上厉行节约，同时他还把国家的财政收入收归国库，不像前任庄宗皇帝那样放入自己私人的小金库里。他短短八年的统治时间被誉为“小康”，就是说这一时代物质丰富，社会稳定，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一方面是源于明宗个人以民生为先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提拔了一众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大臣来为他管治这个王朝，而他所提拔的这些宰辅大臣，其实也是他出众的政治能力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长河里，对于一个政权的寿命及合法性而言，后几任皇帝（尤其是第二任）往往比卓越的王朝创立者更加重要。他们巩固了既得的领土，并平定负隅顽抗者；他们为朝廷政治的良性发展一锤定音，也创立了持久而稳定的制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为开基创业的父皇收拾善后，因为后者若荒淫无道，就会让新生的帝国岌岌可危。唐代的太宗皇帝、明朝的永乐大帝，以及清朝的康熙皇帝都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在后唐，明宗也扮演着相类似的角色，他让高度紧张的王朝逐渐走向缓和。他的前任庄宗就很不智地任用宦官与伶人，以加强自身的权力，但这对朝廷行政机构的运作及当中的官僚政治都非常不利；他经常对军队轮换调防，并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日渐疏离强大的军事机器；他还永久定都洛阳，使沙陀武士们远离北方的故乡山西，而他在洛阳的统治，又只听任宫廷里的权势人物发号施令。明宗修正了庄宗大多数的政治错误，在个人生活上也没有庄宗那么挥霍无度，同时，他又以儒家的仁政治天下，并且相当尊重法治。在他之后的沙陀王朝，后晋与后汉，其政权是由跟他一样的军事强人所建立的，但这两个王朝很快就走向衰败，因为他们的继承者愚蠢幼稚，行事鲁莽。让明宗登上皇位的“兄弟相承”继承制源于内亚，但却更加适合五代时期北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境内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以及境外贪婪成性的北方强邻，都对中央王朝虎视眈眈，一有机会，他们将会见缝插针，从中取利。时代需要有经验的统治者，要担任王朝的第二任皇帝，明宗是不二之选，在同一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加适合。在尊重中国本土的法律与制度方面，他又超过了他的同辈们。

12世纪来临之前，沙陀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早已消失了，或者至少史料没再特别提到这个民族，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彻底汉化，融入主流的汉族，尽管还有一小部分人融入了其他民族。在中国悠长的历史里，北方的游牧邻居毫无例外，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但沙陀的历史显然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这一点让这个被研究不多的时代，以及这个鲜为人知的民族跟中国的大历史密切相连。沙陀人只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让一个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一部分是由于他们蔚为大观的功绩，这让他们被其他民族，如契丹，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沙陀族这种命运的突变，还跟她在成型期的一些重要决定有关，尤其是有关居住地的决定。在8到10世纪，他们至少迁移了四次。从最初的天山南北地区迁移到河西走廊，后来又迁到今陕西北部之盐州，最后迁到河东地区（今山西）的北部。公元923年征服北中国后，他们又从太原迁到洛阳，从黄河北岸迁到南岸。这让国家的领导层对中国核心地带的国情有更加深入的把握与了解，但同时，这种迁移也让沙陀精英们沉迷于中央王朝先进的物质与文化，其代价将是逐渐忘记他们自己的传统与习俗。最终，他们跟他们周边的汉人无所区别了。此外，不断往南迁移又产生了一些条件，让他们与北方游牧民族越隔越远，从而忘却自己的根，这一重要因素，在民族融合发生之前，就已加速了他们本族文化的进化历程。沙陀人的战略利益同样受到了这些迁移的影响。

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看，选择首都所带来的风险，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可能预测到的，10世纪的后唐也不例外。公元923年迁都洛阳，在当时看来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因为这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但从这第一步开始，沙陀对长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就不断减弱，这就为与他们竞争的民族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空间。几个世纪以后，蒙古人和满洲人都保留了两个首都，而他们的皇帝也坚持经常在这两座城市露面，这让他们在京城北京统治整个中央王朝的同时，也保持自己在家乡有足够的影响力，显然，他们吸取了沙陀人的经验教训。经常在家乡露面，也给蒙古人和满洲人留了一条退路，当他们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还可以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相反，当沙陀人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之时，他们的故乡天山早已被其他民族占领了。

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沙陀人还作出了另外一种妥协，这同样对他们在中央王朝里的政治命运影响深远，那就是在继承模式上的突然改变。明宗的帝位，乃从他的义弟庄宗那里继承而来，后者的兄弟子嗣都已去世。兄弟相承的继承制度，在内亚地区不但普遍，还非常必要，因为那里的人口死亡率很高。然而，兄弟相承在汉族社会被视为有违正统，故此，按照汉人的标准，明宗称帝似非名正言顺，尽管庄宗确实没有存活的血亲。一代之后，明宗安排他活着的最大的儿子继位，这很符合汉人的期望，但小伙子过于年轻，缺乏经验，未能保持王朝的稳定，而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面对政权内部的挑战者，这进一步证明，汉人的这种习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这种事实明宗主观上能明白，但却拒绝接受。

有些作者把沙陀的消失归因于他们统治以及后来居住在中原时所受到的文化同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强调中原对沙陀的影响。对本书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沙陀对中原的影响，本书将集中关注他们被记录在案的政治遗产，并适时增加一些文化和宗教的因素。例如，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就是在公元976年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的。他在反抗后周叛乱后登基称帝时，并没有成年的孩子；即便至他去世时已有成年者，他也正确地意识到他们不能担起大任。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宋代的建立者并没有固执己见，他参考了五代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后唐明宗与后周世宗的继位。讽刺的是，在这一时期，两次最不正统的继位——后唐明宗之于庄宗乃兄弟相承，且非血亲，而后周世宗之于其建立者郭威乃是一种收养关系——为那个时代产生了两位最为圣明的君主：明宗和世宗。把合理性放在合法性之前，这跟中国的君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在10世纪这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在我看来，这正是沙陀在总体上对宋代早期政治文化影响的反映，具体来说，这也反映了明宗带来的影响。

跟我那本有关庄宗的传记不一样，本书的结构乃以年代与话题相搭配。第三、第四章乃以年代为基础，目的在于强调明宗统治的八年里政治演变的过程。明宗统治时期共有两个年号，公元930年的改元，既标志着皇权实践的分野，也标志着朝廷人事结构的改变。编年结构有助于我们对这些变化的速度与规模有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我对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一书中所采用的话题式结构还是非常欣赏的。故在第五、第六章我也采取类似的结构与研究方法。

在为庄宗作传以前，我从来没有冒险进入过历史传记的领域，尽管我对史景迁的一系列著作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的书中，历史人物跃然纸上，读之如读最精彩的小说。我的小书肯定不能与他的相比，但我从他的著作中学会了一种能力，那就是让帝国舞台上的表演者变得更有人性，尽管官方正史的材料是非常缺乏人情味的。在历史学科内，传记被普遍认为是“历史之光”，然而，对皇室人物进行研究，往往会被现代史学轻视为“为帝王将相作传”。但讽刺的是，大清王朝覆灭100多年之后，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倒台70年之后，读者们越来越对那些时代的历史人物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读者。在西方，政治史与军事史已经迎来新的春天，这让如五代那样的以军事为主导的历史时期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我是学政治史出身的，但我的大多数著作都关注军事冲突或局势异常紧张的时代，因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会在这些时代中呈现出来。在接下来有关李嗣源的故事里，我们将会见证一个政权如何通过其内部联合，共同反对不孚众望的统治者，最终重获新生，恢复统治。

戴仁柱

2018年8月1日

于台湾淡水